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璐 溪

一、引言

洞悉两岸语文的共通与歧异，实现两岸辞书编纂的渗透与融合，是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做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奠基与筹备。自海峡两岸乖隔以来，两岸共用的“国语”便显现出了各异的风貌和走向，这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多个方面。近年来，周荐一直致力于“两岸三地”的语言文字研究，并着重从词汇和辞书的角度对两岸语文生活进行了跟踪调访和深入剖析。周荐所著的《汉语词汇和语文辞书问题探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是一部集结他十年间海峡两岸语文问题专论的论著，也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 “从语文辞书比照与词汇实地调查看两岸词汇整合”(HQ135-29)的优秀成果。该著以大量语言事实为基点，深入比照了海峡两岸在用词用语和辞书编纂上的殊同，以客观视角看待两岸语文的歧异，并倡导“求大同存小异”[1]的语文融合发展方向。

二、全书四大主题

该著共由三十一篇文章构成，除序言和跋以外，全书可大致分为四个主题。每个主题下辖的文章顺序不挨连。序言由中国台湾地区语言学学者郑锦全博士执笔。郑锦全多年来十分关心两岸的语文发展事业，在序中也特意提到了两岸辞书的释义问题。另外，他还尤为关注语文使用现状，不仅担忧目前的某些新词新语会影响到人际顺畅沟通，同时也为一些媒体的用词不确感到可惜。郑锦全所言既是对该书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两岸语文朝积极方向发展的美好心愿的深切表达。

(一)词汇研究中的问题举隅

该主题共包含七篇文章。第一篇《新词语研究和新词语词典编纂六十年》，主要讲述的是新中国诞生迄今，我国新词语研究及其词典编纂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未来的研究走向。从20世纪50年代的《新订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年出版)到21世纪的各类新词新语词典，辞书中所收词条的性质已经实现了由过分关注政治条目向全方位收词的过渡。新词语词典的性质也发生了从稳定型到即时型的跨越[2]。新词语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出现，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快速传播，也加快了新词语的传播速度。著者在文后为新词语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适当关注非主流社区的新词新语现象，呼吁两岸学者协同攻关，同时还要关注自媒体的用词，以便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动态。第二篇题为《词汇的汰旧与词典条目的更新》，著者不仅重视新词语的发掘，还重视对旧词语的甄别和保护，这也是今后词典工作的一个方向。著者认为大部分的旧词语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应当珍视。第三篇《“瓶”“酒”与词语形义关系论略——以两岸汉语词语为例》是对目前学界将词语的形和义喻指为“瓶”与“酒”的献疑。文章强调词的一体两面性，即形和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同形异义词，只是形上的偶合，而在意义上毫无瓜葛，就不能说是“旧瓶新酒”式词。除了“旧瓶新酒”外，文章还提到了“新瓶旧酒”式词语、“新瓶新酒”式词语和“旧瓶旧酒”式词语等情况，并以两岸词汇为例，分别证实了形义与“瓶”“酒”的复杂关系，也兼谈了词用对词义的影响。该文不拘泥于旧有的成说，而是立足于理论实际去说明词汇现象。第四篇题为《意义、结构、语用：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著者认为词汇教学的难点在于文化信息对词语意义、结构和语用上的渗透。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往往制约着该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语言的词汇影响更深[3]。教师只有对词汇或构字的文化内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清楚词汇的形成背景和过程，方能帮助学生理解词义并正确使用。第五篇题为《汉语译词用字的表意倾向问题》，该文是论述汉字在译介外语词时所产生的语义外溢现象。著者特别强调汉字的表意性在翻译人名和商品名时所发挥的作用，使汉译名可以传递出原名称不具有的特殊含义。第六篇题为《从当代流行语看社会文化变迁》，这是一篇说明当代流行语与社会舆情关系的文章。该文开篇区分了与流行语相关的几个概念，如网络词语、新旧词语、热词等，随后便引出了流行语的特点和价值。当今社会的新词语都是社会事件催生的产物[4]。流行语的出现也同样是对社会环境的折射。著者提出，执政者可通过流行语反映的社会现象来作为执政的考量，这一建议充分体现了词汇自身对社会发展的效用。第七篇《外来词借入汉语后的词义专化现象——以日语汉字词为例》讨论的是日语词借入汉语时出现的一种不常见的特殊现象，即词义由泛而专。例如“番号”“情报”“工事”，这三个词在日语中表示的是普通义，汉语则偏军事义。著者认为这多与词汇借入时所处的战争时代相关。词汇最能适应并反映时代的变化，因此将词汇现象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是很有必要的。

(二)两岸语文辞书对比研究

该主题共包含十篇文章。在两岸辞书对比研究中，“雅”“俗”对比是著者格外关注的部分，共涉及四篇专论，分别是：《两岸语文工具书四字条目收立比较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观照〈新编“国语”日报辞典〉》《雅俗词语分类与词典编纂——以海峡两岸两部语文词典的收条为例》《构字对整词雅俗取向的影响——兼谈两岸语文词典对雅俗词语的不同取态》《雅俗殊途，美文同归》。辞书在收词方面一向重视对典雅词汇的裒辑，一定数量的雅词收释都被视为必要的工作。但两岸辞书却在雅词的收取和认定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著者分别选取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两部辞书作为考察对象，一部是《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另一部是《新编“国语”日报辞典》(以下简称《新编》)。两部词典都能大致反映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用词用语状态，具有典型性。经过数据统计比对两部辞书的雅词收条，结果显示：一是收条数量的悬殊，《新编》收入的雅词数量几近《现汉》收条数量的两倍。二是雅词认定的不同，理想状态下，凡由注以典雅标记的字构成的词即被词典标记为雅词，这是为两岸词典所共知的。然而由同一个字构成的词是否为雅，两部词典有时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除了雅俗以外，该部分还关注两岸辞书的词性标记问题。辞书中词性标记存在的必要性很值得关注。《王云五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0年6月出版)是一部较早标记词性的语文辞书，《〈王云五大辞典〉的词性标注问题》就指出了该辞典字条词性与词条词性不一致、词性标记原则未贯穿到底的问题。著者对早期辞书词性工作的反思，为现代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了借鉴思路。另外，在《汉语词典词性标注问题浅议——从海峡两岸语文辞书在词性标注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谈起》一文中，著者比对了两岸辞书有关词性标注的处理方式。在台湾地区，无论是《新编》还是《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以下简称《重编》)，较多都不为释词标注语法属性，而是“随文释性”。而在中国大陆，以《现汉》第5版为例，都无一例外地为所有的词条进行了词性标注。作者对这一做法并给出了建议：若释语可以显现词性，那么词性标记的出现就殊无必要，释语的繁简应随词性标记的存现与否而应有所调整。

《〈国语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收条、释义等问题例析》一文从词目、收条、释义、引例四个方面说明了《现汉》和《重编》对《国语辞典》(以下简称《国语》)的继承和发展。从两部辞书对《国语》扬弃的部分也可看出两岸辞书的不同发展方向。《两岸差异词语论略——兼评〈两岸差异词词典〉》肯定了两岸差异词语存在的合理事实，探索了造成词语差异的理据。著者对《两岸差异词词典》的出版给予了极大地肯定，认为这是一部研究两岸差异词的开创之作，同时也指出了该词典在收词和编写上的不足之处，期待两岸学者后续的协同合作。《〈新编“国语”日报辞典〉问题平议》比较了《新编》与《现汉》在编纂理念上的异同，从词目收录、义项设立和释义等方面对《新编》做了全面地分析和整理，再通过参考《现汉》的编纂原则，为台湾地区编纂词典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语文词典义项设立的专门与顺带——外来义项增列模式探讨》指出了词典在增设外来义项时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手段，并通过比对两岸词典的相异做法，展示两岸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差异。

(三)文化学人评介

这一主题是对近代文化史和辞书史上的风云人物——王云五进行的评价，由两篇文章组成。其一为《文化达人王云五对汉语辞书学的贡献》。王云五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曾从事过教育工作，也曾涉足过政坛。但最令世人铭记的还是他对中国辞书业所做的贡献。他著的《王云五大辞典》是现代中国语文辞书的重要奠基之作。该辞典创造性地使用了白话式释义语言、重视辑录活的词汇单位、关注词的语法属性，这些都成为了后世辞典的效仿之处。通过回顾王云五先生在辞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当代的辞书编纂工作起到借鉴作用。其二为《从“巍峨天半铸男儿”之志到“人老珠黄不值钱”之叹——王云五诗词所见其两岸数十载之心路历程》。这是一篇对王云五先生实事求是的评价之作。周荐既描述了先生壮年时的鸿鹄之志，也叙述了先生暮年时的落寞沮丧，认为其有功亦有过。这篇文章不仅给我们展现了一位真实的文化学人，也为促使两岸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四)“两岸三地”的语文现象与生活

该主题共包含十二篇文章，是著者通过市井调查和案头分析而撰写的用心之作。这一主题涉及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语文问题。

首先从“两岸三地”的总体情况来说，《两岸语文现状呼唤两岸学者开展深度合作》介绍了两岸语文在语音、文字、词语(尤其是差异词语和杂俗词语)等各方面的差距。《两岸语言规划问题阐微》着重强调了两岸语文的距离。除了前面提到的差异词语和两岸辞书收条倾向外，《偏域词语说略》就两岸及香港和澳门的词汇歧异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偏域词语”。偏域词语是指为一种语言各区域所共有，但只在一域(大陆或台港澳地区)常用的词语。比如“司马两”一词，未在大陆和台湾的词典所见，只为香港和澳门地区所有，因此该词应算作是港澳的偏域词语。面对此现状，著者呼吁“两岸三地”学者应当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共用的母语和谐统一。同时还要做好两岸的语言规划，要正确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对于新语言现象，要提前做好语言决策。《“台岛”语文生态一瞥》揭示了台湾地区的一些语文乱象，如繁简字混用、词语混乱等等，更是亟待正确的语言政策指导。

其次从澳门地区来说，《从“语联网”想到的澳门社会的语言服务问题》及《浅议澳门语言的实际状况及发展走向》两文为我们展现了澳门实际面临的复杂语言问题，并提议将“语联网”引入澳门，这一建议可为各地的语言交流者提供引导作用。《澳门地方普通话若干语法特点略析》比较了“澳普”与普通话的词汇、语法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多半是受当地方言的影响，通过特点的严格区分，更能突显各地的用语特色。澳门是一个多文多语的城市，语文的复杂性决定着公共播报语言不可能唯一。《澳门公交报站语言次序一议》不仅指出了澳门公交报站次序的不妥，同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小议“×文×语”之说》是就港澳目前流通的“两文三语”“三文四语”(1)周荐告知笔者：“两文三语”和“三文四语”本为民间的俗说，后来逐渐为澳门政府政界和一些媒体所接受，但在大陆还未认定为官方说法。复杂语文现象的全面分析，同时也给出了“两文两语”“三文三语”的稳妥表述。《从澳门出版印刷业和书肆的今昔看语言服务问题》是对澳门出版业、印刷业、书肆业的历史回顾，在三业平稳发展的基础上，配合推动文创业的开展，使之成为澳门新时期下的引导产业。

最后就语言服务和推普工作来说，《语言服务的匡救性与社会和谐》介绍了语言服务匡救性的受众群体和政治倾向，且强调“语言服务要达成目的性，不能肆无忌惮，而须有所忌惮”[5]。通过语言体察舆情，也是语言服务的重要工作之一。《新时代推普：助力中华文化一统、社会和谐昌盛》是对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积极响应。著者认为推普工作应“境内”“境外”齐步走，境内推普可助社会和谐进步，境外推普可促中华文化闻名世界。

三、全书简评

该著在两岸汉语词汇和语文辞书的大背景下涉足到了多项研究范域。著者除了两岸语文比对外，还在词语的取新与汰旧、外来译词的用字、词汇教学献策以及文化学人评介等诸多方面有所注目。论著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语文辞书的编纂情况，可使读者了解两岸现代语文辞书的发展情况，从中感知两岸词汇的发展异同，清楚两岸词汇的殊途同归。

通读全书，使读者深切感知著者为两岸辞书发展和语文融合付出的辛劳。书中不仅抒写了两岸语言文字的差异，还探寻了造成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以期为实现两岸语文的兼容，为两岸的语文统一发展持续添力。

(一)角度新颖，直面矛盾

该著既有对存有问题的整理和讨论，也有对时下实际问题的调查和分析，是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同时，面对台港澳呈现的复杂语言问题，著者也能直言不讳，予以直面的评述。

著者特别注重以史观今，海峡两岸的语文歧异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两岸分治。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前提倡剔除封建思想，淡化孔孟之道，一些佶屈聱牙的文词渐渐被替代，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俚语和简体字的兴起。而台湾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1966年，孙科、王云五、孔德成、陈立夫等1 500人联名写信给‘行政院’，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得到台当局的通过”[6]，他们不仅在文字上依旧沿袭繁体字，而且自幼起要熟识中华的礼仪文化和经史子籍。在他们的书面语交流中，文言雅词则屡见不鲜。著者通过梳理两岸的历史发展变化，使读者能够清晰了解两岸用语差异的原因。

以往关于两岸语文的研究基本是以宏观评价居多，很少有具体内容的研精阐微。该著将两岸辞书的语言文字做了细致比对，从四字格的收录到雅俗词语的取态，从词性标注的做法到义项、释义的精度设定，都为我们展现了两岸汉语的微观世界。尤其是雅俗问题，是近年来著者的兴趣领域，也是揭示两岸语用分别的关键点。就目前来看，在书面语和口语上的差异将是今后研究两岸语文统一的重要话题。

辞书反映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两岸用语的总体异同，现实语言景象反映的问题比较及时，可以让我们了解两岸存在的现实语言问题。由于著者工作重心的南移，使之有机会深入到“两岸三地”的滩涂地带，因此所关注的很多语言现象要比在内地感受得更为真切。书中记述了著者前往台湾调研时所观察到的岛内语言乱象。一方面是文字繁简使用混乱、写法错杂，另一方面是缺失正式的语文概念。在香港和澳门地区都视中文为自己的正式语文。在台湾地区，有人认为他们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可以作为正式语文。著者明确指出台湾地区的正式语文实际就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客观事实，不为任何外部力量所改变。除台湾地区外，著者对港澳地区的语文生活也有详实剖析，尤其是在澳门的语言服务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著者长期的澳门生活，使其更为了解澳门的语文状况，他冀求能够结合当地文化背景，以语言学理为指导，提升澳门的语言服务质量。例如书中提到了澳门公交车的语言播报次序为粤方言、葡萄牙语、普通话和英语。但著者认为，粤方言和普通话理所当然都是“中文”的代表，将普通话放在葡萄牙语的后位显然是不合理的，便在文中提议，希望将播报顺序调整为粤方言、普通话、葡萄牙语和英语，并且这一提议最终也起了一定的效用(2)周荐告知笔者：现在澳门一些公共空间的语言播报次序已经实现了“粤方言、普通话、葡萄牙语、英语”的顺次播报，如实现这一方案在澳门全面推广，还需要一定时间。。

“两岸三地”的语言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相互配合才能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该著不仅有历史梳理和学理支撑，还有实际的市井调查和案头分析，是两岸语文研究的参考范式。

(二)立场公正，实事求是

著者是站在中华大家庭的高度来看待问题的，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峡对岸，皆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说话。台湾地区一些学者有时会认为大陆在研究两岸语文时会更偏向于内地，而该著则完全是从语言事实出发，公正地探讨每一个问题。

仅就辞书来说，面对台湾地区的词典，著者从辞书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是收条的不平衡问题。词典在收条时常常要考虑辑录的词汇单位是否具有系列性，也就是应收尽收。比如《新编》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四字条目数量庞大，有时甚至会将一些谚语、歇后语、诗句也截为四字格收入。如果我们把四字条目的范畴扩大到可通过截取熟语或诗句的方式来获取的话，那么就很难做到收条的周全。该著就此提出《现汉》的做法就可为《新编》所借鉴，即把符合条件的同系列词尽可能收全。所谓“符合条件”就是有所筛选，不充斥无用之词。满足这一前提后再考虑尽收的问题，才是真正做到平衡收词。其次是非词汇单位的阑入问题。词典对收条单位性质的把控是其科学性的基本体现。词典可以收字、收词、收固定词组，但绝对不容许收取非词汇单位。书中指出《新编》中含有大量的“的”字结构，但多数不具备词语资格。另外，《新编》也有大量的自由词组被辑入，这更是削弱了该辞典本来具有的规范性、权威性。著者建议《新编》在规范性上应向《现汉》看齐，所收条目必须是当收才收，不当收一定不收。最后是释义的不精当问题。著者认为释义对一部词典的价值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新编》却在某些释义上没有做到妥善地处理。当然，著者指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通过发现问题来更好地优化词典编纂的质量。

同样，著者也从公正的视角毫无保留地指出了《现汉》的瑕疵。在雅俗词汇的收录上，著者肯定了台湾地区词典在中华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其中的敬谦词和表示孝道、修养的词语，不仅向世人展现了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可对当代的词典用户起到教化之功。然而，包括《现汉》在内的中国大陆其他语类词典都未有做到这样。例如书中所举的“富而好礼”几例，《现汉》就漏收了。著者指出，尽管大陆词典编纂者多次表示要参照台湾地区词典进行修订，但实际展出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现汉》若在此方面适当学习其做法，即除生僻古奥的词语外，甄选一批典雅词条入书，必然会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应用价值。词性标注方面，《现汉》第5版开始为所收的词条标注词性，这可看作是辞书的一种自我完善。但著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做法对某些词语来说并无太大的必要，或者说词性的标记应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例如将一些词典采取随文释性的方式来免去某些赘余的词性标记，这是一种经济性的做法，也是可供《现汉》参考的。

两岸语文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同样两岸辞书编纂理念也不同。科学的比较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过度的情感倾注就会造成观点上的偏颇。但该著完全是以公平的视角去研究两岸辞书的收条理念、原则和具体做法，对各自体现的优势和不足都给予了说明，并辅以数据为证，有些甚至是穷尽式地探索。因此，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语言事实，才能厘清两岸语文的真实差异，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三)方案切实，宏微兼顾

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语文问题的解决，小可到字词语句，大可到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该著是从“大”“小”两个方面来寻求解决方案的。从“小”面来说，该著通过平议两岸的辞书编纂，从收条、释义、词性标注、义项设立等多个方面为两岸各自的权威辞书提出了建议，希望两岸辞书可互参优势，取长补短，日臻完善。随着“华文文化圈”的形成，两岸词典不仅开始彼此吸收对方的用词用语[7]，同时也在开展两岸词典的编写工作。对此，著者主张两岸编委会应当合力协作，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编纂人员对当地的词汇往往更加敏感，更能提高差异词的鉴别力度。除辞书外，著者面对台湾地区出现的一些语言文字乱象，包括外语词翻译用字随意、街头错别字频现等具体问题也予以指出，希望尽早规范。从“大”面来说，著者提倡在全盘了解了两岸语文状况后，还要做出有前瞻性的语言规划和决策，这是让语言文字的发展有后盾、有保障。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需要政府的支持、学者的助力。

著者梳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对文字改革、普通话推广、汉语规范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由全国人大常委颁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语言文字规划及健康发展上升至法律层面，其重视程度足以见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规范程度既需要语言工作者的引领，也需要政府的推动，后者往往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力。著者指出，提高我国整体语言文字的发展水平，需要“两岸三地”的通力合作和沟通交流。2013年7月，两岸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协调小组在北京成立，它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两岸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著者为协调小组的未来发展给予热切期望，企盼小组以项目带科研，能够让更多的人员，尤其是台港澳的学者们也能加盟进来。两岸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合作需要两岸学者的共同参与、共同协调，才能真正做到两岸语言文字的统一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