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海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刘禹锡在牛李党争中的政治活动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目前学界主要着眼于刘禹锡在牛李党争前期同牛李党人均保持诗文酬唱的现象，因而认为刘禹锡与白居易同样有意避开牛李党人的政治活动。如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一书称刘禹锡在牛李党争中的态度为“退守自保”，并且将刘禹锡在文宗一朝对待牛、李两党人物的方式总结为“平稳淡泊的态度，应付了牛、李双方”[1]；方坚铭《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则是将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列为“不为党争所累的文人”[2]。另外，学界多关注刘禹锡同牛李党人诗文唱和的名篇，自然无法展现出刘禹锡在牛李党争中立场、活动的全貌。因此，关于刘禹锡在牛李党争中态度、活动的看法尚有深入探究之处。

刘禹锡有不少诗文并非名篇，却真实记录了刘禹锡在牛李党争中的活动细节及态度。这些诗文以《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为典型。细读该文可见刘禹锡在文宗朝晚期的政争中倾向牛党成员杨嗣复的立场，以及他在文宗朝交游往来的写作背景。这一立场与刘禹锡所处的政事环境及他在为官期间同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繁复杂的人情往来密不可分。

一

《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一文是刘禹锡应韦处厚嗣子韦蕃之请，为韦处厚的文集所作的序。韦处厚先后中进士科与制举，并且担任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史官修撰等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