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军 杰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一、问题的提出:脱贫村的空间再生产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的决胜年,中国已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到以解决相对贫困为典型特征的后脱贫时代。中国农村贫困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作为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1]。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构成了后脱贫时代国家农村治理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学术界形成了“阶段论”“融合论”两种主流观点。“阶段论”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时序上的先后关系,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2-5]。“融合论”则认为,两者是相融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作用互构、参与主体等方面具有融合性[6-9]。这两种主流观点互有交叉,都指向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价值取向,并从政策转移接续[3,7]、农村组织创新[8]、乡村产业[9]、乡村价值[10]等多维度探讨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衔接的行动范式,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与跨越提供了重要参照。很显然,农村是中国贫困治理的主战场,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阵地,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两者本质上都指向解决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也决定了两者不仅在发展时序上具有交叉性,在空间上也是高度重叠的。从空间再生产出发,可以更好地厘清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连续性与发展性。

空间是理解转型期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空间再生产是空间理论的重要代表。列斐伏尔是空间(再)生产理论的奠基人,他将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并关注“空间本身的生产”,提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空间三元论”[11]37-39。福柯、哈维、苏贾等学者也加入“社会科学的空间化”[12],共同推动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思潮的空间转向。20世纪90年代,Jalan等将空间概念引入贫困问题,提出“空间贫困陷阱”理论,强调自然地理禀赋的差异是贫困的根源[13]。但由于空间的自然地理禀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且相似的自然地理禀赋也可能导致不同的贫困状况,空间贫困的社会属性逐渐成为解释贫困发生乃至反贫困的关键考虑因素[14]。有学者甚至认为,反贫困的实质就是对贫困地区的(社会)空间再生产,政治、资本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15]。在国内,陈全功等率先提出了空间贫困观,分析中国的空间贫困状况并讨论了空间贫困的政策意义[16]。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空间的非正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源,并分析城中村[17]、“村改居”社区[18]等城市(相对)贫困空间再生产。空间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19],贫困地区空间的社会属性也开始得到关注。王志章通过对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的分析,认为特定区域的扶贫攻坚其实是一种有组织的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生产[20]。渠鲲飞等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本质就是改造贫困的空间因素,强调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性[21]。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城市(相对)贫困空间再生产或反贫困的空间再生产,较之全国脱贫攻坚的重大实践进展,对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研究亟需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脱贫村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行政权力、资本与村民行动等各种空间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迫切要求对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作用机制进行新的阐释,并在这种新的阐释中认识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从空间层面更好地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一个脱贫村的空间再生产实践

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脱贫村被纳入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范畴,乡村振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脱贫攻坚空间再生产的一种延伸形态。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再生产实践中,茶卡村(1)茶卡村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下辖的行政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回族、藏族多民族聚居的农业村。的空间形态和空间构造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表征的空间也呈现由贫困村到脱贫村的实质性转变,实现由贫困村到脱贫村空间再生产深刻的历史变迁。

作为青海省级旅游扶贫项目村,茶卡村的空间生产“是一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产物”[22],行政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对空间再生产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2013年起,茶卡村通过政府补助和村民自筹的方式在茶卡镇的茶卡新村(易地扶贫搬迁村),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兴建235套占地400平方米的四合院,并依托茶卡盐湖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推动旅游扶贫。也正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茶卡村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实现分红的旅游扶贫项目村。由乌兰县政府批准,茶卡村委会与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从2014年度省级绩效考评奖励中拿出200万作为该村的旅游扶贫资金投入企业,村集体、贫困户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每年按投资入股资金的10%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保底分红。这种保底性的分红为贫困户增收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也为后续茶卡村集体收入提供了稳定的来源。由于全村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的动态退出,茶卡村从2018年起保底分红资金被纳入村集体收入用于公共建设、医保社保等公共支出,并投资游客集散中心、光伏电站和停车场改建等项目扩大集体经济。全村人畜饮水、道路硬化、电网改造等多个项目也都是在各级政府部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各项政策的推动下完成的。可以说,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茶卡村原本相对自然的空间生产状态越来越走向社会化的空间再生产,土地流转、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施更是解放了原本被束缚于土地的劳动力,茶卡村原本以家庭为单位、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空间面临解体与重构。围绕旅游服务业这一新的空间形态,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游客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等构建起了新的社会空间网络。

与行政权力对茶卡村空间生产的干预同步,资本也开始占据空间，“并在一定范围内生产出相应的空间形态”[23]。茶卡村毗邻国家4A级景区——茶卡盐湖景区,该景区自2015年以来旅游人数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激增。但由于景区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较为匮乏,茶卡景区面临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的严重冲突。得益于毗邻景区的地理优势,茶卡村民在政府小额无息贷款的帮助下,利用自住房开展家庭旅馆、农家乐等旅游服务配套经营,很好地纾解了茶卡景区旅游空间供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截至2019年7月,全村209户家庭中有157家开设了家庭宾馆,有农家乐、餐饮业14家,户均收入超过10万元(2)数据由茶卡村驻村第一书记Z提供,2019年7月23日。。这不仅很好地改善了村民的收入结构与收入状况,更建构了完全不同于原农耕经济的新的空间形态——家庭旅馆,为推动茶卡村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新的经济空间通过资本连接供需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的内在联系所生成的新的社会关系空间[24]。但由于绝大部分贫困户(包括很多村民)缺乏家庭旅馆的经营意识与技能经验,尽管政府提供相应的免费业务技能培训,仍有部分村民将自住房以出租外来资本的形式而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每个四合院的年租金约8～12万元不等)。家庭旅馆这种新的空间生产形态,以及游客、新的资本力量等新的空间生产关系的进入,有力地推动了茶卡村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空间跨越,也将茶卡村空间再生产纳入了茶卡景区空间再生产的范畴。可以说,茶卡村是在茶卡盐湖由工业制盐到盐湖景区的转型进程中,实现由农耕经济向旅游服务为主的新空间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与盐湖景区构建起了更紧密的空间联系。同时,受限于盐湖景区旅游的季节性,行政权力在旅游淡季动员富余劳动力开展生态恢复与土地生产,又进一步形成了周期性的旅游服务——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范式,构建了以旅游服务这一新空间形态为主线的新的社会网络关系。

可以说,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茶卡村的脱贫攻坚是对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空间实践,是一个由生态空间再生产向社会空间再生产的扩展过程，其乡村振兴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空间向社会空间扩展过程的深化,并在这种深化中塑造新的社会空间。行政权力和资本是茶卡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宰制性力量,为茶卡村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只是,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日常生活底层的声音,原本熟悉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日常在逼迫去自然化的运动中被他者化了[25]。与此同时,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村民亦在由温饱走向小康的诉求转换中深化了对自我与他者的理解,开始积极地加入到空间再生产的整体设计与具体行动中,村民行动作为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一股重要力量逐步显现,这也符合空间再生产的集体意向和价值追求。总而言之,茶卡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是高度重叠的,包括贫困户在内的村民也在新的空间形态中共同参与空间再生产,并在多种空间生产力量的再平衡中寻找空间再生产新的动能。

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演化规律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行政权力主导的脱贫攻坚逐渐导向行政与资本等多重驱动的新空间宰制力量的再平衡。空间再生产表现为新旧空间生产关系、空间社会关系、空间生态关系冲突与调适的再建构过程,其行为意向和价值追求具有集体性特点。

第一,空间再生产是新的空间宰制力量的再平衡。茶卡村的空间再生产是从脱贫攻坚空间生产状态到乡村振兴空间生产状态的社会化过程,不同空间宰制力量在空间再生产作用关系的变化,推动脱贫村空间生产关系中供需结构的再平衡。在茶卡村整村搬迁以及家庭旅馆的最初引导中,行政权力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底线思维,在脱贫攻坚的空间生产中表现出更强势话语。“刚开始搬迁时,(很多人)都不愿意,怕(生活)没着落,村干部动员好几次,政策又好”(3)对茶卡村村民L的访谈,2019年7月23日。,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公益性岗位等,村民陆续搬迁到茶卡村新区。但2018年整村脱贫后,茶卡村空间再生产的诉求发生了由“脱贫”向“致富”的转变,协调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成为新的战略导向。这时候,行政权力继续发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资本则成为一种新的空间宰制力量,并在新的空间生产关系中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家庭旅馆作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不仅改变了农耕经济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构建了基于旅游服务的新产业链和产品形态,为村民从“脱贫”到“致富”提供了新的工具性力量。但如前所述,由于不少村民缺乏家庭旅馆的经营意识,外来资本通过承包的方式介入旅馆经营且这种现象有扩大的趋势,并在某种程度上与村民的家庭旅馆构成了竞争关系。有村民就表示,“如果要体验当地民居,还是来这边(家庭旅馆)比较好,价格还便宜”(4)对茶卡村村民M的访谈,2019年7月23日。。更重要的是,租金收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但也使得村民对家庭旅馆这种新的空间生产形态的实际参与度很低,其实质是输血性扶贫的另一种租金变现,无法实现造血型的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要言之,在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中,不仅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全面调动起村民参与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保障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持续性与发展性,借助资本的力量协调并激发村民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行政权力、资本与村民参与在新的空间宰制力量的再平衡。

第二,空间再生产是空间冲突与调适的再建构过程。空间再生产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再生产的集合体,并且还包括了“个别的实体和特殊性、相对固定的点,并且不断地流动”[11]88。通过整村搬迁和家庭旅馆的运营,茶卡村由原来农耕文明进程中相对自然演化的空间生产,到脱贫攻坚的空间生产，再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在空间冲突与调适中快速地创造出一种仍处于不断变化的新的空间关系。其一,新的空间生产关系。整村搬迁改变了茶卡村整体贫困的空间状态,村干部带头发展家庭旅馆,村“三委”(5)指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班子成员8人中有7人经营家庭旅馆,带动了茶卡家庭旅馆的兴起。从2015年开始,政府通过旅游服务培训授课、实操训练等方式,尝试构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旅游服务生产关系,并通过搭建互联网服务平台、智慧物流等方式,在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中深化融合旅游服务价值链的新生产关系。其二,新的空间社会关系。茶卡村原有基于血缘、地缘或拟亲缘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让位于基于业缘的产业链协作关系,外来资本、游客的进入给空间带来了全新的流动性,更使得原有的熟人社会日益转化为半熟人半陌生人社会,亦建构了新的空间行为与行为规范。其三,新的空间生态关系。依托茶卡盐湖,“茶卡羊”“茶卡鸡”等新的农业经济构建了新的品牌,推动生态空间向资源、资本有序转化,退耕还林、生态养护等生态保护亦由政府推动演化为一种集体性的自觉行动。据统计,全村退耕地面积达1 959.97亩,占原耕地面积比重高达49.5%。显然,空间再生产是一种空间不断被生产与重构的过程,新旧空间生产关系、空间社会关系、空间生态关系的冲突与调适,不仅改变了主导新空间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拒斥了空间再生产的同质化与一体化,为空间再生产的多样化与差异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底层逻辑。

第三,空间再生产具有集体性的行为意向和价值追求。空间是“集体性行为和意向的产物”[26],决定了空间再生产集体性的行为意向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更是决定了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都必须“不让一个人掉队”“惠及全民”。茶卡村整体性的异地扶贫搬迁、扶贫资金入股分红等行政权力主导的空间生产,以及家庭旅馆这种新的空间生产形态的大规模推广,使得空间再生产具备了很强的群众普及度。其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瓦解和颠覆了原有社会空间的集体意向,增加了空间消费化和货币化的风险。与此同时,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元素,也在经济空间再生产中爆发了新的活力。以“耍社火”为例,“以前要村里到外面去化缘或自己准备,现在村里购买了新的(演出服装、道具、音响等),大家耍社火很积极”(6)茶卡村村民S访谈,2019年7月23日。,很好地调动了空间再生产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国家主体性与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的重要机制[27],也是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机制。社会文化主体性所涵盖的家庭和家族、拟家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区域社会,很好地诠释了集体性的行为意向和价值追求。随着行政权力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限度日益显现,资本推动空间再生产的弊端也开始出现,集体经济这种新的空间经济形态、合作社这种新的空间组织形态以及地方性文化传统新的空间文化形态,包括政府-合作社-村民等多元主体协作的空间关系网络,也在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中有了超越经济以外的社会意义。空间再生产所表现出的集体性的行为意向和价值追求,构成了超越空间意识形态化或空间资本化的一种内生性的空间实践向度。

四、推进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路径分析

后脱贫时代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战略转换,是国家农村治理从脱贫到致富的战略重心转移的空间实践需要。脱贫村的空间形态既是过去脱贫攻坚空间行为的结果,又是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基石与起点。推进脱贫村空间再生产,既要注意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连续性,又要注意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发展性,实现从脱贫再生产到致富再生产的空间跨越。

(一)深化政策衔接,构建基于空间正义的政策体系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政策衔接,是发挥中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破解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体制机制保障。扶贫第一书记、“共产党员经营户”等,是茶卡村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政策优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在时序、目标、导向等方面的深化拓展,为两者之间的政策转换提出了必要性;两者在主体、内容、范围等方面的耦合关系,则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政策延续提供了可行性,同时也对脱贫村空间再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化空间再生产的政策衔接,最重要的是变特惠式的非均衡扶贫为普惠式的“整村推进”,保障弱势群体公平合理地获取空间资源并实现空间权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政策的连续性。科学认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探索建立防范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加紧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普惠性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政策的发展性。将“以党建促脱贫”转化为“以党建促振兴”,将“东西部对口支援”转化为“东西部区域协作”,将“精准脱贫”转化为“精准振兴”,创造性转化脱贫攻坚政策为乡村振兴政策。三是深化空间再生产政策之间的衔接。统筹土地、生态、农业、旅游等规划以及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整治、科教医疗等工作的关系,强化“多规合一”“多工作合一”的系统性。深化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政策衔接,构建基于空间正义的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的制度保障,也是加快推进国家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优化产业结构,使脱贫村融入更大的空间社会网络

脱贫攻坚再造了贫困村的产业空间形态,有效解决了贫困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如果说脱贫攻坚对产业扶贫的诉求是“农民缺什么”,那么乡村振兴对产业的诉求则导向了全面小康,其出发点是“农民有什么”(再考虑做什么)[28],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转向和实践转向。从更大的空间社会网络来看,由于脱贫攻坚没有很好地考虑“农民有什么”,旅游服务扶贫的单一化导致了空间实践的同质化。优化脱贫村的产业体系并使之融入更大的空间社会网络,成为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主要任务,其空间优化的核心是在原特色产业基础上拓展新的空间形态,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延伸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结合生态空间的承载能力,拓展脱贫村特色农牧业的生产空间,并融入区域性的“农业+”网络系统,构建茶卡特色文化品牌体系。二是拓展新的产业空间形态。当前农村产业空间形态大都属于在地产业,较多受制于实体性的时间与空间形态。茶卡盐湖旅游的季节性,使得茶卡新的产业空间形态面临严重的季节性失衡。文旅衍生品则是一种可以“线上转移”的产业空间形态,完全可以成为原有产业空间形态基础上的新的供给,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未来的主流空间形态,并形成更大范围的空间循环。三是强化空间应急管理。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单一家庭旅馆的空间形态受到巨大冲击,也给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带来巨大挑战。可以通过合作社协作、城乡协作、东西协作等多种形式,拓展产业空间形态的协作网络,达到以空间消弭风险的效果。要言之,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现代产业体系,可以有效化解单一产业空间结构的市场风险,将多元化的特色经济演化为空间再生产的稳定器,并将其空间再生产纳入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改变脱贫村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状态。

(三)强化集体行动,构建村民主体的空间共同体

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主体是村民,如何将村民组织起来形成对空间再生产的集体行动,构建起村民主体的空间共同体,是对变化了的空间的一种社会性建构。其一,透过集体行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29]。行政权力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等公共产品或服务,以及农村非正式治理网络中提供的公共活动,都在农村空间的变化中给村民带来安全感和共同感,村民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集体行动中亦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二,透过集体经济增强空间内部的共同体建设。集体经济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最重要的制度基础[30],类似合作社、协会等新的行动主体成长的实质是新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虽然脱贫村农业和非农业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关系或许是模糊的,但其带来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是清晰的,这为空间再生产集体行动的积极性提供了坚实保证。其三,透过集体生活增强内外部的空间协调。空间再生产必然伴随着资源、人口的流动,给农村空间再生产提供了异质性的文化场域。让外来的资源、外来的人口也加入到空间再生产的集体行动,不仅可以显著提高空间再生产的多元性,更重要的是形成空间再生产的共同作用力,让农村成为村民与“新村民”共同呵护的空间共同体。当然,空间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脱贫村乡村振兴也在空间再生产中构建起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关系网络和价值秩序,并在村民的集体行动中形成对新空间的身份归属和社会认同。

五、结 语

脱贫村的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全局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再生产为脱贫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与跨越补充了空间维度。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脱贫村由一种空间形态向另一种空间形态的整体性演变,很好地呈现了空间再生产的延续性与发展性。任何的空间再生产都“包含着、分裂着社会关系”[11]83,行政权力、资本等外力干预为脱贫村空间再生产提供了新的空间生产资源,村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宰制力量。可以说,脱贫攻坚不仅为脱贫村空间再生产提供了基石与起点,也构建了行政权力、资本、村民等不同空间再生产主体间新的空间社会关系。不同主体在新旧空间生产关系、空间社会关系、空间生态关系的冲突与调适中再造平衡,并在空间再生产中构建了新的空间网络关系,使得脱贫村的乡村振兴空间再生产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实现了对其自身的超越,最终实现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和资本的力量往往是积极主动的一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方向与进程,村民则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这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资本等在脱贫村空间再生产某产业或某事项的过度集中,阻碍了脱贫村空间再生产资源的流通,反过来又固化了空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摆脱单一化、简单化的政治逻辑或资本逻辑,避免脱贫村空间再生产的过度外部化或消费化,构建起以村民为主体的富有社会性的新空间秩序,才可以更好地发挥村民在空间再生产中的创造性。但刚刚摆脱了贫困的村民作为具有较强依赖性的个体,如何通过村集体(含合作社、工作队等不同组织形式)将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构建起行政权力、资本、村集体等脱贫村空间再生产不同主体间相对平等的空间社会关系,有待进一步专文讨论。当然,空间再生产是历时性的空间生产过程和结果,社会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地域的差异、经济的差异等,都可以解释为空间再生产要素与过程的差异,同时也是空间再生产结果的差异,构建不同的空间社会关系并重新书写脱贫村的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经济史。正是在这种差异中,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空间再生产实现了地域空间的本土化表述和呈现,从而使得地域文化在空间再建构进程中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也为破解千村一面、再造乡村特色提供了另一种差异化的思路。

致谢：感谢山东大学、青岛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联合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胡志强、安福之、朵顺强、李世捷、周昊、张迪等老师和同学们在调研中贡献的辛苦和智慧，感谢中国传媒大学齐勇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岸柳教授、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郑蕾博士、内蒙古农业大学刘公永讲师等在论文修改中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