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1]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推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百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代发展和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以生动、丰富、创新的历史实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这一科学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活生生的实践力量，鲜明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统一中对人类历史进步产生的重大作用。

一、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原创性地运用到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强大认识论自觉

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系统的知识和理论。其中，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是任何哲学形态在客观上都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首要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作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并认为这一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2]。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存在决定思维，是第一性的，而在唯心主义者看来，思维决定存在，是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在长期被割裂后的新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创造性回答世界本原问题过程中提出并科学回答了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他指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3]852在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体系中，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4]。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表明，世界上多样性的具体物质形式不是分散的、杂乱无章的和无规律的，而是统一于它们的物质性，遵循着物质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3]419，这一重要认识为科学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哲学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基于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列宁运用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科学界定了物质的内涵，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5]35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必须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因为正是“实践使人们确信物质是客观的实在”[6]11。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则要求必须坚持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类似自然史的物质规律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规律性实质上是指历史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发展的自然客观性。毛泽东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7]5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和思想上的同源性，只有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对本国社会的分析和研究中，科学认识本国的发展阶段和科学揭示本国的发展规律，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以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事业始终能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前进的内在逻辑不断往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过程中，原创性地把这一原理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分析中，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强大认识论自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理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揭示了在中国有史以来“亘古未有之变局”中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主要历史特点及其解体和被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必然性，把对近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认识提升到规律性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奠定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艰难探索后实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实际的新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发展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第一要务，系统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认识提升到新的规律性的高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在百年党的历史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深刻涵养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以及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的方法论自觉。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自觉的理论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原理的真理性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革命实践中的强大的认识规律和实践真理的作用，深刻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哲学基础，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也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不断闪烁出熠熠生辉的真理光芒。

二、把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原创性地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在深化对矛盾运动具体性认识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形成了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深刻揭示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反映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所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构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学习、研究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一根本和核心，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如果“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6]66。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对立统一规律称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的观点称为矛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通俗表达[8]，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创新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做出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深化了对矛盾的具体性认识，提出了完整的关于矛盾的结构体系学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9]这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对矛盾或者说事物发展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引向了更加复杂的认知体系，基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建构起了对矛盾内部不同因素之间联系和变化的完整的复杂认识结构体系，在深化了对事物和运动本身的认识的同时，也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特殊的认识主体所具有的抽象理论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对矛盾认识和分析过程中把事物发展中的特殊矛盾上升到认识事物的核心地位。矛盾的普遍性，即是说，要认识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共同的根据，但认识事物的关键则在于认识事物发展中的特殊矛盾。不认识事物的特殊矛盾，就等于不认识事物本身，即便是对普遍矛盾的认识也要通过并体现为对事物的特殊矛盾的认识来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作根据”[10]32-33。把特殊矛盾看作认识事物本质的核心要求，实际上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深化了对事物发展的具体性的认识。

同时，在对矛盾结构的系统理论建构过程中实现了对抗作为解决矛盾特定形式的一般性和具体性的辩证认识。一般说来，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采用对抗的方式，使事物从旧的发展阶段和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和形态。但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对抗性矛盾也可能以非对抗的方式解决，使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这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具体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要求。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这一学理性的认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时，既看到了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又看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中形成的这两个阶级的统一性，更看到了在长远发展中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两个对抗性阶级的矛盾的条件性和可能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20 世纪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能够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为核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也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以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对抗性矛盾提供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创举。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研究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提出“两大主要矛盾”的理论学说，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这两个基本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理论和政治上成熟的重大标志性理论观点。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新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一方面，把矛盾引入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认识之中，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这一全新概念。虽然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也在理论上认识到将来“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1]，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创造性地发展列宁的这一认识，相反，却在很长的时间里把矛盾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片面夸大无矛盾基础上的社会团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系统地思考社会主义与矛盾的关系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也是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并随着矛盾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就坚持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一切人类社会形态中的基本矛盾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也看作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7]133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与矛盾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走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束缚人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的理论束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一般社会形态中的基本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以及在基本矛盾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方式。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艰辛的理论探索中先后把落后的经济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矛盾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飞跃并不断推进和实现新的认识上的飞跃。

三、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创性地转化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大历史课题

哲学上的认识论是研究关于人的认识的根源、形成、发展及其与实践的关系等认识领域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系统知识，是对认识的高度抽象的认识和把握。在认识论的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领域，科学回答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现了认识论领域的科学变革。

一切唯物主义都认为，认识的对象是认识之外的物质世界。列宁说：“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5]24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一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5]139的实践出发，提出在人类的实践中物质成为认识的对象，人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同时也正是实践构成了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依据。也就是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2]134。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厘清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13]，为科学解释人的认识的起源和推进创造性实践的发展开辟了科学的理论道路。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认识中国这一“必然王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践的观点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49，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做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这主要是：第一，原创性地深化了对认识发展阶段的哲学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虽然科学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但对认识形成的具体阶段及其向实践的转化并没有成熟的系统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认识发展的两个基本阶段的重大理论观点，即在实践中由外界引起的感性认识和由于概念的产生出现的理性认识，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生动地运用在对认识形成具体过程的研究中，呈现出认识论领域中的具体的总体。第二，原创性地提出了认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飞跃的重大理论观点。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另一次飞跃是从理性认识再发展到实践，“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意义更加伟大”[10]141。在认识的“两次飞跃”发展中，实践“一身而二任焉”，既是认识检验的标准，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论因素和认识发展的环节。第三，原创性地阐明了真理性认识走向实践的复杂性。真理性认识形成后，客观上就具有了实践性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呈现并不是机械的、单一向度的，而是一个复杂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促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可能脱离实践，实践也可能脱离认识的框架，最终在多次的反复中，基于新的实践形成新的认识，使理论与实践不断走向新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经验形成的这一重要理论认识，扩展了对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之复杂性的认识论建构。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推动其走向实践的过程中，最大的原创性贡献就是提出并科学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环节，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4]801实事求是科学内涵的明确提出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在党的整体上而不仅仅是党员个体上加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全党的思想武装，并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从解释世界的理论状态向改造世界的实践状态转变的思想基础。“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索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15]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成功地探索到并牢牢地掌握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和工作要求，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推动不同时期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断取得历史辉煌成就。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在根本上体现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看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6]，并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关键，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原创性答案。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9但理论如何掌握群众，无论是欧洲还是苏联，党的建设都没有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提供可以经受住实践检验的答案。中国共产党则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党作为党员个体的“集合体”具有了超越党员个体之上的思维能力，具有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功能。一方面，这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力量，使党在思想上始终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通过彰显党所具有的认识功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掌握了群众后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的科学道路，使“党的领导”具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意义。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不断提高从思想上建党的科学化水平。

四、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创性地发展为系统的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物质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历史发展研究中的理论运用和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看作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所在，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在改造自然、形成生产力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是人的历史，即从事劳动生产的具体的人的历史。这深刻说明，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并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由低级阶段不断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既是认识历史的科学工具，也是进行社会政治斗争的武器。“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1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运用到历史实践中，以组织人民群众推进历史变革和实践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深刻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4]1031，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7]324。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党领导的人民事业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的科学工作方法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标志着党掌握了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断地转化为在有力组织群众过程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力量。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从治国理政的高度不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实践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一系列“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把党的群众路线以制度化的形态广泛贯穿治国理政、治党治国治军的全过程之中，牢牢地把人民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基于这一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时指出：“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1]在论述未来中国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则指出：“面向未来，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19]在人民立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能力，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结合，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原创性贡献。

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原创性地转化为党员干部的科学思维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造性地提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这一科学方法论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理论武装。科学的辩证法思维形成后，能极大地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这一点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尤其重要。因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20]。因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育本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充分表明，党领导人民的斗争越是艰苦，越是需要在复杂的形势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14]90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以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和思想连贯性指出：“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10]100要解决这一“又发展又困难”的矛盾，必须要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教育，使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10]132。

只有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不断地“群众化”“大众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一个锐利武器，在工作实践中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不断把这一科学方法转化为思维能力和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以及在统一中关注对立的工作智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内深厚的思想力量，推动党领导的人民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及其向党员干部思维能力的转化的认识提到了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4]这是对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党和人民事业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面向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对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的基础上领导人民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深刻思考。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说明，越是面临复杂的局面，越是肩负重大的发展任务，就越是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育，越是需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去思考和推进具体的工作实践，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力量源源不断地转化为9 100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谋事创业的科学思维和理论智慧。

从认识发展的纵深来看，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到提出科学思维能力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过程中的一大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思维能力具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其中辩证思维是最基本的思维能力，构成了党的整体思维能力的基础并贯穿于其他思维能力之中。在锤炼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能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育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通过历次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和不断健全党内学习制度，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在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中涵养党员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14]793，也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