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建国

共情传播研究在最近几年刚刚起步,而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实践又推进了这个研究。但在为数不算少的有关文章中,多数停留于直接搬用共情的心理学概念,来阐释抗击新冠疫情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传播问题。只有吴飞的《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①一篇文章是较全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也是发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最早研究共情传播的论文之一。遗憾的是,这篇论文依然在心理学框架下阐释共情,只是在为共情传播提供“理论基础”,并没有给出共情传播的有效概念。从该篇论文的三个关键词“理性”“共情”“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可看出端倪。这篇文章涉及共情传播的内容是第三个小标题“通过沟通提升共情力”,在这个小标题下的三个次级小标题是:“爱”是共情的基础；沟通能够促进共情；共情因对象、因情境而变。倒是另外两篇并非专门研究共情传播基础理论的论文：刘海明、宋婷的《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②和李玲的《民族互嵌与共情传播——一个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视角》③,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这两篇文章的有关见解我们将要在本文中引述。由于这两篇论文都不是专门探讨共情传播基础理论的,我们不能要求其提供更多的关于共情传播的基础理论。

鉴于以上所述,在共情传播研究正在起步的时候,有必要筑牢其基础理论,为其发展拓宽道路。抗击新冠疫情等重大社会实践也呼唤共情传播基础理论及时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