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开始兴起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在后来被称之为还原论的科学理念指导下逐渐发展起来的。笛卡尔认为，如果一件事物过于复杂，以至于一下子难以解决，那么就可以将它分解成一些足够小的问题，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获得对复杂事物的完整、准确的认识。这就是哲学上的还原论的通俗表达。还原论方法是经典科学方法的核心，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

还原论信念的持有者相信客观世界是确定的，世界是由基本粒子等“宇宙之砖”以无限精巧的方式构成。“宇宙之砖”的性质与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的性质，即使最复杂的对象也是由最低层次(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基本构件”组装而成。在还原论方法的解析下，世界图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基于还原论的理念，现代物理学把世界的存在归于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生物学家开始相信分子水平的研究将揭开生命复杂性的全部奥秘。复杂的世界经由还原被清晰地分割为可以重组的简单粒子、部分，关于世界的知识也被分解为各种不同、分类庞杂的学科与门类。

不能低估还原论在科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现代科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学术权威、桑塔菲研究所所长考温说过：“通向诺贝尔奖的堂皇之路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方法开辟的。”[1]但当科学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1 对生命的还原研究面临的困境

近代医学对人体的解剖和分析研究是从器官组织层面开始的，然而，仅仅靠这一层面的知识，无法完整地揭示人基本的生理病理活动和生命过程的奥秘。随着显微镜的出现、细胞的发现、生物化学的兴起，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分子生物学的创立，标志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作为生命的最基本单元——分子层面。

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表明，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宇宙、地球、地球上的生态圈、生物体均是完备的整体。组成系统整体的各个部分总是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系统整体的性质和特点，并常会使系统在整体层面“涌现”出其中各个部分均不具有的新的属性。系统的任何一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后就不再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它所显示的功能与在系统中的实际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这种情况在还原论生物学研究中屡见不鲜，并常使科学家陷入理解的困境。

例如，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是一种被激活的免疫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纯化的IL-2在体外可以刺激T细胞生长，所以又称为T细胞生长因子。科学家利用基因敲除技术去除小鼠基因组中的IL-2基因后，小鼠就丧失了产生IL-2的能力。预期的结果应当是，这种小鼠T细胞的数量与功能将大大下降。但结果却完全相反，IL-2基因敲除小鼠表现为T淋巴细胞大量增殖，淋巴结肿大，并表现出明显的自身免疫病症状。这说明IL-2一旦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后，所显示的功能与在体内环境中的功能是不相同的。现在知道IL-2在体内具有促进T细胞凋亡的功能，而这在体外是表现不出来的[1]。

又如，在研究人参对细胞的作用中，科学家们发现人参有促进或刺激代谢之功能，可增强细胞活性，包括在某些状态下促进癌症病人体内癌细胞的增殖。换句话说，在人参的刺激下，正常细胞和异常细胞的活力都会增强，好的坏的一起补。显然，癌症病人基于此是不宜服用人参的。然而，癌症发病机理研究表明，人体免疫功能失调或低下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临床试验证明服用人参的人群比不服用人参的人群罹患癌症的几率大大减低。也有研究表明，人参能改善病人的肝功能并且有升高外周血白细胞的作用，可使病人的免疫功能得以提升，因而可作为治疗癌症病人的辅助用药。人参有效成分用于癌症病人的临床研究表明，人参中含有的多种活性物质，如人参皂苷Rh2、Rg3都是有抗癌效果的，它们能有效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抑制癌细胞增殖，诱导癌细胞向正常细胞转化[2]。在放化疗期间配合使用人参，能有效地防止白细胞减少，增强免疫功能，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不仅能提升病人生活质量，也有利于防止癌症复发和转移。显然，人参对癌细胞的直接作用与在体内通过提升免疫力和人体各部分的相互作用而发挥的间接作用有显著的不同。

传统还原论的分析方法要求在观察和实验中，“每次只能变动一个变量”，因为如果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变量发生变化，就难以判断出现的结果是哪个变量引发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人体这个各层次、各部分密切相关的有机体中，无论是观察还是实验，人们均无法严格地控制条件。而为控制条件进行的人为干预，又往往会影响人体由自身性质决定的功能活动，给观察和实验结果带来很大的误差。

在目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还原论的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曾使人们认为，只要完成了对整个基因组的测序，就能揭开生命的全部奥秘。然而这个历时十多年的巨大工程最终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人类基因组中30亿个碱基的排列顺序。通俗地说，结构基因组学给出的只是组成生命天书的单词，“天书”的内容仍大多不清楚。人类基因组图的完成既没有揭开生命的奥秘，也没有对临床医学实践有明显的促进。解读“天书”的工作将是21世纪生命科学家的重要任务。

从器官组织、细胞到分子层面，人类对生命的认知，逐渐远离了人类感官所能直接感知的范围。在分子层面要建立人体的状态描述，不仅需要了解人体在这个层面由哪些要素组成的静态信息，也需要了解这些要素的结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等动态联系。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脂类组学、糖类组学、转录组学等组学研究就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揭开生命奥秘之路还很漫长。

近400年来，从古代的经验医学中分离出来的生物学与医学，通过对人体的分解和分析建立起了庞大的知识体系。今天，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层次，对生命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组成生命的最基本层面。但令科学家感到不解的是：人体仍有很多内在规律没有很好地被揭示，在许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面前，人们仍是那样无能为力。宏观层次无法理解的生机勃勃的生命现象，在深入到微观层次后反而更加失去全貌，对其本质的理解越发渺茫了。2000年，《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正在转向中的生物医学研究》的编辑部文章提出：“现在生物医学家中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认识到: 还原论生物学研究除了最简单的问题以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然而在生物学中几乎没有简单问题。”[1]现实面前，科学家们逐渐清醒了：生命也许本来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组成生命的细胞与细胞、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把还原论方法视为揭示生命本质奥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2 精准医学的兴起及其科学局限性

生物学和医学的进步，有沿着整体→系统层面→器官组织层面→细胞层面→分子层面的认识深化；也有在同一层面沿广度方向的拓展。后者包括人体某一层面的以往未知的功能特性的发现和对疾病在人体发展转变规律的认识；也包括诸如在分子层面，对蛋白组、代谢物组等此前人们还不甚了解的领域的研究拓展。

基于疾病的医学，在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深入到分子层面后，似乎走到了它的尽头。疾病过程中分子层面病理变化的大量发现基于分子层面病理变化的疾病的引进，使疾病医学所涵盖的疾病种类在迅速增长，对疾病的分类愈来愈细。然而，对疾病研究的深入，并没能有效地区分不同个体疾病的差异性，也不能有效地提升针对某一种疾病的药物在应用于该疾病病人时的普适性。针对某一种疾病发展的新药，当临床广泛用于该种疾病的病人时，经常发现其只对患这种疾病的一部分人有效。当遗传学的进步发展到能够通过人类基因序列的研究，进一步区分患同一疾病的不同病人的差异性时，由此引发了基于基因差异性的药物研究，从而导致了精准医学的诞生。

美国“精准医学”计划对精准医学的定义，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个人特征，量体裁衣式地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显然，这里的“精准”，已不局限于我们常规意义的理解: 对疾病诊断的精准、对药物和治疗手段作用认识和把握的精准以及针对疾病的治疗方案选择的精准。精准医学的精准包含了对人体与疾病相关的个性化特征的“精准”把握。也就是说，精准的参照系与以往不同了：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疾病分类系统。需要引进一个独立于传统疾病分类体系，能个性化地描述人体疾病特征的新的疾病分类体系——生物标志物体系[3]。由此，基于还原论理念的医学，似乎由“山穷水尽”变为“柳暗花明”。沿着精准医学开辟的道路，构建能描述疾病个性化特征的新的疾病分类体系，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精准医学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医学的发展空间。新的疾病分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将极大地拓展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它会带来对某些疾病状态描述的精准化，同时方便寻找有效的药物，也方便对已有药物的选择性进行更精准的界定。然而，精准医学的兴起会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它的影响力的边界在哪里呢？

现实系统通常是有层次的。基于现实系统建立的模型，其复杂性通常与引入的系统描述所关注的起始层次密切相关。起始层级越低，要完整地描述系统所需引入变量的规模越大。例如，一个学校有6个年级，每年级有10个班级、每个班级有50个学生。从学校到年级、到班级，再到具体的学生，是学校不同的层级。从年级、班级或学生/老师等不同层级起始建立状态描述，系统的复杂性是不同的。显然，以班级为基本单位建立的状态描述系统，比以年级为单位构建的系统，要素的数量增加了10倍，而以学生个体为单位，则会再增加50倍。对于由50个人组成的班级，如果系统中包含的学生数量少于50，那么这个系统是不完整的。而将系统的最基本要素提升到班级，状态描述系统的规模小了50倍，只要10个班级均包括在系统中，就不会影响系统的完备性。但以班级为基本要素建立的状态描述系统，是反映不出班级中学生的属性特征的。

精准医学建立个性化疾病分类体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个性化疾病分类体系要达到科学的状态描述体系也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均需要大量实验分析和临床试验。在精准医学体系中，针对靶点的药物的发现是基于以靶点为参照系的实验/临床研究获得的。在目前发现的几乎所有标靶药物，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所谓精准，是针对靶点的精准。当病人出现一个以上异常靶点时，通常需要一种以上的标靶药物配合使用。而对于一种疾病关联于几个异常的靶点，或病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有可能出现需要把几十种，甚至几百种标靶药物同时服用的情形。为了较全面地控制疾病，常常需要多种或多或少有一些副作用的药物的联合用药。而目前精准医学的研究已经显示，一种疾病关联几个异常靶点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一个病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在临床上也司空见惯。如果这种联合用药难于产生较好的效果，且会引发大量的药源性疾病，则人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构建的这样一个疾病分类体系即使能够实现，它的实用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精准医学的调控方法忽略了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忽略了上一层次对下一层次由机体自身性质决定的约束。如同一个将军的指挥涉及到要控制辖下每一个士兵的每一个动作一样。实际上，对自组织、自适应系统的调控，在大多数情形并不需要控制到人体的微观层次。由此也不需要在微观层面建立如此复杂的状态描述。

而如果精准医学的个性化疾病分类体系局限于分辨病人特异性的个性化特征，并针对单一的个性化特征寻找到针对性的调控方法。这样的医学仍然同传统的疾病医学一样，摆脱不了还原论的色彩，不能实现疾病治疗的整体综合。也就是说，精准医学的兴起开启了现代医学从疾病医学走向个性化医学的进程，但这一趋势可能并不会导致现代医学在对人体的整体综合方面的任何进步。

3 精准是相对的，最优才是医学更需要的理念

精准医疗的基础是个性化诊断，核心是个性化药物。美国率先启动的精准医学，是以基因测序等检测诊断技术的成熟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基础的。用基因测序的方法找到癌症病人基因突变的靶标，再辅以有针对性的药物进行“精确打击”，然后通过疗效监控标志物精准跟踪治疗效果，以便随时调整治疗方案，这就是现在典型的精准医疗治疗肿瘤的全过程。这样的精准治疗，可以代替目前肿瘤治疗中的放疗、化疗、手术等地毯式轰炸手段，不仅可以提高治疗效率，还能降低病人痛苦程度，减轻经济负担。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成，科学家在破解基因变异与人类疾病的相关性的过程中，发现了遗传因素与许多人类疾病的发生存在着内在联系。医学界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人类在对疾病的精准诊断方面将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像肿瘤这样的“不治之症”将会逐渐被攻克，变成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病人可以长期带瘤存活并有较好的生存质量。

基因医学研究的进展也同时表明，基因对个体未来疾病及健康状况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决定性的。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某种结果的出现，其原因可能存在于整个因果关系链中的多个不同环节。因此，仅仅靠基因测序，是不可能做到精准诊断的，还应当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以及临床表现、行为、生理指标和环境参数，进行综合分析。而且，精准是相对的，是与以往诊断的准确性相比较而言的，要求绝对意义上的精准是不现实的。

有了诊断指标的精准化，以此为参照系，势必会推进精准药物的研究。近年来，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手段的进步就是一个典型的精准药物的发展过程。非小细胞肺癌约占所有肺癌的80%，约75%的病人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5年生存率很低。非小细胞肺癌有近20种致病基因，不同致癌基因需要用不同药物。治疗这类癌症，20世纪60年代，医学界使用细胞毒药物，有效率小于5%；2003年，发现上皮生长因子细胞增殖和信号传导的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是重要致病因子，转而改用靶向药物吉非替尼，有效率提高到10%；2005年，发现EGFR中的突变才是敏感标志物，新药有效率提高到70%～80%，可延长生命30个月[4]。

然而，无论是经口服、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滴注等不同的给药途径，进入人体的药物，最终都会通过血液流经各个器官、组织，布散到全身。由于人体内各部分组织的多样性和组成结构的相似性，我们无法控制它不对所到之处的除标靶外的其他组织(或要素)发生作用，而这些药物对标靶之外的其他部位(或要素)的作用并不总是正向的，也就是说，药物的副作用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所谓精准，只能是尽力去寻找对标靶作用较好，而对其他部位(或要素)副作用较小的药物。这种状况不会因为“精准医疗”概念的出现而有所改观。当然，针对肿瘤的化疗药研究是个例外，因为目前，即使与针对其他疾病的西药相比，其令人望而生畏的副作用昭示：它离精准的要求是过于遥远了。

精准诊断技术的进步，无疑会使外科手术以及像氦氖刀、激光、红外热疗这类无创或微创物理疗法在治疗部位定位上更趋精准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及上述物理疗法治疗过程对人体的伤害。但由于人体是一个各部分密切相关的整体，对一个部位的精准干预，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与之相关的部分或要素，甚至影响到人体整体。精准医疗只能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影响和损伤，而要想避免也是不可能的。

通常，我们应用的药物，有生物制品，有经化学合成的化合物，有经植物萃取的提取物。化学合成药，组成成分和结构相对简单；生物制品和植物提取物，则往往是包含多种成分的混合体。但即使是化学合成药，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对人体的作用也不是单一的，有正向的治疗作用，也会有负向的副作用。其对研究时作为参照系的标靶的作用是“精准”的，但对其副作用波及的部位(或要素)就不能说是“精准”了。

由于人体各部分、各要素之间密切的相关性带来的复杂性，临床上面对的病人，其疾病在很多情况下涉及不止一个部位或要素的异常。在对病人所涉及的一种以上疾病(A、B、C、D)作了“精准”诊断的前提下，选用基于“精准”理念研究出来的“精准”药物(或其他“精准”治疗手段)，那么将如何“精准”用药呢？

由于我们应用的药物(或治疗手段)的作用都是多方面的，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对A“精准”的药物对B可能就不“精准”，对B“精准”的可能对C或者D又不“精准”，这里所说的不“精准”，也可能就是副作用。当我们要考虑多个部位和要素的疾病整体时，“精准”的概念已经无太大意义了，更有用的理念应当是“最优”，也就是选择针对疾病或病人整体相对更好一些的综合治疗方案。“精准医学”的“精准”药物的研究，既要求对标靶“精准”有效，同时要求副作用尽可能小。其实，这是在“精准医学”的概念出现前药学研究者就一直致力的目标，只是在医学进入“精准”时代，对寻找高度特异性而又少有副作用的精准药物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应对由单一的特定部位或特定因素导致的疾病和病人方面，精准医学无疑有着巨大的潜力，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现实是，能够归结为单一特定部位或特定因素的疾病(或病人)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疾病(或病人)会涉及到不止一个部位(或要素)的结构功能异常。在这种普遍情况下，即使我们有了“精准”的诊断，有了“精准”的药物和治疗手段，“精准”选药、制定“精准”的综合治疗方案，仍将是“精准医学”不得不面对的技术难关。不仅要考虑经过“精准”诊断确诊了的多种疾病的危害性，其所涉及的部分(或要素)对人体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性，由此决定治疗上的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也要考虑疾病各部分(或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各部分疾病所涉及的结构及功能之间的相关性，使治疗方案的不同措施，具有更好的协同性；还要考虑对多个精准药物的不同副作用，从整体上进行平衡，或在综合方案中，增加冲抵这些副作用的措施。显然，那时的“精准医学”已经远远超越了目前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不局限于针对单一的特定部位或特定因素导致的疾病的精准治疗，而是在整体层面对人体整体状态的“精准”。而针对人体整体状态的“精准”或许才是“精准医学”的最高境界。

显然，把疾病诊断的“精准”由相对于单一生物标志物异常定义的疾病分类的精准，提升到由多个生物标志物异常定义的个性化状态的精准，无疑会提升以此为参照系发展的药物作用的覆盖面，提升治疗方案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但那时的精准医学已远不是今天意义的精准医学了。

4 医学需要个性化，同时也需要整体综合

中国传统医学是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但它也有一个疾病分类系统，中医治疗通常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进行的。精准医学建立的这样一个生物标志物体系同现代医学疾病体系的关系，与中医学中证候和疾病的关系一样，都是多对多的网络关系：一种疾病可以分成不同的证候类型，一种证候也出现在多种不同的疾病中。显然，之前只存在辨病治疗的现代医学，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开始了构建其独特的个性化“证候”体系的进程。由此，现代医学也将实现“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开启辨病治疗与辨“证”施治相结合的时代。

然而，精准医学基于基因、蛋白及代谢物等生物标志物构建的个性化医学体系，仍然是基于以分析为特征的还原论理念的。无论是疾病过程中异常的生物标志物还是针对生物标志物的标靶药物，均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的。现实中，人类疾病的发生常常会伴随着多个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的异常，表现为众多的生物标志物的异常改变。应临床治疗疾病之需，医生常常不得不考虑到同时针对多种疾病、多个异常生物标志物的综合用药。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找到了针对每单一的生物标志物相当有效的药物，如果面对多个生物标志物异常的病人，我们能想象出来，将多个针对单一生物标志物异常的标靶药物同时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由于人体内各部分相互关联的复杂性，疾病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通常是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药物作用于人体，通常也不是只对作为标靶的部位或环节发生作用，不同的标靶药物同时服用，不仅可能出现药物之间的化学反应引起的药物结构及效能的变化，不同药物作用于人体，也会视药物组合、组合的比例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协同或拮抗作用。由此，对包含多个生物标志物异常的整体的调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各个异常的生物标志物精准调控的总和。显然，人们今天充满期待的精准医学，在精准医学旗帜下将逐渐发展起来的个性化医学体系，仍然无法解决人体的复杂性、疾病和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精准医学”要实现治疗上“精准”，三个环节的精准是缺一不可的：疾病诊断和人体状态辨识方面的精准，对药物与治疗手段作用把握的精准以及临床应用时对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与疾病和人体状态对应的精准把握。近年来，随着基因医学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因测序技术的成熟，现代医学进入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医学的“精准”，这一之前还很遥远的目标似乎变得“可望”而且“可及”了。因而，“精准医学”的概念一提出，立即成了举世关注的热门话题。

严格地讲，“精准医学”虽然说具有科学方法层面的意义，但主要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概念，不能指望它能解决医学方法论和医学架构层面的所有问题。也就是说，现代西医以静态结构研究和单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并不会就此烟消云散。诸如：(1)学科的细划、医学知识总量的迅速膨胀、一个人终其生所能掌握的知识相对于这个领域的全部知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而对人体的精准的“个性化医疗”，要求全面地了解、整体地把握人体的状态。(2)以疾病过程中某个病变部位或环节的要素作为受控量研究出来的药物，副作用总是难以避免的。在“精准医学”时代，研究“精准”药物的难度，不会因为“精准”概念的出现而降低多少。(3)面对在各部分密切相关的人体发生的复杂的疾病过程，分科别类地采用有各自副作用的药物进行治疗，即使从病变部位或要素来看，做到了“精准”，但对其他部位或整体层面，副作用的不可避免却很难称其为“精准”。

显然，“精准医学”其影响力所及是有局限性的。今天，解剖、单因素分析的还原论方法在揭示生命特征方面日益清晰地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把作为一个机能密切相关的整体的疾病分门别类，分别由不同的专科医师进行治疗的理念也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由此，医学需要整合的呼声在医学界日益高涨。而作为医学基础的生物学，早在30年前，系统生物学开始出现的初期，就提出了“把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理念。显然，“精准”代表不了现代医学发展趋势的全部，甚至不能说是在现代医学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精准和整合，绝不是可以像“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的东西。人类需要走向“精准”的医学，同时需要能够在诊断和治疗上实现整体综合的医学。中国传统医学是同时体现了整体综合(整体观念)和个性化(辨证论治)特征的医学。显然，无论抛开整合而专注于精准，还是抛开精准而专注于整合，都不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最佳路径。而把精准和整合割裂开来的发展模式，仍然具有显著的还原论特征，不可能通向人类理想的医学模式。

5 结语

把疾病归结为特定病因、部位的特定病理变化的疾病医学，目前在应对复杂的人类健康问题方面陷入了困境，导致了“精准医学”的诞生。精准医学着眼于建立不同于传统疾病分类体系的个性化疾病分类体系。虽然精准医学新的疾病分类体系与传统的疾病分类体系有所不同，但把疾病归结于特定的孤立靶点而忽略疾病过程中人体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点，仍然沿习了近代医学几百年的传统。因此，精准医学本质上仍然是基于还原论的。

在当前，与现代医学发展密切相关的理念，除了精准、整合外，还有循证。而随着精准医学研究的深入，现代医学的临床试验和疗效评价体系，进而循证医学方法也正处于探索和变革之中。系统生物学经过30年的发展，虽然开辟了建模和基于模型研究的新的研究方式，生物学由实验生物学的“一统天下”变成了计算生物学与实验生物学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然而，其开拓“把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进程却似乎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今天，虽然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还原论的思想仍然在医学领域根深蒂固，甚至深深地影响着医学发展模式的选择。医学的发展需要走向个性化，需要整合，需要奠定在实证的基础上。但基于这三种理念分别发展的精准医学、整合医学、循证医学能最终融合为同时具备这三种特征的统一的医学吗？无论复杂性科学涉及的科学发展的方法学研究还是生命科学几百年的发展实践都证明此路不通。

在理论物理学领域，迄今为止，霍金的量子引力理论并没有完全得到科学的证实。但之所以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在于它实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统一，给人类描绘了一幅完整而完美的统一世界图景。精准医学的兴起促使现代医学构建了整合疾病医学、个性化医学的循证医学模式，而中国传统医学是完美地体现了整体综合和个性化医疗的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和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有机结合，将形成一种具备整体观念和个性化特征，同时奠定在实证基础上的医学模式，我们称之为整体医学模式。整体医学同时体现了整体观念、个性化医学和循证医学的理念，因而是人类企盼的未来理想的医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