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萍，马治军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对于李洱小说及其评论而言，“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词；李洱集十三年之力于2018年底推出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更是向读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群像。如何理解李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视角、知识分子精神及其价值，《应物兄》的推出，无疑呈现了解读李洱小说知识分子精神的新标本，也开启了深入追溯其创作原型和精神价值的新路径。本文以《应物兄》为基点，回望、追溯李洱小说中知识分子群像的精神轨迹和文学价值。

一、李洱前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图谱

无疑，在李洱小说创作的历程中，“知识分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既体现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一种呈现视角和认知。即便在李洱极少创作的非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如曾引起众多关注、被看成是乡土小说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仍然渗透着知识分子的体悟和省察。检视李洱前期的创作，其关注更多的是消费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丧失自我、苟且卑琐的生存状态。在李洱反讽式冷谐的笔调下，其前期作品中知识分子群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卖弄学识却行动无力的悬浮者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在社会历史中往往是启蒙大众、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标杆和行动规范，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迅速边缘化，其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启蒙性和引导性受到质疑，前后地位的悬殊使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徒有学识却行动无力的悬浮者，他们不得不、甚至间或是悠然地在失落感和空虚感的交合中苟且偷安。在李洱的小说中，《饶舌的哑巴》中的费定，《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葬礼》中的华林等，便是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典型。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人生经历很不同，但他们在繁杂琐碎的生活中显露出行动上的无力却如出一辙。

在《饶舌的哑巴》中，李洱塑造了一位在生活中不断饶舌的大学讲师——费定。他经常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做语言学分析，喋喋不休的言说不仅没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反而最后在无限的饶舌中被学生们轰下讲台。对费定来说，喋喋不休的语言是他思想的体现，但正是这喋喋不休的无意义言说，让他彻底沦为哑巴，事实上是言说的无力。

《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同样是一位才识广博的大学讲师，但其擅长分析的却是生活中无意义的细节。费边擅长用高深的语言装点生活，但是他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没有任何指向意义。能将尼采、柏拉图等大师们的哲学信手拈来，但这些学说是他攻击对手或者获取什么的手段，而他自己则沉浸在语言的自我满足中。费边常常和一群知识分子在家里聚会，讨论的话题虽不乏有实质性意义，如创办刊物，但因为无法取到大家都满意的不同凡响的名字而被搁置，这场本来充满意义的办刊行动，最终在精妙的分析中烟消云散。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看似充满激情，但剖开哗众取宠的面纱，行动上的无力便呈现无疑。喧嚣的知识和语言不能成为证明自身存在的工具，人生在看似“高深”的学识卖弄中悬浮着。

(二)深陷琐屑生活无法突围的绝望者

与五四以降那些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启蒙者和救亡先锋迥异，也与20世纪80年代忧国忧民、勤勉激越、追求多元的知识分子群像不同，李洱前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抛开圣洁的精英光环，消融在世俗的生活场景中，变得平庸堕落，苟且于世俗。无论是《导师死了》里的主人公吴之刚教授，还是《遗忘》中的博士生导师侯后毅，都深陷在琐屑的生活泥沼中左右徘徊，无法突围，只得用死亡或者向历史追溯身份寻求新生的机会。

《导师死了》中的吴之刚是学术界新一代的翘楚，然而在社会生活和婚姻中，却是一个装聋作哑的失败者。他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突围或逃避这种人生状态。但无论是学术上的追求，还是爱情上的努力，抑或是装病住进疗养院的逃避，都没能得到精神上的救赎，反而把自己推向又一层深渊，甚至在疗养院失去了自由，彻底宣告了突围努力的失败。在冰雪开始消融的初春，他像一只大鸟从疗养院教堂的穹顶上跳了下来。在这里，吴之刚不再是肩负国家和民族使命的中坚力量，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无法突围的绝望者、可怜人。

如果李洱在《导师死了》中高调宣布“导师死了”，是让吴之刚以死表达对突围无路的绝望，那么，李洱在1999年出版的《遗忘》中塑造的历史学家侯后毅，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现实突围无果、企图通过重建自我身份寻求新生的另一个典型。导师侯后毅作为历史学专家，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竟荒谬地让学生冯蒙考证出自己就是夷羿转世，企图通过历史身份曾经获得的荣誉来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毫无疑问，这种荒谬的考证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侯后毅企图通过历史身份的重新建构来逃脱现实的行为，只是跳梁小丑的把戏。遗忘今生，逃避现实，并不能让侯后毅、吴之刚这类觉醒但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走出庸常现实的困境，只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成为无法突围的绝望者。

(三)丧失立场随波逐流的沦陷者

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裹挟进驳杂的经济社会，为了生存，一些知识分子或自愿、或被迫向物质和利益妥协。在李洱的前期小说中，知识分子逐渐褪去精神上的孤傲，把知识语言彻底转化为物质和利益，完全褪去了道德感和耻辱感，成为丧失立场随波逐流的沦陷者。这类人物在李洱笔下以《抒情时代》的张亮、《从何说起呢》的美学教授丁宁等为代表。

在《抒情时代》里，讲师张亮有知识有能力，经常像《午后的诗学》里的费边一样出口成章，但他的全部才情都放在了与别人的钩心斗角上，“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至理名言是他为自己及时行乐找的借口。他很会为自己自甘堕落的行为找理由，认为生活本是无意义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张亮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更遑论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他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洋洋自得，俨然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弄潮儿。

而在《从何说起呢》中，李洱更是将沦陷在欲望场域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辛辣无比。在通往病房的狭窄的电梯里，美学教授丁宁对出版商季宗慈大谈特谈学术上的方言以及自己的思想倾向问题，而目的只是希望通过巴结出版商，为炮制的美学史寻求出版的机会。很明显，知识分子的孤傲，在李洱的嘲讽中消解殆尽——“他们站在一起，就像相声演员中的捧哏和逗哏”[1]。“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人格上已经背离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完全沉溺在当下欲望化的生存现实中，他们与世俗生活和睦相处，在世俗层面谋得利益，并为之全力奋斗在都市的角角落落。”[2]226

二、《花腔》的理想与超越

在李洱铺陈的费边式知识分子谱系之外，《花腔》及其主人公葛任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可以说，李洱假借葛任这一形象寄寓了对知识分子另一维度的存在之思。有论者指出：“作者对葛任与‘个人’之间的隐喻，即《花腔》中的葛任其实是指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3]从这个角度看，毋宁说葛任是无数在驳杂现实中坚守自我、追求个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花腔》的叙事在李洱众多的小说中独树一帜。作者围绕主人公葛任的生死，借三个讲述者展开了一场众声喧哗的追述。小说选取当年曾参与“阻杀”葛任的三位当事人，在不同年代分别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与葛任相关的事情，构成小说正本的@部分，并让葛任的后辈“我”搜集相关史料，对叙述者的言语和葛任的生平进行考证和补充说明，组织成&部分，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对葛任形象的描画。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葛任一直存在于别人的叙述中，从来没有直接在读者面前发声。在文本中，葛任始终是沉默不语的，处于被他人言说的无声状态，他的人生经历在不同叙述人各带目的的讲述以及“我”的考证解析中到处充满疑点，连具体是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战斗，还是死于特务之手，或者在大荒山病逝，这一基本的历史真相都扑朔迷离。这样的叙述意味着：对葛任的个人印象，幼稚天真或者果敢坚强，都是讲述人遵照个人经验做出的主观评价，而与葛任本来的面目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洱构思文本的方式取消了葛任作为“个人”的独立性，成为事实上的无言者。

有意味的是，虽然李洱安排三个叙述者和“我”把葛任放置在驳杂的历史追述中，变成事实的无言者；但是，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等叙述人对于葛任复杂甚至矛盾的追述中，有一点出奇一致，那就是葛任对于生死的超然态度。显然，李洱试图是借这一特殊的叙述方式对葛任的“个人性”进行解构和建构。也就是说，李洱把葛任放置在众声喧哗的讲述中，看似是对葛任作为“个人”的独立性的解构，但同时又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对葛任的“个人性精神”的建构，即通过三个人各带目的的驳杂、繁乱讲述，展示葛任寻求自我的执着。

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诗歌《谁曾经是我》，是对葛任作为独立自我时“个人性”的称颂。在后期隐居地大荒山写出的《蚕豆花》，更是对他历经风雨还坚劲地追求“个人”主体性的绝唱。虽然前后两首诗歌仅是标题和内容的部分改动，但是在所有人为了活着而四处小心翼翼的年代，葛任能始终无惧生死、保持自我，无疑体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风雨飘摇、命如草芥的年代里，葛任依然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在生死关头不仅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尊严，甚至用付出生命的代价捍卫了“自我”，守护住了不卑不亢、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无疑，葛任的存在，是李洱借以对现实中知识分子精神普遍侏儒化的批判和讽刺，同时也是李洱对坚守个体精神、未曾向世俗权势低头的知识分子书写的赞歌。

葛任虽然是以失声的方式存在于四重“花腔”式讲述中，但他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往日本的大贞丸号上偶遇陌生人时，他给予真切的关怀；在远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多重逆境中，他不抛弃不放弃；在侥幸从二里岗战役活下来，隐居大荒山时，他听从本心；发声悼念鲁迅逝世时，他不顾外界险恶的形势，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依然坚持完成书写个人的精神自传《行走的影子》；在明知生命受到威胁，他依然选择留下来坦然面对生死。他像一个处于旋涡之中的“局外人”，更像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孤独者，即使身处纷乱的尘世，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单纯。这样的葛任在李洱或者是同时代作家描述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李洱曾讲：“说到《花腔》中的葛任，我想，他确实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葛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现实处境，在今天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葛任的选择，即使在今天也是罕见的，或许是更为罕见的。”[4]96纵观葛任的一生，虽然他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但他一直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骄傲，放弃了明哲保身的妥协和独善其身的旁观,以生命为代价昭示“自我”的存在，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境遇，以一种不灭的个性之光，烛照一代又一代坚守自我的知识分子的前进之路。对照费边式知识分子群像，李洱对于葛任的正面塑造，无疑体现出其知识分子精神反思的另一向度。

三、《应物兄》的现在进行时

在1990 年代消费环境的冲击下，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不再信从，五四以来以启蒙者身份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陷入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中。基于此，李洱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觉察到如何在文化废墟上重建知识分子的价值信仰成为首要难题。但是，重建信仰并不意味着要以拯救者的姿态对大众说教，而是首先从知识分子自身反思开始，即通过对自我价值和身份的反思，昭示知识分子唤醒身份意识，阻滞世俗侵蚀，引领精神方向，肩负时代重任。李洱曾说，除了创作中短篇小说外，计划创作三篇长篇小说，一篇追忆历史，一篇呈现现实，一篇绘制未来。[4]104如果说《花腔》是对历史的追忆，其中寄寓着李洱的知识分子理想；《应物兄》则是现实的集中呈现，其中渗透的是知识分子看似忙碌、充实、高雅而实则空泛、迷茫、流俗的生活铺陈，其间无疑渗透着李洱对知识分子精神姿态越来越低的现状反思和力图救赎的文学选择。

(一)反思：现实的生活向度

1990年代后，当代文坛出现大量揭示知识分子精神创伤、反思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文本，但是多数文本仅止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摹写，或热衷于解构知识分子的启蒙特性，缺乏深入挖掘知识分子人性内核的力度。与简单揭露批判或肆意解构启蒙的知识分子文本不同，李洱在小说创作中卸去知识分子身上厚厚的铠甲，不仅仅把原因归结为物质和欲望对人的刺激，而是选择直接把知识分子放在生活常态里加以展示，借此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应物兄》中，“现实”是一个重要的关注向度，谢有顺将其表述为“‘现在’本体论”。谢有顺说：“现实并非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事实，它也包含着一种精神态度……‘现在’是享乐、戏谑、搞笑、崇尚成功与财富的时代，我们不仅失去了一种思想的光芒，同时也失去了一种生活——一种有精神质地、价值构想的生活。思想不过是一个影子，赤裸裸的生活才是实体。”[5]李洱于2019年12月在郑州读者见面会上也曾说：我们面临的精神现实是“过去的尚未过去，未来的已经带来”。基于这种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李洱重回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场，以济大筹建儒学研究院的过程为核心情节，透过主人公应物兄的个人视角，见证三代知识分子从坚守自我，到被他者异化，最后又到自我阉割的流变。

从历史角度和世界范围看，知识分子总是扮演着社会批判或质疑者的角色，同时又总是表现出自我反思的能力。但是，李洱所描摹的知识分子已经自顾不暇，正在逐渐丧失社会批判的锐气和自我批判的勇气。虽然李洱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写老一辈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可是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何为教授和双林院士已经离世，芸娘体弱多病，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即使依然身体健康、依旧保持初心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也无可避免地坠入世俗社会的泥潭。正如李洱在文本中呈现的寓居国外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虽然他时刻惦念着回归故土，为祖国文化发展做贡献，但是儿子吸毒，小孙子在还没有出世的情况下已经是一名“瘾君子”，家庭的问题让他自顾不暇。当他满心焦急地询问应物兄，自己刚出生的小孙子的状况时，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学研究院工程宣告结束，新一代刚出生的孩子已经成了外在世界的“污染品”。“谁来救救孩子”，这句百年前的呐喊重现于世，反思的力度之深可见一斑。

在《应物兄》中出现的生造词“The Thirdself”，英年早逝的文德能将它译为“第三自我”。如果说《应物兄》中，让知识分子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后代，是李洱对知识分子启蒙大众功能的质疑，那么，“The Thirdself”(第三自我)的设置，则是李洱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能力。小说从一开始安排应物兄时常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自我发问，到后期让不同的人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如让生命科学院基地的合伙人雷山巴，称自己为雷先生；生命科学院领头人华学明，称自己为华先生。无疑，这种以第三人称称呼自我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并非偶然，因为“只有两种人会这么说话。一种人，是自大的人，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恺撒，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以致他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整个世界。这种人要通过不断地称呼自己的名字，来向自己表示敬意。另一种人，是自卑的人，他是因为感觉到这个世界沉重，使他忍受不了这个重压，想要逃离自己，将自己从沉重的历史中抽出，或者将历史从自我中抛出”[6]745。显然，李洱借小说中芸娘对自称现象的解释，揭示知识分子身上的问题：知与行在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下走向背离。在世俗社会的驳杂里，知识分子遇到了知识的宿命，身上出现了两种极端：自大和自卑。如何应对这种极端？李洱在小说的最后，安排华学明疯癫与失语，也许就是李洱借此极端结局告诫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知行能力的背离，才是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最主要原因。

比起前期小说，《应物兄》的超越性在于，其描述的知识分子群像呈现出整体性的思想与生活的悖论。其中，应物兄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映像。按照当下的现实眼光，应物兄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他有1980年代的学术梦想，充当过意气飞扬的启蒙之子；他有1990年代的学术事业，以研究儒学而成为济州大学的著名学者；他还有21世纪的学术饭碗，以所谓的学术声望成为混迹于学界、商界、媒体乃至政界和宗教界的多栖明星。但是，这位穿行于梦想、事业和饭碗之中的成功者，遇事总是欲言又止、自说自话、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其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与现代知识分子全然无缘。同时，应物兄秉承的成熟的处事方式，所谓人长大的标志是能憋得住尿，人成熟的标志是憋得住话的戒言，实际昭示着其日常行为的人格分裂。所以，现实中的应物兄，既思想高尚，也生活堕落；既道貌岸然，也肉欲蓬勃；既倡导仁德，也事事物化。在这样的人物的主导下，《应物兄》呈现了如下的生活实景：“思想、学说在蔓延，大家不断在说，语言上无比喧嚣、振奋，行动上却是悖反的，生活真实的增量不过是欲望和物质。‘言’成了嘴上阔论，甚至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自身行为的讽谕。”“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语言变成了纸上的空谈，另一方面又把语言当作破败人生的伪饰。”“一切都在空心化、实用化、物化，在悄悄地变形、偷换、替代。”[5]在这里，以应物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既是面对这种生活的彷徨者，也是造就这种生活的呐喊者。

所以，在消费文化时代，物质的挤压、欲望的诱惑、生态的恶化、畸形消费观念的误导，逐步侵蚀乃至颠覆着人们曾经经历的贫寒但温暖的记忆、原始但闲适的田园生活等传统经验。面对这样的现实和文化状况，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或同流合污，或随波逐流，或推波助澜，其中尽管还有何为教授、双林院士等人的些许努力，但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弊端应有的清醒话语却在众声喧哗中无声淹没。当然，李洱的意图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无意义生活的呈现，呼唤的是对于生活本质意义的追寻；其对于应物兄看似充实、实则空虚的人生的描述，烛照的是当下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追求。在解构中寄寓建构，在对现实生活的反讽式呈现中寄寓主体的精神追求，这或许就是李洱小说呈现的审美价值。

(二)救赎：微弱的精神呼唤

李洱一方面以反讽的笔触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也试图用道德坚守的方式来拯救知识分子。面对文学普遍迎合大众趣味的现状，李洱以知识分子的坚守姿态，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精神与责任意识，试图为悬浮的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价值和出路。虽然他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寄托于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坚守，确实存在着理想化的色彩，但也为当今社会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

在《应物兄》中，济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子房，历经社会的纷扰和世故，最终选择装疯卖傻落魄出走，回归到无人关注的状态。居住在贫民窟般的四合院里的张子房说：“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6]1038虽然李洱写出的只是张子房在做学问时的状态，但也从另一角度呈现了世俗社会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抑制，并借张子房之口拒绝过度的物质生活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侵蚀，以拒绝妥协的精神姿态试图出走世俗场域。

当然，《应物兄》的知识分子群像中，也不乏个别的清流和些许的光亮，如科学家双林院士，虽然他也讨厌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但他并不以一种逃离的方式解决生存的难题。双林院士离开原子弹试验科研基地之后，虽然在语言上一直保持沉默，但身体却时刻处在行动之中：坚持用毛笔写字；以书信的方式与好友乔木往来；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前往西北核工业基地悼念。对双林院士来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社会批判和启蒙的功能，想要改变不易，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行动的脚步，而是把目光转向关注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为此他精心编写了一本《适合中国儿童的古诗词》。他用行动表现出对人文精神切实的关注，期望给孩子阅读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的诗。双林院士是无言的，但在尽一己之力履行着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的责任。毫无疑问，他的执着是对自己价值系统中的道德理念的坚持，更是以行动的方式走出知识分子生活的圈层，另辟解决的路径。双林院士的行为并非轰轰烈烈的大动作，但是在知识分子普遍被物质利益驱逐无暇顾及精神的现实境况下，却显示出精神的力量。双林院士用实际行动给知识分子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以行动代替空洞的批判和哀恸，用反思自我的方式代替简单地把责任推脱给外在物质环境的挤压。

李洱曾讲，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的飞速发展,不能掩盖中国特殊的处境,“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暴力、愚昧、压抑”。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一种很真实的痛苦,“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7]。如果说,刘震云笔下的小林们尚且困厄于物质的匮乏,李洱笔下的费边们则表现出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困乏,而《应物兄》的意义在于,应物兄作为身处高位、左右逢源的精英知识分子,其看似充实、进取、高雅的日常生活,最终也没有逃脱空虚、迷茫、流俗的本质呈现,其具体明确的筹建儒学研究院的学科目标，最终也在尖锐的汽车撞击声中化为飘缈。相对于前期小说,《应物兄》不仅在知识分子群像的呈现中寄寓了主体寻求精神超越的多重探寻,而且在应物兄的无奈结局里映衬出探寻和超越的艰难。在知识分子自身神圣性被普遍瓦解的当下社会,李洱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反讽式展示,以期构建知识分子新的精神趋向和价值系统,试图为知识分子摆脱物欲的奴役提供精神慰藉和拯救的文学努力，无疑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的社会担当。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精神的讨论是一个通约性话题。小说家戴维·洛奇写于1988年的《美好的工作》，用调侃的笔法讲述了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后的生命沉浮，并借此叩问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价值。虽然东西方文化差异悬殊，而且年代相隔甚远，但在当今中国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再次阅读，仍与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精神困境以及试图对精神困境进行超越具有对话的意义。“浅薄、混乱、悲哀、痛苦之后，会有新的精神迎风站立，因为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准备出来。”[5]面对李洱这样一位具有忧患情怀和批判意识的作家，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其绘制未来的那部长篇，也许会延续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继续其近乎绝望的精神追问。文学乃精神叩问之学，在自然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均需关注的当下，文学的精神价值会日益彰显，李洱的精神探寻之旅也会持续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