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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2021-12-01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民族艺术研究

肖 华

(内蒙古艺术学院文化艺术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民族艺术是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在特定物理空间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共享的精神财富和审美情趣,是民族文化最为鲜活的缩影,是艺术传播历史进程中多元要素的生动再现。当下,民族艺术在坚守“民族性”、“艺术性”的基础上,创新新样态、创意新文本、创造新产品、形成新业态,民族艺术与文化产业不断融合。在此背景下进行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具有促成民族艺术本体延续,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重要价值。

就民族艺术本体发展而言,民族艺术面临着社会转型、技术变革、受众审美情趣转化等多元挑战,如何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适应时代发展是民族艺术安身立命之本。

从经济发展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种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经济欠发达而民族艺术资源丰富地区的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可以与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规划、文化产业布局等宏观战略规划相结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符合国家文化发展的宏观思路。近年来,关于中华文化的价值及传承,即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也有实事求是的路径指引。“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等。促进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国际传播实践看,民族艺术传播已经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既有通过官方渠道举办的“中法文化年”、“中国文化节”、“中华文化美国行”等活动,也有通过留学生、访学人员群体展开的民间艺术交流。同时,我国有大量的民族艺术资源存在于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相邻的地理位置以及历来频繁的社会文化交流,使得边疆地区的艺术传播更容易突破空间的限制,降低文化折扣,与邻国人民在艺术审美上形成共鸣,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继而助力多方在文化、经济、科学、技术多领域的合作共荣,形成良好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

目前,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后续,民族艺术理论研究要更为积极地响应时代变局,为民族艺术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对当下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整体研究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研究的几点思考。

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是在现当代民族艺术综合研究框架下进行的,民族艺术研究意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化、民族艺术理论研究框架的逐步确立、民族艺术实践研究的素材积累等,为民族艺术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民族艺术存在的小型化社会、边缘性族群特征,初期该领域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在西方,二十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消解,理论界逐渐关注民族群体,民族艺术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提出构建世界美学的后现代话语,使得东西方美学、各民族间美学的沟通、对话及整合成为可能,从而颠覆了传统艺术研究的范式,民族艺术和审美文化逐渐受到关注。

在我国,现代意义的民族艺术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论证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与民族艺术的关系,开启民族艺术研究之滥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艺术进行研究的多为人类学、民俗学和艺术学领域的学者,形成了《美术的起源》《文化人类学》《歌谣论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西南采风录》等一系列民族艺术直接或间接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民族艺术的理论渊源、基本范畴和价值构成,直至二十世纪中期,民族艺术研究理论框架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成果逐渐丰富,研究更具体系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逐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受到影响,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关于民族艺术的大众传播、民族艺术的当代审美价值确认等议题关注度持续升高,此时,由于欠缺对应的研究对象,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研究鲜有产业视角。1998年,文化产业司成立,2002年“十六大”提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分,文化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新时期,民族艺术在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面临新局面,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研究迎来机遇与挑战,对应研究伴随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布局进一步深化。

民族艺术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性,伴随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形成大量研究成果。根据研究的选题和内容,可以从民族艺术的本体研究、现代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艺术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教育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族艺术的本体研究

这类研究是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民族艺术研究视角和路径拓展以及民族艺术在文本特色、审美特征、传承规律、社会功能等方面微观问题的具体探讨。

前者如艺术民族志研究,近年来涌现出《“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音乐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文性渗融关系》(杨民康,2020)、《构建“艺术人类学”话语体系:理论、方法与实践——基于<书艺术: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的学术思考》(欧阳邵清,2019)、《艺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发展新方向》(孟凡行,2019)、《地方性、地方感与艺术民族志创新》(孟凡行,2018)等大量关于艺术人类学理论和艺术民族志研究高质量的成果。“随着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将艺术纳入特定社会群体是当下艺术人类学发展的方向。”[1](110)从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角度进行研究即拓展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空间,又丰富了民族艺术理论的学术话语。后者主要是对民族艺术进行微观探讨,从民族艺术整体或者不同艺术门类两个维度对民族艺术本体进行阐释。如《少数民族文化在艺术中的发展》(周晓霞,2020)、《民族艺术的认同空间:文化景观与地方表述》(罗瑛,2019)、《从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共融性看中国声乐艺术的未来走向》(朱琳、杨岩,2019)、《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本体回归》(李梓郡,2018)等。这类研究往往以人类学、艺术学、美学、文艺学、哲学理论为基础,对民族艺术本体进行细致的微观探讨。

民族艺术的本体研究或者研究主题更为宏观、或者研究对象更加复杂,研究往往缺乏参照体系,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前沿意识的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类研究的结论往往不直接作用于艺术实践却又深刻影响艺术实践,是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研究的轴心,围绕该领域后续仍需积累最新成果。

(二)现代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

现代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研究围绕新技术、城镇化、视觉文化等因素展开,新技术背景下的民族艺术研究尤为突出。例如,刘桂珍(2021)在《基于未确知测度模型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数字化》通过实验方法,探讨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数字化整合,结果表明“基于位置测度模型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数字化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有更高的存储效果和便捷性。”[2](120)韩东晨(2020)在《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艺术数字传播平台研究》中阐释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艺术数字平台的建设与研发路径,研究是“对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艺术数字传播展示领域的全方位提升与突破。”[3](126)孟庆波(2018)在《网络媒体视阀下少数民族艺术活态传承路径研究》中探讨了数字媒体技术在少数民族艺术活态传承中应用的可行性和策略,认为“我们对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也应该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技术促进民族艺术活态的保护与传承。”[4](82)任小军(2016)在《多元化传播媒介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艺术的传播途径》分析了多元传播媒介环境下民族艺术传承的困境与突围,并提出“一定要牢牢抓住新的传播媒介带来的传播优势,努力拓展更多的少数民族艺术传播途径。”[5](84)

全球正在经历由互联网科技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已经影响和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带动社会转型,各个领域的大洗牌已经开始,民族艺术也要在变局中求发展,现代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的最新研究紧跟行业动态,与技术接轨,与时代同步,后续仍然大有作为。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艺术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艺术集中于对民族艺术国际传播整体或者局部研究,从全球视域或地区视域、民族艺术整体或类型化民族艺术入手,形成了多元的研究主题。例如,吴晓璇(2019)的《“一带一路”视野下新疆舞蹈审美》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一带一路”视域下新疆舞蹈的柔和之美、狂野之美、孤傲美和沉稳美。戴钦、帅晓军(2018)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策略研究》中,从创新作品、人才培养、坚守文化阵地等角度提出建议。喇浩钊(2016)在《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对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时代价值、战略与路径进行具体研究。翁再红(2016)在《从民族艺术走向世界艺术:论跨文化传播的“三重门”中》认为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民族艺术文本要经历“从‘遴选’到‘转义’再到‘输出’”[6](184)处理,为民族艺术国际传播文本创意、重释和呈现提供方向。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艺术研究探讨民族艺术的国际传播,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然而与其他几类研究相比,民族艺术根植于特定地缘环境,其国际传播难度较大,文化折扣现象明显,加之民族艺术国际传播渠道有限、进展缓慢,尚未打造出知名的民族艺术国际品牌,民族艺术的国际传播研究缺乏有效立足点;同时民族艺术传播研究要求学者具有民族学、艺术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多个学科知识储备和特定的语言能力,条件较为苛刻,使得该类研究总体上数量不足、高水平研究相对较少。

(四)民族艺术的当代教育

就民族艺术的当代教育而言,研究从新语境下民族艺术人才培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如胡智锋(2021)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戏剧与影视学科创新发展的若干思考》中认为戏剧与影视学科要“开拓新思路、梳理新理念,积极推进学科的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传承与创新等。”[7](1)孙立军(2020)在《新文科背景下的电影学科建设创新思考》对电影学科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建设等提出思路。后者如李明、金月仙(2019)在《民族高校艺术设计创新创业教育微探》中以延边大学为例,具体介绍了民族高校艺术设计创新创业培养模式结构体系的构成和机制。吴智雪、李晓芳(2019)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数字媒体环境艺术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考》中详细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数字媒体在环境艺术教学中的应用情况,并提出教学体系建构的具体措施。

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扩大知识生产与培养人”并“同步实现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8](8)作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高校的教育教学要立足新环境、满足新要求,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有对民族艺术教育在学科发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的理论思考,也有新技术、新方法下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探索,为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针对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共性问题分析看,已经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成果。未来,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应当围绕国内、国际现实环境展开,就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研究的实践价值而言,伴随新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以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程提速,加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国际社会多元挑战加剧,民族艺术生存和发展的场域呈现动态化特征,从而向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未来一段时间,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原生态与市场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民族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会相当尖锐,民族艺术的市场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民族艺术人才培养受到挑战,为此,研究需要认清形势,顺势而为,趁势而上,为新时期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实践活动助力。

(一)深化新技术背景下民族艺术创新研究

技术发展深刻的影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技术给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提出新的挑战。对于民族艺术而言,新技术为其创新提供了契机,可以从民族艺术作品创意、呈现、传播、产业化发展角度探讨新技术的影响,涉及新技术背景下民族艺术资源库建设和检索、民族艺术的数字化再现、民族艺术的多媒体传播、民族艺术IP的多元衍生等多个领域,通过密切关注行业动态,了解与民族艺术相关的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信息,及时探讨新技术与民族艺术结合的思路和方法,探讨民族艺术新技术条件下的呈现方式和应用途径,让民族艺术与时代同呼吸,与世界共命运。同时,在深化新技术背景下民族艺术创新研究的同时,仍然要有所坚守,当理想被耻笑、崇高被娱乐时,理论研究要“直面文化产业热点事件、敏感问题和新闻舆论,对各种不良现象、负面影响积极发声。”[9](60)认真聆听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对人类技术依赖的警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中用好新技术。

(二)注重融合视角下民族艺术经济价值开发研究

民族艺术不是孤芳自赏,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感染力,同样具有经济开发潜力。以融合视角思考民族艺术经济价值,可以最大限度挖掘民族艺术潜能,为此,民族艺术经济价值需要借助于科技和创意“鸟之两翼”来实现。对应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积极探讨民族艺术的业态创新、产品改进、市场深化、消费激发等市场目标,强化民族艺术发展深度,另一方面,深入研究民族艺术发展与旅游业、传媒业、加工制造业、特色小镇产业的融合思路和方案,拓宽民族艺术发展广度。并且从相关政策配套、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支撑、产业主体培育、服务平台建设、金融体系完善等方面入手,探讨保障机制,深挖民族艺术经济价值。

(三)注重“一带一路”民族艺术传播体系建构研究

中国文化走出去,民族艺术绝不能裹步不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严重污名化,国家形象被西方“他塑”,“东亚病夫”、“黄祸论”、“中国威胁论”,西方势力构建了外部世界眼中的中国,民族艺术国际传播的环境还很不友好,我们对世界“中国热”的判断与世界对“中国热”的直接感知并不一致,[10](1)还有较大的落差,为此可以通过民族艺术“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从而沟通不同的价值理念,消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敌意和歧义,让世界了解中国。

民族艺术国际传播与本土传播在场域的差异给传播活动带来挑战,与其面面俱到,不若另辟蹊径,深挖国内、国际民族艺术对外传播经典案例,以点带面促进思考、指导实践。从国际环境综合考量,着眼当下,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入手,加强研究民族艺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力度和层次,深入研究形成创新化、统一化、规范化、协作化、专业化、学科化、人本化、大众化、技术化、国际化的民族艺术国际传播体系思路、战略、条件、方向、路径等,为民族艺术走向世界、民族艺术国际传播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

(四)加快新文科建设中民族艺术教育研究

民族艺术教育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教育领域的局部问题或具体问题,针对民族艺术教育高屋建瓴的全局性研究成果不多。2018年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后,浙江大学启动“双脑计划”、北京电影学院开设“阿达实验班”,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积极探索新文科下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些高校成为中国新文科建设的先锋。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标志着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启动阶段,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教育要同步于时代,必然需要介入“新文科”的改革活动中。新文科相对于传统文科,“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而近年来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实践活动紧紧围绕“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11]展开,理论支撑同样具有交叉和深度融合的特点,与新文科建设高度契合。为此,民族艺术教育研究在延续以往的学术路径同时,应积极展探讨新文科背景下民族艺术教育问题,为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输送大量对口人才,繁荣民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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