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玉慧 周传斌

（1.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2.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是开展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核心话语。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民族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以下简称“四个共同”），这为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各民族“共同”意义上的解释。本文立意于新时代背景下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以“共同体”为研究导向和讨论框架，以各民族“共同”的意志表现和基本立场为向度，从“四个共同”出发，通过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的历史形成，分析其蕴含的理论特质，从而深刻把握“四个共同”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指导意义，以期能为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新的阐释。

一、从“共同”理念深化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四个共同”的提出

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基本内涵、基本属性、构成要素、建设实践、铸牢路径等方面。在涉及具体的理论阐释或理论对话上，有的研究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或西方共同体理论观照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的回归多元一体理论框架，完全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就会忽视中西方国家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虽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但往往在理论上或是陷入“一体”与“多元”各执一词的无解境地，或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单等同于多元一体中的“一体”，视为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强调。如果不能超越多元一体理论或对其进行新的阐释，也就使“共同体”一词失去了创新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可能，那么，郑重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何在呢？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共同体”研究可能的突破之处，也是以“共同体”为导向和框架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向度。

总之，现有研究相对欠缺对中华民族“共同”意义上的理论认知和阐释，进而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与成效，这与其政治定位和讨论热度不相匹配。已有学者指出：“目前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理论体系主要是各个历史时期（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前30年） 民族工作实践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理论实践的总结提炼还不深入，尚未形成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相适应的话语体系。不少观点和话语体系陈旧、理论与现实脱节现象十分严重，学术话语跟不上实践的创新。”[2]总之，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观照我国历史与现实、链接中外理论、构建民族理论新话语，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提炼和探讨。

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共同”的阐发可以作为进一步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向度。2014年9月，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3]。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他在“三个共同”基础上增加了“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形成了“四个共同”的完整论述。本文认为，“四个共同”是从中国历史和实际国情出发，以各民族意义上的“共同”理念为基石，构成了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向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多维共同性的历史形成与理论特质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交融汇聚、和合共生，逐渐形成和积累了众多共性，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四个共同”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炼和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历史特征和表现，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具体体现，呈现出鲜明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特质。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多维共同性的历史形成

1. 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

今日中国辽阔的疆域是由各族先民共同开拓的。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随着统一国家的周期性重建与发展，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北方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相互连通、渐次统合，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各族先民为各地区的开发和相互连通作出了贡献，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

历代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都对中国国家疆域构建做出了历史贡献。历代中央王朝都很重视边疆地区的开拓和管理，秦代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唐宋时期实行羁縻府州制度，元朝在西藏设置宣政院，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等等。其中，蒙古族建立的元、满族建立的清，对最终奠定中国版图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元朝构建出华夷混一的政治共同体，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间认知[4]。清朝的疆域范围和疆域统治实质上达到了“空前的疆域”和“空前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5]。此外，一定范围内实现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版图的巩固和开发也功不可没[6]。

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汉族政权的中国，也不是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2. 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在现代世界，历史基本上都呈现为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在我国就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幅员辽阔而又自成一体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历史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各民族通过和亲、民族迁徙、设立机构等方式，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特别是近代以后，在国家面临危难、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中，各族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和增强，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多民族共享共同历史的关键就是政治统一，这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倾向、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价值取向。秦朝统一六国后，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管理岭南地区，发端于西周的“大一统”思想开始具有了边疆管理的新意，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阶段，“大一统”思想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有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1949年，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那种将汉族等同于中国，或者是将自己的民族外于中国的现象，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3. 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志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各族因适应空间条件产生的文化多样性，随着历史变迁而互鉴融通，共同创造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有机整体的形成。

先秦时期，逐渐形成夷夏交融格局，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汉大一统，岭南、长城沿线、西域与中原既有差异，又呈现更高程度的文化大融合。魏晋南北朝，胡人进入中原，还出现多个胡人政权，胡汉杂居、文化混融，典型的如北魏孝文帝的文化改革。隋唐时期，政治开明，胡汉文化相互之间渗透、融合不断加强。宋辽金元时期，几个政权共存，虽战乱频仍，但也客观上成为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催化剂。明清时期，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推进到新的阶段。纵而观之，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把本民族文化区别于甚至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

4. 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精神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共同塑造的一种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和灵魂。

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这些多样性、差异性与极具包容性的中华文明相互融通，发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比如，文成公主进藏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7]；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既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彰显[8]；满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包括奋斗精神、创新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包容精神在内的满族精神等，均为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9]。

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综上，“四个共同”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精辟地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炼和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多维共同性的历史表现。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起众多的共性与密切联系，从而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有机整体。这些共性，以其深层的同质性使中华民族表现出同质性的特征，这些同质性因素所折射出的是各民族间的共生、共存，以及这些因素在本质上相同、相通的状态[10]。从“四个共同”理念看，中华民族共同性或同质性的表现就是各民族在开拓辽阔疆域、书写悠久历史、创造灿烂文化、培育伟大精神等要素内容上具有的重叠性、整体性和共同性。

（二） “四个共同”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需求和强调，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与构建已经成为当下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重心之一[11]。“四个共同”所概括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特征或历史表现，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与构建，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的理论新话语，是对“民族”话语的更新与超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基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逐渐识别出了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话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民族”理论话语形成了一种“普世性理论模式”，即：不区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族类群体，倾向于把以斯大林定义为核心的民族理论体系视为一种普世性理论，这一理论模式漠视了民族类词汇的复杂性和歧义性[12]。

实际上，斯大林民族定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明确的政治指向，它是在讨论犹太问题，通过强调民族（实为国家民族） 须具备四个共同，来否定犹太民族和排除犹太人作为“民族”的诉求[13]。而这种关于“民族”的讨论和界定，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区分了“我们”与“他们”，无形中强调和强化了“民族”差异性及其附加的可能的权利。1949年后，我国基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形成的“民族”一词，带有某种先验的、自然的属性，既忽略了斯大林背后的政治考量，也是对斯大林“国家民族”或“国族”意义上定义的错位应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凸显的是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客观上也导致了“中华民族”话语的长期缺位或虚置现象。

进入21世纪，基于中国传统和基本国情，2005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的“十二条”内容，其中第一条内容形成了民族概念的新话语，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民族的六种特征[14]。可以说，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解和阐释是在不断更新的，但在新时代开启以前，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一直囿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有限解读而形成的理论框架内，一方面未能区分“国家民族”和“国内诸族”，一方面仅以差异性为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未能形成超越“民族”（实指国内诸族） 的理论范式。

新时代背景下，呼唤的是中华民族即“国家民族”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思想理念及理论体系。“四个共同”理念的落脚点是共同疆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本意即在于立足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各民族共同性特征、表现为起点和归宿，通过梳理基于各民族“共同”基础上的历史进程，强调的是“共同”思想理念和理论视野。由此，“四个共同”所强调的“国家民族”的“共同性”，也就超越了此前阶段对“国内诸族”的“差异性”的关注，呈现出从差异性到共同性的逻辑，而在有关“国内诸族”的表述中，也由“民族”话语走向各民族“共同”话语，实现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三、“四个共同”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界定与系统性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何以其后还要添加“共同体”一词？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间的理论关系？在实践中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此，“四个共同”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 “四个共同”有助于深度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含义

“四个共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诠释，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首先，“四个共同”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共同的疆域为界限、共同的文化为载体、共同的精神为内核的民族关系共同体，它是一个统一整体，是由疆域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组成的有机整体和稳定共同体。“四个共同”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进程，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载体、历史基础、文化根源和精神动力。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在疆域、历史、文化和精神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巨大的优势。共同的疆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共同书写的统一多民族历史为今天各民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国梦汇集和贡献了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我们今天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共同培育的精神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

其次，“四个共同”是以共同的思想和理念来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共同体为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而非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的机械联合体，他是有着深厚历史基础和现实纽带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凸显的是56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共同性和贯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以共同体形式生存和发展的中华民族，从历史进程中析出的“四个共同”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即疆域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四个共同体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形式。

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有两个欠缺：一是作为称谓的词语不是实体名词。二是总称并不表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15]。而以共同体修饰中华民族，旨在跳出关于中华民族的属性之争，走出本体论，迈向关系论，强调56个民族单元在疆域、历史、文化和精神等方面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关系，体现的是共同体成员间互动的特殊形式。

最后，“四个共同”的要素构成决定了要以国家政治属性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结合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历史，提炼出的疆域、历史、文化和精神新的“四个要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基本条件，其中，疆域为首要条件，疆域是历史、文化和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繁衍提供了政治地理空间。学界普遍认为，疆域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地理空间[16]，在主权国家时代，疆域转化为领土，其概念和空间规定都更加明确，表现为一个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区域范围。疆域的政治属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属性，彰显的是国家本位和国家利益，而非民族立场和文化本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既是跳出民族视域，以更为宏观的、更具感人力量和更有积极价值的共同体理论理解中华民族，以消解围绕“中华民族”概念产生的争议，更是与以斯大林“四个基本特征”为指导思想形成的民族话语的直接理论对话，既回归马克思主义国族理论本义，又以共同性超越差异性的政治智慧和价值处理民族问题。

（二） “四个共同”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深化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已30多年，但总体来说，相关学术研究应用多，而对话交流少，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间关系更是有待进一步阐释，就理论关系而言，“四个共同”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

首先，“四个共同”立足于历史的整体性和民族关系的互构性，从历史过程出发，超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时性的结构论认知及其关系描述。费孝通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17]区分了56 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不同结构层次。有学者认为，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宏观性和共时性特征的结构论，相对忽视了中华民族史角度下的历时维度与动态辩证取向的过程论研究[18]。而“四个共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出发，提炼出疆域、历史、文化、精神四个要素，解释了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的原因，多元如何聚为一体的过程，多元在哪些方面凝聚成为一体的事实，在多元互构的历史过程中更具象地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其次，“四个共同”更直接地从国家政治属性提升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高度，更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凝聚团结精神和共同的归属意识。2001年，费孝通对多元一体的含义“再略加解释”了一番[19]，其聚焦的主题是群体认同、群体认同的文化基础以及认识这一文化基础的两个民族学意义上的维度，聚焦的客体是民族与文化，讨论的是各民族与中华民族间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比，以“四个共同”为理论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它以国家层面的价值和目标为导向，通过诉诸共同疆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提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最后，“四个共同”强调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主体理念，是对“汉族中心论”和“汉族核心论”的超越。在中华民族史叙事中，学界基本形成了始自梁启超的“汉族中心论”和费孝通建立起的“汉族核心论”两种叙事模式，前者认为中华民族史就是汉族融合、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学界对此观点普遍持批判态度，后者认为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起凝聚核心和主干作用，有学者质疑“汉族”是否起到了“凝聚核心”的作用，族群凝聚和融合是否具有决定性因素[20]。也有国内民族问题研究者进一步将56个民族划分为“主体民族”——汉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甚至依据人口数量将民族自治地方“实施区域自治的民族”称为“主体民族”。“四个共同”传递的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主体”理念，当前，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中，共同主体理念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 “四个共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四个共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四个共同”从历史逻辑出发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基础和历史底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内容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沉淀；二是其形成过程有历史沉淀”[21]。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创造历史、共同书写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过程中，在逐渐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萌芽。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共同斗争中，唤醒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和情感归属，并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各民族不断增强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四个共同”旨在赋予各民族以共同的意义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视野。“四个共同”从“共同”意义上追溯各民族几千年在疆域、历史、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动态关系，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各民族共同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拓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未来的共同视野[22]。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中，需要发挥各民族的共同主体性，共同努力奋斗。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不是同一、相同、等同，前者表现为包容多样性，后者表现为只追求同一性，是一种排异的表现，而共同则为异之生存提供了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共同性对差异性的超越，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首先强调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体现出的共同性的历史表现与趋同性的未来趋势，这是基本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差异性，要尊重规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最后，“四个共同”框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内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导向和核心内容。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决定了我们需要培育什么样的共同体意识，同时，牢固树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要素内容包括疆域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内容就相应地包括共同的疆域意识、共同的历史意识、共同的文化意识和共同的精神意识。在具体的实践工作和铸牢导向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就是要以“四个共同”理念的深入诠释为核心[23]，铸牢各民族政治共识、情感共识、文化共识和精神共识等方面的共同性意识，进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

四、结语

“四个共同”以各民族共同思想和理念为基石，从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和历史共性。“四个共同”是新时代背景下民族理论认知不断深化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最新提炼和最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为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