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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青主带下病诊治学术思想分析*

2021-12-01吴豆豆刘雁峰孔鑫靓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关键词:任脉医家傅山

吴豆豆,刘雁峰,庞 颖,孔鑫靓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100700)

明末清初医家傅山先生终生潜心医学,尤其在妇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著《傅青主女科》(以下简称为《女科》)对女性的生理病理特征有着独特的见解,逻辑环环相扣,立方精妙独到,为后世诊疗妇科疾病提供了其独特的辨证思路及诊疗方法,书中将带下病设置为开篇首章,足以见傅山先生对带下病之重视。

“带下”一词最早见于《素问·骨空论》:“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1]“带下病”的狭义概念首见于《诸病源候论》,“带下病者,由劳伤气血,损动冲、任之脉,致令其血与秽液兼带而下也。”[2]现代带下的概念分为生理性带下和病理性带下。生理性带下伴女性天癸成熟到来,随着女性生理变化发生周期性改变。病理性带下是指带下病,主要是指带下量、色、质、味发生异常。《女科》中将带下病按照颜色分为白带下、青带下、黄带下、黑带下、赤带下。从辨证入手,将其病机病因娓娓道来,用严谨的描述介绍该病发生的过程,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经典方剂如完带汤、易黄汤等,对后世临床诊断及治疗带下病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 强调带脉,重视湿热

中医对带下病的认识源自《黄帝内经》和《金匮要略》,《内经》中即有“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及“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的论述。“任主胞胎”,为阴脉之海,起于胞宫,与足三阴经在小腹相交,手三阴经借足三阴经与任脉相通,“总任诸阴”,调节一身阴脉经气,调节月经,妊养胎儿,与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息息相关。《金匮要略》中提出“带下三十六疾”,认为“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3]。但《内经》及《金匮要略》对带下病的论述只限于广义带下。后魏晋隋唐时期,各医家对带下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中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首见狭义带下病的概念,诉带下病病因病机为“劳伤过度,损动经血,致令体虚受风冷,风冷入于胞络,搏其血”,且认为带下颜色与五脏病变对应。此后金元四大家以攻邪为主的医家如刘完素等认为带下病主因湿热;从脾论治的医家如李东垣认为与脾胃虚弱及阴火有关;朱丹溪认为与湿痰有关,治以“燥湿为先”[4]。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认为治疗带下病的根本在于调血。诸医家对带下病的认识阐述各有千秋。到明清时期大多数医家对带下病的认识趋于统一,认为带下病主因为脾肾亏虚,治疗上应以温补脾肾为主;也有医家观点不同,如萧壎认为带下属任脉经虚湿热冤结[5]。

傅山先生认为带下病的发生与带脉受损,不能约束有关,加上脾气之虚,肝气之郁,湿气之侵,热气之逼,导致了带下病的发生。傅山先生是第一个强调带脉之于带下病重要性的医家,不仅将前人对带下病的理论进行了概括,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带脉为奇经八脉之一,循人体腰腹部一圈,约束着各纵行经脉,同时影响着经脉循行的功能,与纵行经脉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利于气血在周身运行[6]。带脉受损,则难以提系。而带脉受损与多个原因相关,如跌仆闪挫、房事不节、偏嗜偏好、情志不调等。傅山先生认为:“盖带脉通于任、督,任、督病而带脉始病。”带脉病受任督二脉的影响,而带脉病也累及任督二脉,在气血运行中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与《诸病源候论·带五色俱下候》中对带下病的认识一脉相承又同中有异,强调了带脉与带下病的相关性。

就脏腑而言,与带下病密切相关的脏腑为脾脏。清代李用粹的《证治汇补》中说“治湿不治脾,非其治也”,脾属阴土,土恶湿,湿盛则困脾;同时,脾虚运化失司也易生内湿。肝主疏泄,调节全身气机、津液,水液代谢离不开肝气的调达,因此湿邪与脾、肝的生理功能息息相关。傅山先生认为带下多因脾湿,如白带下为脾阳不足,水湿内停或肝气乘脾,横克脾土导致脾虚不能升举反而下陷,因此脾运化的水谷精微就不能转化为气血,反而变成白带流出;青带下则为脾湿侮肝木所导致,脾土之气以湿为主,脾虚生湿是致病的原因之一;黄带下为任脉湿热所致,治疗重于补任脉之虚,清肾阴之热,以化脾土之湿;赤带下为肝经之火内蕴,下克脾土,脾土难以运化,导致湿热之气随气下陷,同血共下,成为似血非血之赤带。

就湿、热病机而言,傅山先生认为“夫带下俱是湿证”,湿性趋下,易伤阴位,故其病多见于下部;湿性重浊,“重”为沉重,“浊”为秽浊,故带下病常见湿邪下注,临床上常见带下过多。带下以湿为主,但湿邪与热邪经常难解难分,湿不去则热不清,湿去则热不存,有“湿热相合,如油入面”的说法,故带下病与湿邪直接相关,也与热邪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傅山先生针对带下病提出了以带脉受损为本,发病与脾、肝相关,以湿、热为主要病机的特色理论。

2 五色辨证,匠心独运

五色在《灵枢·五色》中有“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7]的说法,而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了带下颜色与五脏的联系,“带下候”篇中有“经血之行,内荣五脏,五脏之色,随脏不同。伤损经血,或冷或热,而五脏俱虚损者,故其色随秽液而下,为带五色俱下。”青赤黄白黑候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的病变。傅山先生以带下各色分辨白、黄、青、黑、赤带,对各色带下病因进行了释义,但其治疗带下病时并没有完全根据五色对应五脏进行辨证,而是结合了临床相关经验判断,有着独特的见解。

以五色联系五脏,是以推演络绎的方法[8],通过与自然类比归类该物质的特性,把相同、相关、相似的一类物体归为同一类后,与中医思想中五脏相关联,藉以代表病变部位,故巢元方曰“五脏俱虚损者,故其色随秽液而下”。但傅山先生在五色辨证时并未拘泥于前人所言五色与五脏的关系,比如白带并非从肺脏辨证,而是从健脾疏肝的角度切入;赤带是由于湿郁化热,治疗以滋阴平肝,补益肝气,清火止带为主,与心也并不对应。可见《女科》中治疗五色带下的独特之处,既未脱离带下病的病因病机进行辨证论治,又不拘泥于五色辨证。《女科》中也列举了许多关于带下病诊治的巧思,例如黑带的治疗中,不应望文生义,理解黑者属水,误认为寒凝而用温药,殊不知此处的黑带已为火胜之极,傅山先生在黑带下的治疗中重用寒凉清火之品,强调了清下焦之火的重要性,此时切不可擅用温药造成不良后果。

3 特色用药,中有巧思

3.1 用药如兵,灵活补涩 傅山先生在止带药物上的使用颇有心得,虽为带下病,止带药却并非主要使用的药物。带下篇所采用的固精缩尿止带药物仅有芡实、白果,这两味药出现在带下经典方之一的易黄汤中,方中芡实补任脉之虚兼健脾化湿利水;白果固涩兼引诸药入任脉,使任脉之湿热得除,两药配伍,相得益彰。《本草求真》中提到“山药之阴,本有过于芡实,而芡实之涩,更有甚于山药”,说明芡实既可补肾,又能收敛固涩,同时芡实具有健脾化湿之功,与山药、车前合用,亦可解任脉之湿热[9]。此外,在《傅青主男科》一书中作者提到“尤妙在用白果,人多不识此意,白果通任督之脉,走膀胱而引群药”,白果亦是做引经药之用,明确说明白果通向任脉[10]。综上所述,傅山先生用药如用兵,使用止带药物时不仅看重药物的收涩之功,还运用了药物补肾、引经作用,使收涩之力不过度,补涩相兼,灵活运用。

3.2 培元治本,顾护气血 补虚药是傅山先生最为常用的一类的药物,女子的经、带、胎、产多伤血,以虚证居多,故傅氏用药侧重补虚。带下病的治疗中,傅山先生认为“夫带下俱是湿证”,虽治疗首用化湿,但带下病与带脉失约、脾虚肝郁相关,故祛湿的同时运用了诸多补虚药物,如治疗白带下的经典方完带汤,傅山先生认为白带下是由于脾阳不足,水湿内停,或肝气郁结,横克脾土,从而导致了脾气虚弱下陷,使脾所运化的营养精微物质化为白带流下,故完带汤以大补脾气为主,君药白术、山药均为一两,《本草秘录》中述白术气温益气强阴,尤利腰脐之气;山药健脾开胃,止泻生精。傅山先生所用的土炒白术、山药其补脾止泻作用较生白术、山药更为加强[11-12]。人参大补元气,助君药补脾之功,白芍柔肝理脾,使肝木通达而脾气自强,陈皮健脾燥湿,也有理气之功,加上除湿药物,共组成了完带汤,补脾佐以疏肝之品,脾气健旺,肝气郁结解除,则白带自消。

3.3 通利气机,以动制静 傅山先生在治疗带下病过程中善用补虚药,但部分补虚药药性滋腻,此时适当配伍理气药,使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更好地发挥补虚药的作用。傅山先生认为“夫带下俱是湿症”,但却并没有频繁使用化湿药,因化湿药多属辛温香燥之品,易耗气伤阴,且湿为阴邪,性重浊黏滞,最易阻碍气机,气行不畅,阻滞运行通路,则湿邪易壅阻。理气药与化湿药配伍可达到“气行而水亦行,气化则湿亦化”的目的[13]。理气药也常与清热药相配伍,两者相配,使气机疏利,各归其经以泄有余之气,既治疗气滞、气逆兼证,又有助于热毒解散[14]。如赤带下主因肝火内炽而血下,脾虚不固而湿下,水与血形成赤带之形,傅山先生认为治疗赤带应补血以治火,故所用清肝止淋汤中,以养血清热为主要思路,有归、芍、胶养血补血,同时运用生地、黄柏、牡丹皮等清热药轻泄相火,使气分不热,血也相安,其中生地也有滋阴养血之功;此时方中有一味香附,香附为气中之血药,活血调血的同时疏肝理气,配伍清热药,使湿热得清。傅山先生运用理气药,使补虚药不滋腻,使化湿效果更佳,也助热毒散发,可谓是通利气机,以动制静。

3.4 轻取风药,提肝之气 傅山先生对风药的运用也十分考究,常用风药为柴胡、黑芥穗、升麻等,其中带下第一方完带汤中运用柴胡及黑芥穗,有研究对古典方剂中的柴胡在剂量变化与功效关系上的分析,得出临床应用柴胡存在量效之间一定的规律,即小量则升清,中量则疏达,大量则发散[15]。完带汤中白术、山药等补气健脾药物均为一两,柴胡为六分,黑芥穗仅为五分,此处小剂量的运用柴胡即是运用了其升清的特点,《本草经百种录》言:“柴胡……以其气味轻清,能于顽土中疏理滞气,故其功如此。天下惟木能疏土。”而一味黑芥穗入血分,祛风胜湿,配以柴胡行疏肝之功,荆芥入风木之脏,性辛散,故能舒畅肝气[16],气机条达,则湿邪自去,带下之疾自愈。傅山先生亦述:“此方脾、胃、肝三经同治之法,寓补于散之中,寄消于升之内,开提肝木之气,则肝血不燥,何至下克脾土,补益脾土之元,则脾气不湿,何难分消水气。”

4 小结

带下病作为《傅青主女科》的首章,说明了傅山先生对带下病的重视程度,傅山先生提出了以带脉受损为本,与脾、肝相关,以湿、热为带下病主要病机的思想特色,诊治时不以五色候与带下颜色相对应,而重视临床辨证经验,用药补涩相兼、重视补虚,并兼顾通调气机,可见傅山先生对带下病的用药得心应手。在明代以前,诸医家对带下病的认识各不相同,傅山先生阅前人之经验,而又不被拘泥,正所谓“谈证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傅青主女科》流传至今,作为女科治疗中常参考的著作之一,仍有许多学术经验值得我辈挖掘、学习,其对带下病病因病机、辨证、治疗独特的见解,为现代医学更好地治疗带下病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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