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津萌

摘 要：赵氏孤儿的故事由真实的历史事件不断改编为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在当代仍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元代纪君祥受反元复宋思想影响，在《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中建构起忠义的主题；电影《赵氏孤儿》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对传统的忠义价值观进行了解构，迎合了现代的“利己”思想；电视剧《赵氏孤儿案》面对时代精神和信仰的需要，从正面解读传统文化，重构了信义与仁善的价值，是古代戏剧在当下的一次有益探索。

关键词：《赵氏孤儿》 忠义主题 戏曲 影视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的简略记载，《史记》对其内容进行选取和进一步丰富发挥，突出体现了个人的忠义精神。到元杂剧时期，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成为舞台表演的经典作品。现代也有对这一题材形式多样的创新演绎。原因在于，一方面，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强烈的矛盾冲突、戏剧性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带有可观赏的趣味性，易于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故事中忠义和复仇的思想主题，承载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对诚信、善良、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在当下仍然具有丰富的可阐释空间。现代创作对传统的忠义精神或解构或延伸，重新思考和解读复仇的合理性，使人物内涵更加丰富，具有现代性意义。下面，我们对不同时代三个版本的赵氏孤儿的文学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历史故事发掘忠义象征的元杂剧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科举考试曾一度停止，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途径。面对元人的残酷统治，他们心中怀有强烈的谴元复宋的反抗愿望，并在创作杂剧时都诉诸笔下。纪君祥在此时选“赵氏孤儿”这个题材，无疑带有这种社会内涵。

此外，至元十六年（1279），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众多军民跳海殉国。经过惨烈的崖山海战，南宋彻底灭亡。据研究，纪君祥生活的年代正是元世祖在位的至元年间，这一役不可能不对他的内心造成震动。被逼至走投无路的少帝与保护他的忠臣，同赵氏孤儿的故事何其相似。“存赵孤”的书写，就成为他在沉痛现实面前从心底生发的不平之鸣，抑或是给予自己的一种慰藉和希望。

（一）鲜明的忠奸对立

表现在《赵氏孤儿大报仇》中，首要的就是忠良与奸佞鲜明的对立冲突。剧中借公孙杵臼之口对屠岸贾进行描述，“他、他、他，只将那会谄谀的着列鼎重裀，害忠良的便加官请俸，耗国家的都叙爵论功”a，是一个绝对的反面人物“人间恶煞”。全剧也多次出现表明忠奸对立的句子，比如“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怎有这屠岸贾贼臣？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其次，在复仇情节上，孤儿知道身世真相与家族血仇后，干脆利落地进行了复仇。最后一折的报仇过程流畅自然，孤儿手刃仇人，大快人心。

邪恶势力横行，正义力量自我牺牲最终取得胜利，这样的安排带有明显的政治隐喻。“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晋国山河百二雄。显耀英材统军众，威压诸邦尽伏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赵家枝叶”所暗含的意义就显得极为明显。《赵氏孤儿大报仇》可以说是作者于崖山海战后对蒙元政权的无声反抗，以及对赵宋朝廷的悯怀追念。

这样的联想可以在同时代的戏曲中得到印證，如关汉卿的《单刀会》：

【沉醉东风】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b

关羽面对鲁肃借荆州不还是失信的指责，历数汉家先祖创业之艰难，点明刘备的正统继承地位，推翻了东吴孙权统治的合理性。其言辞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关汉卿借历史影射现实，抒发了保卫汉家基业，恢复汉人统治的强烈愿望。其实，无论是“赵家枝叶”还是“刘家枝叶”，在剧本中都是汉室正统传人的化身。还有《梧桐雨》谴责安禄山发动叛乱，祸乱中原，借此抨击蒙元统治者，等等。元杂剧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看出创作中反元复宋的思想倾向并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维护君主形象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全篇剧作中流露出明显的对君主专制统治的维护。象征至高权力的君主，在赵氏灭门的惨案中却如同一位隐形人，从未发挥过自己的主观意识。刺死赵盾，处死全国的新生婴儿，这一切的恶行都是屠岸贾欺瞒主公，“诈传灵公的命”所为。文中还写“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横行独步”，这样的处理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君的形象。此外，为赵家翻案时已是悼公在位，这样的设计巧妙地避开了损伤国君威严的可能性，也更易完成复仇目标。这正是封建社会“为尊者讳”的体现。

二、电影《赵氏孤儿》：解构忠义

现代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能否获取利益成为人们评判事物价值的重要准则。在甚至有人提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口号的时代背景下，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原则渐渐模糊，人们对很多传统的崇高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具体到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就表现为质疑程婴以子换孤行为的合理性；以及连亲生孩子都可以舍弃，这样的程婴是否冷酷无情，缺少人性。那么，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直接顺应了这样的时代潮流，对所有宏大叙事和崇高精神进行了嘲笑般的解构。

（一）解构程婴形象：利己的普通人

首先是对主角程婴形象的重构。电影中的程婴在身份上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赵氏的门客，与赵氏没有直接联系，自然也就谈不上救孤的义务和责任。他行医贩药，最大的理想是与妻儿平淡快乐地生活，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不曾想突然被命运的齿轮卷入了风波诡谲的政治斗争，他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在赵家，出于不忍偷带出赵氏孤儿，却阴差阳错痛失了自己的妻儿。他所做的每一步都在努力躲避牺牲，作为一个小人物，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且合理：朝廷高层权力更迭不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多大改变，他只想保全妻儿，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在这样的逻辑下，他的复仇更多是出于个人的恨，目的是让赵氏孤儿替自己的亲生儿子报仇。在面对晚年动摇的屠岸贾时，程婴把孤儿带到他面前，告诉他“这孩子是谁，我是谁”。让屠岸贾被自己亲手抚养大的孩子杀掉，在痛苦中灭亡，那么程婴的目的就达到了。与电影不同的是，元杂剧里在忠义价值观的感召下，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前仆后继地献出生命，存孤救孤的接力棒最终交到了程婴手中，抚育孤儿的任务带有沉重的道德使命。

相比传统叙事，电影中程婴的所有选择都符合现代观众面对价值判断时可能呈现出的利己主义。这样的人物设定虽然易于理解，但失去了价值。程婴是在命运的摆布下用自己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并非是出于本心的主动选择。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这样评价：“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c困境之中、两难选择之下表现出的自由意志是最可贵的。只有在清楚明白一切前因后果的情况下，程婴所做的选择才会彰显出巨大的意义，而电影却刻意抹杀了这一点。

（二）淡化忠奸对立

其次，电影有意淡化了忠奸对立。与元杂剧不同，赵家与屠岸家没有绝对的正邪之分，他们的斗争是政治权力、地位高低的较量。赵家位高权重，居功自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忠臣良将。在你死我活的高层斗争中，屠岸贾抢得了先机，于是赵家遭受了灭门惨祸。此外，电影中的晋灵公被塑造成了玩世不恭的形象，以看戏的态度，在言语上挑拨屠岸贾与赵家争斗。他既不能被定义为贤明，也不能被简单视作昏庸。这对传统的明主贤臣、正邪两立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完全的解构和嘲弄。

电影在后半段逐渐呈现出逻辑上的难以自洽，以至于主题意蕴的混乱。在纪君祥的版本中，剧中人物在忠义价值观的指引下，所作所为都相对而言符合逻辑。而在陈凯歌的电影中，剧中人物的行为失去了支撑，显得动机不明。赵氏孤儿最后向屠岸贾刺出的那一剑，看似果决，但其内心并不清明，反而充满了困惑与犹疑，也让观众不明就里。潦草的收尾、迷茫的一剑，也反映出电影和现代社会的人们迷失于众多价值取向，不知走向何方的状况。

三、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唤回信义，重塑道德

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矛盾和冲突，相对应地产生了各种社会思潮。加之改革开放后各种外来思潮涌入，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观点和讯息铺天盖地。人们看似选择更为丰富，实则“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庞杂的信息往往茫然无措，无法选择。价值的判断、取舍的两难成为大众生存的常态。人们有很多疑惑，如：“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做好事应不应该留名？”“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在怀疑中，整个社会趋向于形成冷漠和不信任的氛围。

这样的时代背景需要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化和精神，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聚焦于传统文化时，会发现“仁义礼智信”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当代的价值。于是，赵氏孤儿故事中信義的力量被再次挖掘。正如闫建钢导演所说：“这个题材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和编剧陈文贵老师最为看重的，这是同代人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敬畏与虔诚始终相随。我们不去挑战什么，就是本着这个故事传递一种精神，让所有缺失的东西还原于现实。”d比如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展现的重义轻利、信守承诺等品质，“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在今天仍然需要被肯定。

（一）选择困境：仁善是处事的原则

电视剧大结局，程婴在回答赵武的疑问时说：“做人记住八个字：忠义是本，仁善是源。”这八个字传达的理念贯穿了全剧，即仁善应当是行为的出发点，忠不再凌驾于一切。电视剧中设置了众多两难的选择，比如：有机会借叛军佐卑南告发和扳倒屠岸贾，但冒死送信的程婴夫妇却被对方挟持，是否应该为了国家而不顾程婴夫妻性命，除掉奸臣屠岸贾？在奉命与秦联合攻楚的途中，遇到灾民流离失所，饥饿到易子而食的地步，是否应该散粮救民？赵朔放弃了可能是唯一扳倒屠岸贾的机会，选择救人；在之后的困境中依旧选择抗命，发放军粮救助灾民。他相信美德本身就是美德的报酬，遵循内心仁善的召唤做出了选择，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屠岸谷的步步为营下只能走向灭亡。

电视剧在剧情上设置了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从而肯定善良的价值。赵朔选择救程婴，这才有了程婴救赵氏孤儿。在赵朔看来，对程婴夫妇的义与对社稷的忠并无轻重之别，只有缓急之分。他散粮救灾，而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正是屠岸贾的管家且雎的老家，于是为报恩，且雎冒死将赵孤交予程婴和公孙杵臼。赵朔虽然身死，但他血液中流淌的善良、忠义、正直始终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不论生前身后都引人追随、受人敬仰，使赵氏的故事在市井中口耳相传，传承不断。这种宝贵的个人情感看似愚钝，却是希望的火种。

全剧最重要的选择困境莫过于程婴救孤。电视剧《赵氏孤儿案》最出色的一笔在于，它把程婴“医匠”身份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充分表现了出来。在程婴的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他无法对这些无辜生命的惨死视而不见，也不能决定任何一个孩子的生死，更不可能做出将赵氏孤儿交出去这样违背自己良心之事，他只能交出自己的孩子。那么，面对尚在襁褓中的孩儿，他说：“等为父做完这一生的苦事，便与你相会，今生今世，永生永世，我与孩儿魂魄相依，骨血相连，永不分离。”可谓肝肠寸断。电视剧对这一核心剧情的演绎足以让观众感受和理解到，这是他在被逼入绝境时，绝望又必须去做的选择。程婴一直强调医生是救人的，医者仁心，于是他用自己的儿子换了万千孩子的性命。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程婴认为身为赵氏门客，为报主恩，献出自己和儿子的生命来延续赵氏血脉是分内之事，“甘将自己亲生子，偷换他家赵氏孤。这本程婴义分应该得，只可惜遗累公孙老大夫”。并且大家公认献身是名垂青史的事情。程婴对公孙杵臼说“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流芳”，最后主公下命“老公孙立碑造墓，弥名辈概与褒扬”，与之前后照应。这都说明这些义举更多是体现出忠的精神，并未强调仁善。

电视剧版的程婴坚守自己的行为处事原则，秉持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价值观，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温和又意志坚定，理性又有使命感，他的内心虽有痛苦但没有恐惧，他认为舍本身就是得。因此，他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始终理性而镇定。复仇对于程婴而言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以补偿其失去的东西。他只是见证和呈现，“只做命里该做的”，而最终他将离开这个故事。

（二）复仇：自我意识与程序正义

赵氏孤儿是否应该复仇，应该如何复仇，在现代演绎中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电视剧中，赵武可以作为程大业平安富足地过完一生，但他选择了承担赵氏孤儿的责任。“他既然选择将真相告诉于我，就是要让我自己选择，让我在生与死，在高尚与卑鄙之间选择。”赵武不是在逼迫和道德绑架下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他具有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拒绝成为复仇的工具。这样的改编突出和彰显了个人的自由意志，更有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表达了人生而在世，要承担自己不同社会角色下的责任这一在当今社会十分重要的理念。

那么具体该如何复仇呢？电视剧中韩厥说：“天下人都希望看你，作为赵氏孤儿，手刃仇人。”以往的赵氏孤儿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如元杂剧中写道：“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而赵武被任命为司寇，负责审理屠岸贾之案时，没有因为仇恨而直接杀死屠岸贾，而是从搜集证据开始，遵循司法程序，秉公执法，让屠岸贾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样的安排让单纯的杀人偿命的复仇，具有了深刻的现代意义，体现了现代法律制度中极其重要的观念：强调程序正义。正当的程序是比反复无常的人更为可靠的存在，只有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三）家国情怀

还应当注意的是全剧体现出的家国情怀。在电视剧一开始，程婴得知佐卑南叛国的消息后，冒死赶往都城告诉赵朔，其间自己的妻子引开追兵身陷危险之中。消息成功带到后，他说：“程婴已经尽了子民之忠，要回去尽丈夫之责。”他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前。懦弱多疑的国君也对自己的国家和子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当秦国大败晋国后，他深感愧疚，跪拜战场上死去的十万英灵。剧中的秦国使者、楚国将领及其女儿也为各自国家的利益而努力，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流动性较强，尚未形成“爱国”意识，电视剧在此的改编弘扬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观众的爱国情怀。

随着经济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涌起，对传统进行解构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曾经令人敬重的使命感、责任感、悲剧感在调侃下变得虚弱，甚至虚伪。它们往往解构宏大的主题，并颠覆传统意义上高大严肃的主角形象，将其还原为带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如吴宇森的电影《赤壁》，推翻了人们既有印象中庄严恢宏的赤壁之战，把战争缘由变为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电影增加了诸葛亮给马接生、刘备为士兵缝制草鞋、关羽给孩童教书等荒诞的情节，使传统的英雄人物贴近凡夫俗子，并在语言上增添了现代流行语，故事中厚重的历史感与人物的使命感被大大削弱。人们在欣赏这类作品时，不必深究其背后的意义与道理，也不会从中审视生活，反思自我，只需要体会直接的快乐或悲伤。

解构是过程，重构才是目的，但部分作品在解构后走向了肤浅与虚无，在颠覆了一切后并未成功地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人们只在当下笑或哭，梦醒后仍然感觉无路可走。“后现代式的颠覆和解构过后，我们必然还要重建一种新的伦理体系。”e在突破对人性的压抑后，我们仍会回归本体的需求。众多文艺作品也在此方向上做出了努力，如现象级热播剧《琅琊榜》，讲述了被灭门的林氏后代林殊，重回风云中心，为赤焰忠魂昭雪，还世间一片清明的故事。它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如梅长苏近乎神的足智多谋，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真、善、美，把一般作品中想要展现的求生困境升华到了理想与信仰的高度。《瑯琊榜》与《赵氏孤儿案》同为历史题材作品，但不同于以往该题材剧作对历史的戏说甚至歪曲，它们从正面解读和演绎了中国古代文化。同为“复仇”故事，二者并未把复仇本身作为目的，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追求正义与公理，维护社会秩序的事业。比如他们在使用计谋时大多光明正大，谨慎地避免暗黑与残忍，且都坚持在当时下令的君主在位时完成冤案的平反。这是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思想观念的拨乱反正，为时代注入了一股清风。此外，二者的成功还在于将“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与“情义千秋”的朴素情感相结合。在剧中，人物的认知与行动符合最基本的人性，做出选择时更多考虑到“人”，并且突出每个角色独特的情感体验，显得柔软有温度。它们没有生硬地将传统道德注入其中，对人们进行“假大空”的教化，而是以现代的眼光对其进行选取和阐释，把主旋律人性化，从而自然地激发人们心底的情怀与感动，引导人们向善向好。

综上所述，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在时代价值观的指引下，结合受众心理和需要对赵氏孤儿的故事进行了创新再演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在抗元复宋思想的影响下，更为突出尽忠这一主题；电影《赵氏孤儿》则顺应利己主义的观念，对传统的崇高道德进行了解构，相对而言更加符合人性，但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绝对价值的追问，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深究的向度；电视剧《赵氏孤儿案》面对基本的道德原则已被质疑的时代，重新召唤信义与仁善，肯定善良的力量，把艺术和时代需要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为古代戏剧在当下的实践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们应该重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充分开掘，推陈出新。对于传统戏剧，根据时代特征对其进行恰当的改编，在保留高尚精神的同时注重人情味儿，注入新鲜血液，这样才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葆生机与活力，充分发挥价值。

（本文共同作者：陈柯舟、靳双双、高雅婷，均系天津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

a 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第4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张友鸾、顾肇仓选注：《关汉卿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5页。

c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d 《〈赵氏孤儿案〉开播 阎建钢了却“赵孤”情怀》，见网址：https：//ent.qq.com/a/20130320/000309.htm.

e 冯庆华：《颠覆与重建——关于近年国产电影叙事的一种思考》，《文艺评论》201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4册·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 张友鸾，顾肇仓选注.关汉卿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 李光柱.爱欲与理性：苏格拉底式“复仇” ——从电视剧《赵氏孤儿案》重审“赵氏孤儿”故事的悲剧性[J].美育期刊，2014.

[5] 冯庆华.颠覆与重建——关于近年国产电影叙事的一种思考[J].文艺评论，2013（3）.

基金项目： 天津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010065030）

作 者： 劉津萌，天津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