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雄 兰培坤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民族地区是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执政工作；狭义的党的建设概念仅仅指党的自身建设工作。本文所使用的“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概念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的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党的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百年实践淬炼了党对民族地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七一”讲话精神为指导，在科学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党的建设工作的百年历程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和概括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对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在守正创新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民族地区建设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

在民族地区党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民族地区具体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民族地区实际及其党情相结合，这是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从民族地区阶级阶层的实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

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与民族地区党建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是开展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前提。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列宁、斯大林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体系[2](P1)。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进行党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虽然没有直接的论述，但他们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论述依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地区建设党的活动。自近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的历史时期。在这些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地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极为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民族地区如何建设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和如何培养民族干部都有明确的指示和部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从概念外延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与民族地区党的建设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又包含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理论来源，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百年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二） 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通过先进分子的深入传播是党在民族地区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及其党的学说在民族地区主要通过先进分子进行传播。各个民族地区传播的时间不同，因而各民族地区早期建立党组织的时间也不同。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党组织建立时间较早，西藏、新疆党组织建立较晚。以贵州为例，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鸦片战争以来，贵州少数民族同胞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辛亥革命后，刘显世勾结滇军，攻陷贵阳，此后贵阳进入长达20余年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各族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批贵州先进知识分子，如北大学生贵州赤水人谢绍敏血书“还我青岛”将学生爱国热情推向高潮。此后，贵州进步学生成立学联贵州支会，开展抵制日货、推销国货及反帝反封建等宣传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觉醒。贵州一批较早接受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黄干夫、凌秋鹗等人创办达德学校，培养了王若飞等进步青年。受到进步思想熏陶，邓恩铭、周逸群、龙大道、旷继勋、周达文[3](P18)等一批进步青年，走出黔山，投身中国革命第一线。他们通过书信、诗赋等方式向亲友和同学介绍外面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党的学说，成为贵州思想解放的启蒙者。

此后，中共赤合特支、中共黔桂边委、中共蛮瓦支部、中共卡法支部、中共丰业支部、中共荔波、温昂支部等一批贵州党组织先后成立。1925 年广西党组织[4](P25)、1926年云南党组织[5](P15)、1929 年贵州党组织[3](P342)相继成立，广西、云南、贵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西藏、新疆受宗教影响较深，加之长期以来受先进思想影响较慢，帝国主义借机大做文章。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新疆的特殊性，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强调：“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6](P62)党中央根据西藏的特殊状况采取稳定的方针，故没有急于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军经过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同胞患难与共，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许多民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党的根据地。

（三） 百年来党在民族地区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民族地区情况的党的建设之路

民族地区党建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民族地区多处偏僻、封闭落后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长期以来受传统民族风俗、历史等级观念影响较深，历史上阶级关系错综复杂。近代以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本民族剥削阶级压迫，有一些少数民族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经济基础落后，受传统愚昧思想影响深厚。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党的建设过程中，针对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民族地区情况的党的建设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的科学定位，极大地推进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进程。早在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7](P5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强调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的极端重要性[6](P51)，他指出中共当时对少数民族情况还不清楚，必须努力弄清。邓小平同时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很深的原因。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导致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受歧视。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工作来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大团结。1949 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关于建党中几个问题的规定》将新疆建党中的8个问题呈送西北局和党中央审核批示，其中第6条提到为避免脱离群众，可允许新疆党员暂不退出宗教团体，并保持其生活习惯。这是针对宗教情况对新疆各族人民产生的长期影响、新疆当时没有党的组织、只有解放军3万多党员散布在新疆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的适合新疆当时实际的建党方针。截至1952年8 月，新疆地方党组织共有党员3616人，其中解放后新发展的少数民族党员941人，汉族党员415 人[8](P1271)。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党的建设中重点推进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其他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符合民族区域自治实际。我国的贫困地区大多分布于民族地区，迫切需要以党的建设引领脱贫攻坚。2021年2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9](P514)这是对民族地区党建效果的最好褒奖。考察民族地区党建的百年历史变迁表明，民族地区党建既具有党的建设的共性，又有民族地区的独特性。百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民族地区实际及其党情相结合，党在民族地区的党建工作就做得好，反之就会走弯路。

二、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贯彻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始终围绕党在民族地区的中心任务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0](P48)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历史表明，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贯彻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包括民族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党在民族地区的中心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加强党的建设。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争取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加强党的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民族地区帝国主义势力、国民党反动势力同少数民族之间这对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围绕争取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心任务加强党的建设，由此通过民族地区党组织来贯彻和执行党的政治纲领。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苏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的同盟者。”[11](P09)1934 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不可容忍的薄弱亦清楚地暴露了起来。”[12](P48)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各省委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出在各民族中具体工作的纲领。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康地区发布了《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用来指导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工作。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提了出来，强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党的迫切任务。”[13](P547)这就说明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来指导和看待中国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在这个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反映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把民族问题提到了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高度。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倡导民族平等团结、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党的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在民主改革前表现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同上层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到民主改革后这一主要矛盾表现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少数民族同汉族仍存在较大隔阂，以及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着矛盾，这些属于民族地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于此，以西藏为例，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等一系列政策，指导西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这些文件聚焦西藏民族宗教的特殊性，采取上层统战工作、培养民族干部、采用团结和平的平稳方式对西藏给予政治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肃清反动势力、进行民主改革、建立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党的建设工作也得到加强和推进。

（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加强党的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同汉族地区的差距更加悬殊。因此，围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加强党的建设是这一时期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出台了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 《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二○○五——二○一○年） >》等。这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即紧紧聚焦主要矛盾，围绕中心任务，制定出正确的政治纲领。

（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围绕满足民族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围绕新时代不断满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目标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201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14](P238-250)。2017 年党的十九大对党的政治建设作了具体部署。2018 年6月29日，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包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要求”等6个方面共20条措施[15](P794-808)。这体现新时代中共中央对党的政治建设的全面部署和基本遵循，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它使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走上制度化、体系化的道路。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将民族工作归纳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8条经验。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8个坚持”是新时代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遵循。如云南作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的“三区叠加”地区，坚持以“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云南党建，实现了云南跨越式发展。

总之，民族地区党的建设以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必然要求围绕党在民族地区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建设，以加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解决民族地区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此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繁荣。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自身建设的长期实践概括出的一条具有规律性的基本经验。

三、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民族地区党员和干部的头脑，用党的基本理论宣传、教育民族地区人民群众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历史表明，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民族地区党员和干部的头脑，用党的基本理论宣传、教育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10]。这就要求新时代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将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头脑、教育群众。

（一） 坚定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头脑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用党的最新理论宣传、教育民族地区党员和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其他阶级成员若加入共产党必须放弃原先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列宁强调工人阶级不能自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教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战士。中共一大后，早期党员大部分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强调通过大力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着重解决思想入党问题，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党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思想。为此，中共中央出台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胡锦涛文选>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等。[16](P209-210)在这些文件中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学懂、弄通、做实。

（二） 重视思想建设，狠抓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党员的思想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持之以恒地狠抓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民族地区党员、干部长期以来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制约，其先进性和战斗性的发挥容易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党的思想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通过开办少数民族培训班等教育形式抓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如建党初期重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运动骨干；北伐战争时期动员少数民族同胞参军参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民族地区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动员各族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斗争，特别是在延安创办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影响少数民族争取和平民主自治运动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七年，民族工作得到了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大力培养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建设人才。如1949 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西北局的电报《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节录）》中强调：“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8](P1263)这对加强民族地区干部思想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4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给彭德怀的指示》强调：“注意说服那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人党员及外面去的党员，因为这些党员常常保存有看不起少数民族领导人的大汉族主义的观点。”[17](P12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新疆党员、干部思想建设的最早正式文件阐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重新回到正确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党的思想建设进一步加强，其重点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革命理想高于天。通过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真正实现思想上入党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最终团结带领民族地区群众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又一基本经验。

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为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贯彻执行提供严密的组织体系保证

党的组织路线是指“党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而规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总的原则和方针。”[18](P128)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10]。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这就要求新时代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为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贯彻执行提供严密的组织体系保障和支撑。

（一） 不断探索民族地区党员队伍的建设规律

民族地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不断探索民族地区党员队伍建设的客观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地区党员队伍建设处于萌芽阶段。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经验不足，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缺乏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当时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虽停留在转述、吸收、一般实践阶段，但它一开始就将马列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也包括后来对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指导。经五四运动洗礼，一批初具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点移到工人运动方面。这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间接为民族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如水族青年邓恩铭、土家族向警予等[19](P231)。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他们成为少数民族中第一批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与各族同志并肩战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撒下希望的种子，促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1925年10 月，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梧州建立起来，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部分。1928年7月9日，党的六大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20](P450)，特委托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七大前准备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七大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这说明中共较早就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尤其是民族宗教等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对民族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导致许多民族地区如西藏、新疆等地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共产党员，更谈不上党员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党员队伍建设处于探索阶段。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强调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000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21](P21)。这说明建国初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尊重民族地区党建客观规律，不急躁冒进。此后，“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地区党的队伍建设陷入曲折，李维汉、乌兰夫等长期从事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受到错误批判，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全面拨乱反正，一批受到错误批判的少数民族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民族地区党员队伍建设重新回到健康的法治化道路，蓬勃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2016年7月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把基层基础夯实。”[22](P229)

（二） 建立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邓小平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也在该地区逐步发展。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同心、海原地区建立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为探索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创造了宝贵经验。内蒙古党组织起步较早。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内蒙古工作的意见》，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乌兰夫等一大批蒙、汉族干部，陆续从延安等地进入内蒙古，领导内蒙古人民开展自治运动。1947 年3月2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诸问题的意见》，决定成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1947 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前率先成立的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区，选举乌兰夫任主席。这极大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对其他民族地区起到示范作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布《关于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问题》，充分肯定新疆党员同志在新疆民主革命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呼吁西藏爱国人士、西藏人民分清形势，坚决抵制侵略势力。与此同时，广西、云南、贵州等其他民族地区党组织建设稳步推进，点燃民族地区党组织建设的星星之火。

（三） 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质量

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时期，民族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十分迅速。有的民族地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组织力量薄弱，很难在基层开展工作。如新疆大部分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未建立党组织。因此，党中央指示解放军驻疆部队，按照“由上而下、由城市到农村”的发展步骤建立党组织。军队党委成为新疆最早的党组织，在其带动下，新疆基层党组织相继成立，逐渐有了本地籍贯的党员，尤其是少数民族党员。（赛福鼎·艾则孜） “1949年10月经毛泽东主席批准，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3](P230)，成为新疆第一批党员之一。此后，“从1952年6月到1955年9月，经过三年多努力，新疆建立了1539个党支部，一半以上的乡成立了党支部。”[8](P27)“从1955年10月1日新疆自治区党委成立到1965年底，新疆基层组织已增至18801 个。”[8](P231)新疆党组织得到不断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地区党组织建设历经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重大发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大挫折。少数民族党员占全国党员比例从1954年全国少数民族党员总人数的199066 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2.53%；到2021年6 月5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9514.8万名，基层党组织486.4万个，党支部427.7万个，全国少数民族党员总人数713.5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7.5%[24]。这些数据体现出民族地区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民族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存在一些问题。以内蒙古为例，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机构发现自治区各党支部党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如有的理论学习不够扎实，有的责任落实不够有力，有的组织生活不够规范，有的党员教育不够到位。民族地区“党组织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25](P369)。通过加强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整风整党”[26](P196)、“少数民族文化安全”[27]等学习教育活动、建立健全纪检监察制度、重大案件查处、舆论监督等，民族地区党风政风得到较大改善，但反腐倡廉形势任务依然艰巨。

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党的建设中，只有重视民族地区党员队伍建设规律探索、夯实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基础、提高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质量，才能有效促进民族地区党组织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建党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在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启示。民族地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体现了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新时代继承和发扬这些历史经验，必将为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实践的创新发展，使其在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充分发挥坚强的政治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