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雪茹，张景行

（1.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是由元末明初作家、小说家罗贯中所著。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既根据西晋徐寿所著的史书《三国志》为事实基础，又加入了作者根据时代特征、思想潮流、后人评价等要素创作的虚构剧情，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想象和改编，做到了清人章学诚评价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1]76，兼具了纪实与小说的特点。因此，《三国演义》中的情节构造、人物形象兼具了汉末三国与元末明初的时代文化。其中，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尤为突出。小说中无论是史实形象还是虚构情节都贯穿了儒家思想的精神特点。通过深入刻画“名正言顺”的蜀汉政权，仁义、正统、统一等思想成为《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例如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2]2495-2529观念等。同时，由于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写作特点，《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从三国时期到元明时期的演变与更迭。

从《三国演义》成书的时代特点上来看，一方面，当时处于元末明初的改朝换代时期，国家战乱、各路势力纷争频繁，进而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这也正契合了三国时期的分裂、并立后统一的局面。正如春秋战国时期，面对阶级的更迭与国家的分裂，文人志士会更加呼唤儒家思想的仁义与一统精神。这也使得《三国演义》中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千年的演进，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始终适应着时代发展、对自身观念进行更新与补充，使得《三国演义》中出现了元明时期的理学思想。

由此，《三国演义》中表现出丰富多变的儒家思想，值得读者细品与思考，也为学者留下了探寻儒家思想、儒学观念发展的资料。演义作为一种小说形式，其中的故事情节无法作为史实推敲，但其中儒家思想的运用与历史进程关联甚密。通过对三国演义中儒家元素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传承与发展儒学思想，透视其不同时代的应用，为儒家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提供有效借鉴。下文中，本文将结合《三国演义》的儒家文化背景，节选小说中部分人物与经典情节，分析《三国演义》中的儒家文化元素及其现实意义。

一、《三国演义》的儒家文化背景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时代。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战乱频繁，终于迫使人民群众于水火中揭竿而起，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于是，世事飘摇，风云际会，英雄辈出，逐鹿中原，从何进、董卓、李傕、郭汜扰乱京都，到曹操、袁绍、吕布、孙坚、刘备等拥兵割据，诚可谓各领风骚，“一时多少豪杰”，走马灯似的在三国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最后曹魏集团以司马氏父子之力，饮马长江，灭蜀吞吴，问鼎中原，三分归一。这种历史时代便是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往往是产生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时代。

（一）题材背景：汉末三国鼎立，儒学遭受冲击

《三国演义》的题材背景，是群雄争霸、三国鼎立的东汉末年时期。时值东汉统治阶级权力衰微、外戚与宦官专权、人民生活困苦、起义频仍的朝代末期，封建统治阶级遭受危机，而儒学精神也受到严重挑战。

这一时期的儒家学派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对封建君主统治、道德教化、伦理关系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符合时代要求与统治阶级需求的观点，并逐渐成为显学，在汉代上升为统治思想，指导着从统治阶级到大众百姓的生活。

在继承方面，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仁爱”“民本”思想得到了继承与推广。根据“仁者爱人”[3]137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81，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爱”思想得以传承；根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139的观点，统治阶级名分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强化；由此产生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观点，孔子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在创新方面，战国时期的孟子根据“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进一步提出“仁政”学说。西汉大儒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传》中的“大一统”观点，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2]2495-2529，辅以对民众的“纲常伦理”、对君主的“天人感应”论述，迎合了大一统的时代要求与统治阶级需求，促使儒学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

正因如此，《三国演义》中面对东汉末年的统一国家即将再一次被分裂，外戚和宦官专权，君主权力衰微的乱局，儒家思想在成为统治思想后，首次受到了严重挑战。而不同于春秋战国的是，此时儒家思想已成为正统，受到由上至下的尊重与推崇，由此使得众多豪杰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儒学色彩。

作为汉景帝的正统后裔、志在“光复汉室”、信奉仁义精神的刘备，自然成了《三国演义》主角的不二之选。一方面，刘备作为汉朝统治阶级的后裔，从名分上做到了“名正”；另一方面，刘备以汉室复兴为己任，从未像曹丕一般以魏代汉、自称新帝，也没有像孙权一般先向“反贼”曹魏称臣，而后自立门户称帝，而是以“汉昭烈帝”自称，做到了纲常意义上的“言顺”。名正而言顺，即使刘备与蜀汉的结局是失败的，也足以成为当时儒家人物所向往的精神目标。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4]2（许劭语）之名的曹操，即使曹操能够平董卓，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基本统一中国北方地区，推行有效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维持中原地区政局稳定。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奸雄”成为他的标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宦官世家的血统，无法满足儒家“正名”的要求；另一方面，曹操既重刑名法术之学，在任济南相时重豪强兼并之法，有犯禁者即棒杀之，又奉行“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4]683-684的观念，说明他是既重礼治又重法治的。曹操重法治，但并不排斥礼义教化。曾颁布《礼让令》《修学令》，申明礼治，其中《修学令》说：“丧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4]11，命令各郡县设立学校，“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4]11。然而，时逢乱世，礼治只能用为辅助。

可见，在汉代得到完善的儒家“爱民”与“仁政”思想，足以成为《三国演义》的篇章底色。

（二）创作背景：元明改朝换代，儒学日趋完善

《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创作于元末明初时期，其时社会战乱不断，农民起义、政权割据接连不断，深受战乱之苦的平民老百姓渴望社会的稳定和安宁。罗贯中深切感受着人民生活的疾苦，百姓渴望通过儒家的仁政和三纲五常实现社会安稳、生活和乐。从《三国演义》的创作背景来看，这本书蕴含着人民对于明君的渴望。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罗贯中秉持“尊刘贬曹”的态度，赞美了以刘备为首的蜀国势力，而贬斥了曹操。

对比《三国志》，从客观史实上来看，《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刘备、曹操等人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出入，历史上的曹操并非残忍、不惜才的奸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存在很多类似的尊刘的例子，比如，历史记载中，赤壁之战的主要角色本是周瑜，作者却在这场战役中突出了身处刘备阵营的诸葛亮。作者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戏剧化塑造，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体现。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作为汉室王朝的皇亲，这一角色在小说中代表了儒家所宣扬的伦理正统思想。而曹操代表的则是乱世的奸雄，挟天子以令诸侯，小说中对于刘备以及蜀国的推崇正是体现了儒家伦理礼制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伦理礼制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正如《论语·学而》中记载：“礼之用，和为美。先王之道，斯为美。”[3]8儒家提倡用伦理礼制对社会民众进行教化，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有秩序，这也与当时处于战乱中的底层人民的思想相贴合。

元末明初正是儒学历经三教合一、理学发展后得以达到顶峰后的时段。南宋大儒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将儒家修身的要求扩大到“天理”这一客观精神上，进一步压缩了儒者自身主观的欲望与需求。这一思想有效地扩张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将君子为他人着想的品质拓展到“天理”这一客观精神上，进一步使儒家的仁义思想规范化，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僵化。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面对元末明初的又一次战乱，已经高度成熟化、规范化的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作者罗贯中同样受此影响，更加呼唤儒家思想的回归与指引。正因如此，《三国演义》一改中国古代乱世中法家受用的潮流，创作了刘备这样儒者形象的主人公。这不仅是对刘备光复汉室志向的歌颂，也是对儒家正统、仁义、统一精神的呼唤。

二、《三国演义》中的儒家思想体现

《三国演义》中，王室衰落、群雄纷争的大背景下，具有正统汉室血统，为汉王朝衰落悲叹，以光复汉室为目标的刘备，作为蜀汉国君，本身就是儒家思想的化身。在他的身上，爱民、仁德、仁义、忠君等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儒家对仁君的要求与向往。同样的精神也寄托在了书中的蜀汉政权上，诸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然而乱世之中，如此仁爱之心可能最终仍不及计谋与法度的力量，这也是造成蜀汉最终没落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抱负仍然是儒者所追求的，故千余年来，刘备始终是人们推崇备至的爱民、仁德的明君。

《三国演义》在描写魏、蜀、吴三国形势时，主要以魏、蜀两国的矛盾展开，塑造了刘备、诸葛亮、关羽、曹操等多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论语·颜渊》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128君王、臣民、父亲、孩子都应该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孔子的这一正名思想在《三国演义》对于蜀国众人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刘备的形象塑造中蕴含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重德理念

儒家的仁爱思想和重德理念在刘备身上得到了体现。在儒家思想中，一个人的德行对于成就自我是十分重要的，而“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论语·雍也》中记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61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难免虚浮。只有文采和朴实平衡与结合，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同时，儒家也强调仁政，以民为本，这是孟子对孔子仁爱精神的发展，他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出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5]277。他认为夏商周三代获得天下是由于仁，失去天下是由于不仁，诸侯国家的兴衰存亡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天子不仁，不能够保有天下；诸侯不仁，不能够保住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够保住祖庙；士人和平民百姓不仁，不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一个“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仁君形象。《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中，刘备至新野理政，新野之人都唱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6]284，可见刘备十分受百姓爱戴。同时，他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任用贤才，展现了儒家忠义、仁德的思想。他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任用赵子龙等多位贤才。《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中记载，赵子龙单骑救主后，刘备接过，将阿斗掷之于地，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6]334刘备对赵子龙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同时，他重视与兄弟之间的情谊，展现了忠义之道。桃园三结义之后，刘备一直十分看重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兄弟之情。关羽死后，他的反应是：“大叫一声，又哭绝于。众官救醒。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6]619在对刘备这一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作者罗贯中重点体现了他的仁德，展现出儒家所追求的仁君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于儒家仁爱、忠义精神的推崇。

1.刘备仁义体现了儒家仁爱与天命观念的融合。面对尔虞我诈、情况复杂的三国乱局，欺瞒、背叛、勾心斗角充斥着《三国演义》各路豪杰的争斗中。然而，刘备身上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情节，主流仍然是对仁义、诚信的极致追求，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儒家仁义、忠信精神的追求。

小说开篇第一回，刘备偶遇张飞、关羽二人，表达出共同的志向后，三人首先做的就是“结义”。小说中描述道：“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6]4一方面，在结义中，三人将汉室宗亲刘备作为大哥，强调虽然三人不同姓，也不是同一阶层之人，却仍可为了百姓与国家结为兄弟，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体现，也是仁义观的具体应用，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81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桃园三结义的形式是“祭拜天地”，还请皇天后土共鉴，否则“天人共戮”，充分体现了汉代儒学“天人合一”与“天命观”的思想，认为施行道义既是为了人民，也受到“天”这一监督者的监管。故“桃园结义”场景，可谓是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观念融合的一次体现。

小说第十三回，骁勇善战却又骄横无常的吕布在投奔袁绍失败、与曹操大战后，又决定投靠新领徐州的刘备。面对如此棘手之人，糜竺等人规劝刘备不可收留，刘备却说：“前者非布袭兖州，怎解此郡之祸。今彼穷而投我，岂有他心！”[6]95面对曹操遣使教刘备杀吕布，又说：“他势穷而来投我，我若杀之，亦是不义。”[6]110自始至终，不同于吕布的功利蛮横、曹操的老谋深算，刘备对投靠者的仁爱之心，对处境困苦之人的爱怜，不因吕布无义而杀投靠之人。也正如张飞一句“好人难做”的感叹，刘备虽借此躲过了曹操与荀彧的“二虎竞食”离间计，却最终被吕布夜袭徐州，也侧面反映了仁义在乱世中易为计谋所限的局限性，与追求这一崇高理想的难度之大。

2.刘备爱民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面对三国战乱、民不聊生的状况，刘备始终秉持爱民思想，尽自己个人的力量挽救百姓危亡。甚至战事紧迫时，刘备还带着流难百姓行军，即要作战，又要时刻护百姓周全。

小说第四十一回，面对曹操进攻樊城、使“军民共焚”的威胁，诸葛亮建议刘备迅速撤退，前往襄阳。刘备却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6]326面对即将被曹军踏破的樊城，刘备实在不忍割舍追随他的民众，竟然决定携带全城百姓一同逃亡。而看到百姓扶老携幼随他艰难渡河的场景，刘备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6]326甚至当即准备投江谢罪。来到襄阳时，面对守军魏延、文聘的内讧，魏延将城门大开欲引刘备入城，却引发自己与守军的城中内讧混战，刘备当即放弃了大开的襄阳城池：“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6]326-327转而前往江陵。刘备还不惧曹军大举追杀，“拥着百姓，缓缓而行”，“令张飞断后、赵云保护老小，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6]327。众臣认为民众大大拖缓了行军速度，建议刘备暂弃民众，迅速前往要地江陵以便据守，刘备此时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6]327

纵观刘备携带老少百姓逃离曹操军民俱焚的威胁，又不论战局紧张，始终保护着百姓行军的举动，正是儒家仁爱、诚信观和民本思想的又一次重要体现。一方面，刘备面对战局的劣势、退守的必然，选择携带追随他的民众一起逃亡，是对“仁者爱人”思想的发扬。刘备已经具备了儒家“立人、达人”的条件，所以他始终追求让自己的成就与民众的幸福相统一。而如若为了自己的发展抛却民众于水火，是对刘备儒家仁爱思想的反叛，所以刘备无论战局紧要，都要践行自己心中的仁爱观念。这也是作者对于仁君呼唤的体现。另一方面，刘备始终重视民心与民众追随的原因，是他相信“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认为以民为本是国家的立国基础，到汉代儒学对君主爱民的“天人感应”要求，无不反复强调民心得失对封建王朝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刘备始终坚持把仁爱民众作为自己身为君主的要求，同时也是借此恢复汉朝传统，追求曾经重视人民、仁爱民众的汉王朝统治。

但是也要看到，这样的仁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当指出，对民众的仁爱、以民为本的民本观，本应是古代中国维护与推进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与统治相悖的。《三国演义》中的上述描述据此解释了刘备争霸失败的原因之一，即处于古代乱世中，这种思想并非自身存在错误，而是缺乏足够的施行基础，使得效果往往喜忧参半。

描写刘备携带民众出走，固然是爱民君主形象的一次歌颂，使其在古代历史上颇受好评，但客观上，以此为代表的思想也对蜀汉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如若刘备面对魏延的接纳，果断选择进入襄阳城，相信据守襄阳对刘备及其势力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面对曹军追击，如若选择迅速前往江陵，也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历史不存在假设，只有将儒家的仁德思想贯彻到底，才使得刘备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具有吸引力，使其足以被千古传诵。

（二）关羽的形象塑造中蕴含了儒家思想中的忠义理念与伦理礼制

关羽是儒家“忠”和“义”思想的典型。儒家思想提倡积极从政、忠于君主，孔子认为忠君思想是修身重要的一步，在《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3]73孔子的忠君思想同时也是古代封建伦理等级思想的体现。儒家重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在孔子仁爱基础上对仁义之道进行深化，使忠义思想深入人心。孟子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5]332但在二者无法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孟子决定“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义”也是儒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国演义》的塑造中，关羽嫉恶如仇，虽骄横轻敌，但他在书中展现的忠义足以令人称颂。在《三国演义》中，他为保护刘备妻子，提出三个条件假意降曹。在小说第二十七回中，关羽在得知刘备的消息之后，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寻找兄长。在小说第五十回中，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为“义”释曹操。“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6]394正是他忠义的体现。同时，小说中对忠君思想的推崇也体现了儒家伦理礼制，崇尚忠君思想与等级制度。

（三）诸葛亮的形象塑造中蕴含了儒家思想中的从政和仁义理念

诸葛亮身上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人格。首先，儒家思想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态度，它倡导人们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并以此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儒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为政的方法态度，例如《孟子·告子下》中记载：“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5]348这是对仕途失意的人的鼓励，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家对入世的倡导。诸葛亮便是一位关心时事、积极从政之人，他在出山之前就一直关心着天下大事，在刘备三顾茅庐之时以隆中一对提出对天下三分的宏远构想，跟随刘备积极入世，辅佐了刘备和刘禅两代君主，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同时，他也是一位忠义之士，因刘备的知遇之恩，出使东吴，“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刘备白帝城托孤后面对无才的君主，仍然忠心辅佐，在《出师表》中，他用情真意切的话语来劝谏刘禅勤政廉明，为刘禅指明了从政的方向。在《三国演义》的描述中，诸葛亮也是一位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英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评价诸葛亮，“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7]316。在《三国演义》中，对于诸葛亮足智多谋的描写十分常见，比如著名的草船借箭、空城计、三气周瑜。

《论语·阳货》中记载：“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183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五常，这几点在诸葛亮身上几乎都可以得到体现。孔子对于天命观，虽保持着“子不语怪，力，乱，神”[3]72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却也提倡“畏天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125，相信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体现了尽人事知天命的思想。在《三国演义》的结局中，蜀国的失败体现了理想幻灭的悲剧。刘备善用贤才、仁爱重德，诸葛亮足智多谋，在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还是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在小说结尾，作者写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巡”[8]，体现了儒家的天命观。人生在世不能处处随心，有些事情无法强求，在积极进取“尽人事”的同时，也要懂得知天命，顺应天命。

三、《三国演义》中儒家思想的作用与意义

总之，作为一部描绘历史事件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渗透了作者的理想、对儒家精神的呼唤与传承。面对社会乱局，《三国演义》一定程度上讥讽了老谋深算、忙于争霸的各路势力，体现了对他们忽视民众、不择手段的批判。而以刘备和蜀汉为精神寄托，大力赞扬了乱世中保持仁爱、民本思想的人士，要求人们在乱世中回归儒家精神，克制杀戮与争斗，关注底层百姓的感受。作者将时代儒家思想中最美好的部分，诸如爱民、仁义、德治等，描绘在小说主角刘备身上，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受到了千古传诵。

当然，古代中国的现实状况，正如《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儒家思想在乱世中，往往也因缺乏实施的基础与追随者，而不得不与其他思想融合，以便帮助国家恢复与统一。这也正是为何《三国演义》结局与历史史实一致，蜀汉最终日渐衰微，无法抵挡工于谋略与法度的曹魏。

小说既歌颂了蜀汉尊重儒家思想的美好，也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如果乱世缺乏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与拥护者，即使对儒家思想如此尊崇的蜀汉，也难逃悲剧结局的必然。结合作者的写作背景，元末明初的儒学已经高度发达，但在改朝换代中，依然是乱象丛生、民不聊生。作者在对历朝历代分合大势的理解中，领悟了儒学即使在国家分裂时也独具其特殊意义，因此创作了处处洋溢儒家色彩的《三国演义》，进一步将儒家文化观念发扬，鼓励人们无论是和平时期，抑或是乱世，都应尊崇儒家的仁爱与正统思想这一观念。

《三国演义》借此将刘备与蜀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并与宋明理学思想和一批文学作品相融合，使得儒家观念深入人心。明末清初那一大批有气节、有志向的反清志士的涌现，以及许多人在清军战乱中依旧高举“反清复明”旗帜的现象，也是受此思想的鼓励与影响。《三国演义》在事实上推进了儒家学说的传播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主流地位。

如今，传统的儒家思想经过创新与转化，已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进化出新的表现形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宗旨，以民为本思想的传承，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契合。因此，虽然战乱与纷争时期已经远去，但我们仍然有必要了解《三国演义》与其儒家思想内涵，尤其是民本思想与仁德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摒弃其中的阶级观念、封建统治思想，提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助力，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助力。所以，《三国演义》中那份虽然淳朴，却始终坚守的道义与仁德，更加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