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楠 张 媛

（1.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2. 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辽宁·大连 1160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深刻把握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五个并存”现阶段特征，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作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1]的重大判断；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要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而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则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原理是科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哲学基础。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或称“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对哲学范畴。所谓矛盾的一致性（同一性或统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吸引、相互制约、相互贯通的性质，它规定着事物转化的可能和发展的趋势，是矛盾对立双方联系的共同基础。与一致性相联系的多样性（斗争性），则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属性，它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统筹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思想武器。

一、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逻辑前提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1]这一重要论述鲜明地昭示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而深入分析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逻辑前提就在于对这一基本国情保有清晰认知，其中“一”和“多”的辩证关系就体现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之中。这个基本国情包含三个要件。

（一） 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

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其利益所在、价值所向、优势所显。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夏商周时期起，中华民族的先民就由不同的血缘部族逐渐融汇聚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记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松赞干布、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不同民族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会盟、北魏孝文帝效汉、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等重要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经历。各民族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的发展史。

从地理空间看，中华民族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华大地的主要地理特点主要体现在“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形成了“多民族内向聚集，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2](P106)的地理因素。这一地理因素促成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广袤国土。秦汉之际，中央政权就已形成统一的疆域，到清朝康乾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理格局基本形成。这一结果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从思想传承看，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多民族大一统是我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统一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建构中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多民族和大一统的国家观成为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共同社会理想和重要精神支撑，积淀成深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二） 多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外在表现形式

“多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色，是其最具活力的有利因素，它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的内涵与多样的形式。

一是从民族人口比重看，中华民族成员众多，成员之间人口相差悬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略有增长。中华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相互博弈又相互融合，最后56个民族汇集成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8.89%。相比较于2010年，汉族人口增长了4.93%，而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10.26%，其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

二是从民族人口分布看，我国的民族分布长期以来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相互杂居着许多不同民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少数民族人口向沿海地区加速流动，各民族间杂居融合的趋势不断增强。

三是从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差异看，各民族在其起源、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呈现着不同的历史样态，因而，其文化、社会发展状况也彰显出多彩图景。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的结构性张力，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间文化上取长补短、精神上守望相助、经济上平等互利、实现各民族大团结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三） 基本：“一”“多”辩证关系的转化过程和发展趋势

所谓基本，常指事物或事物发展的的根本、本源，是推动事物发展的首要前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起点，就在于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分裂、统一、博弈、融合的矛盾转化过程和发展趋势，符合矛盾运动变化的规律。长期以来，代表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在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内，为争夺土地和人口等资源，展开了争夺与反争夺的拉锯战。在此过程中，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撞击、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体系。因此，5000年的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区域内各民族博弈、融合、统一的历史。其中，博弈是枝丫，融合是主干，统一是根脉。“中国民族众多，自然存在民族矛盾……矛盾的对立，使统一中包含着分裂与割据的因素，并且实际上造成两度大分裂；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互相不可分割的联系，促进了中国的统一。”[2](P118)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不断深化对基本国情及其时代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维护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彻底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否定民族歧视，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各民族一律平等业已作为根本性的政策被写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对此有所阐述，可以说，过去几千年来民族不平等的关系已经在法律上予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任务更加艰巨迫切，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决心与信心也更彰明较著。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全体学生回信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为我们体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提供了深刻的学理支撑。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为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了独特的内涵。

二、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理论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放眼全局、立意深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为我们准确把握“多元一体”格局，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基础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2](P44)在这里，费孝通先生以“多元一体”的概念来诠释中华民族结构格局和历史发展进程。“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2](P17)这一理论被海内外学界评价为是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深刻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一”与“多”的辩证统一规律，是对中华民族实体中“一”“多”辩证关系的高度概括，是20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民族“一”“多”辩证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陈连开先生在评价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指出：“对中华民族结构中的‘一’与‘多’进行讨论和研究，盖可说与20世纪同步而来，又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都引发出研究讨论的新高潮。”[3]“对提高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自觉意识，增进民族团结和中国的完全统一，也是重要的学术思想武器。”[3]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仅对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当前民族理论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定位的探讨提供了无法回避的研究基础和理论视角。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科学内涵予以深刻阐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这深刻彰明了我国各民族血浓于水、同根同脉的相融情状。“多元”和“一体”是辩证统一的，这一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一体是主线和方向，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4]；一体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基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前提；“多元”是要素和动力，“多民族、多文化恰恰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来开创”[5]，发挥“多元”的作用，可以使“一体”绚丽多彩，永葆青春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统一的新内涵，是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充分肯定和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共同体理论视域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以共同体理论理解中华民族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和拓展。”[7]这一重要成果表明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华民族特色理论上的一次飞跃。

三、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当代民族工作者面临的重要历史课题。科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跳出单纯民族学、历史学的狭隘视角，以政治的高度、哲学的视野来认识、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问题，积极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探索方法路径，才能高屋建瓴地为民族工作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一） 增进一致性是首要前提

一致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努力方向和最终目标。一致性是指事物的同质特征，增进一致性就是要推动事物成员之间产生具有同方向变化的发展趋势。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的“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各民族地区发展势头欣欣向荣、各族人民同心同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渐次增强；另一方面当前面临着的反分裂、反渗透的形势更为复杂、压力更大。没有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无法实现。当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我们既要统筹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更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巩固、发展好中华民族整体性、一致性的特征，使得各族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重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一是强化“五个认同”,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一致性。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维度，是夯实爱国主义的思想根基。“五个认同”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可以说，“五个认同”是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一致性的内生动力，这里的文化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还包括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道路认同等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要用“五个认同”原则处理好本民族自我意识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统筹推进中华民族的多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二是系牢民族团结的经济纽带，增进利益共同体意识的一致性。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扩大与内地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分工和经济交流，提高各民族间的经济依存度，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致性的物质保障。一切政治问题都能在经济领域中找到它的根源，民族问题也不例外。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让少数民族群众在脱贫攻坚活动中成为最大受益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以期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实现中华各民族、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增进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华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前途命运。一方面，要铸牢中华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各族人民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另一方面，要铸牢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争取海内外同胞的民心，建立只有一个中国的价值认同，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二） 包容多样性是内在要求

多样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发展基础，善于包容多样性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重点和难点。把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是事物各自的特殊性（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在《矛盾论》 中非常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他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8]由此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是我们正确认识该事物的起点。不同的民族成分，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语言和文字，不同民族群众的信仰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外部特征。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9]同样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创造的辉煌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基本事实，56个民族都以各自独特的精神文化和物质创造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贡献，才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显得光彩夺目。

重视“多”的存在，就要提倡包容性。一方面，要承认和尊重多样性。承认和尊重各民族的多样性，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要认同本民族的民族成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又要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差异性，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繁荣进步，才是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到1982 年，我国一共开展了30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与识别的有关民族群众协商的基础上，最终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表达了对少数民族的充分尊重[2](P4)。此外，我国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自治机关，实行了区域自治，由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民族事务。另一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多样性。我们不能把汉民族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部，而忽视和减少了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在中华文明中的比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担心的：“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上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也就是说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方面会逐步萎缩。”因此，应当是“先进的民族从经济、文化各方面支持各后进民族的发展”[2](P45)。

（三） 把握适度性是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致性和多样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矛盾统一体。实践证明，在充分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一致性程度越高，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团结的基础越牢；在不断巩固一致性的基础上，多样性范围越宽，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团结的力量越强。把握适度性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上的意义，就在于妥善处理好民族多样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失之偏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把握适度性要克服三种倾向。

一是以一元化代替一致性。即片面强调一致性，否定多样性的倾向。表现在民族工作中就是片面追求一致性，矫枉过正，搞大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当前，国内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常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新包装“粉墨登场”，其本质是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虚无主义，其目的是扰乱人们的思想认识，煽动集体情绪，影响了民族关系，不利于社会稳定，重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宪法精神的。

二是以多样性代替主导性。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片面强调多样性而忽视了一致性的主导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民族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存在的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说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苏联模式”，理论已经过时了，要搞“第二代民族政策”；还有的人说要用“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要“去政治化”“文化化”等，这些观点做法就是脱离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脱离了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

三是以多元化代替多样性。“多元论”抛弃一致性来谈多样性，用多样性否定一致性，否认事物的共性，否认事物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表现。表现在民族研究上，就是“研究对象多偏重于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的系统研究显得相对薄弱。”[10]表现在对待民族问题上，就是否认多元一体的基本历史和现实，以多元否定一体，用多元化取代多样性。表现在民族统战工作中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只有把握适度性，坚持辩证思维，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才能有效防范大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错误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侵袭，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继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