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泽

（复旦大学）

2021年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复旦学报》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德国古典美学新探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康德美学是本次研讨会最受关注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关注了《判断力批判》的形成问题，认为可以从康德哲学的内部和外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内部指的是“Ästhetik”这一词语从第一批判到第三批判的发展轨迹，尤其是目的论框架对“Ästhetik”成为可判断的能力的影响；外部指的是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完善”概念与康德第三批判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美”等概念的关联。上海大学教授刘旭光基于美国学者保罗·盖耶在英译《判断力批判》编者导言中提供的书信等材料指出，《判断力批判》成书过程较为仓促，整体的逻辑结构也相对松散，具有一定的“急就章”的性质，因而在阅读和研究时可以不用过多地为“追求康德本义”所束缚，应有更多理解和发挥的自由。

在对康德美学中具体概念的辨析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建疆聚焦于“合目的性”这一关键概念，他认为在沿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目的论美学进行研究时，崇高中包含的“反目的的合目的性”以及被康德有意识排除的“有目的的合目的性”都是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湖南大学助理教授李伟首先梳理了学界对合目的性原则的争议：这一原则被康德应用于美、人造物和有机体时是否属于同一种合目的性？以及合目的性观念是否应该做目的论式的解读？然后提出一种贯穿《判断力批判》前后两个部分的目的论式解读，作为对上述争议的回应。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刘为钦关注的是康德思想中的“自然”概念，并对“另一个自然”所包含的诸多意义和理论价值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浙江大学特聘副研究员陈辰则聚焦于“ästhetisch”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翻译，他认为虽然在康德的不同文本中“ästhetisch”有不同的指涉，但它们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基于感性的”，因此我们可以用“基于感性的”来翻译康德著作中所有的“ästhetisch”。

浙江大学教授苏宏斌认为，在康德美学中存在着如何将理性理念转换为审美理念的问题，康德的图式（Schemata）理论是沟通两者的关键，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理论能为我们理解这一转换何以可能提供有益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阳注意到，布迪厄在对康德“自律美学”进行权力立场的批判时，并没有将崇高论纳入其中，这可能意味着以“痛感”“不可言说”为特征的崇高并不适合于符号权力批判。应以此为契机，引入“事件思想”来理解崇高和艺术的“言外之意”——这是被语言符号理论忽视的另一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汪尧翀将问题向前扩展到德国的审美理性主义传统，指出康德美学在继承之外，也一直包含着克服审美理性主义的努力。因此康德美学呈现出一种“居间性”，包含了一种介于认知与实践之间的知识论要求。

也有很多参会学者探讨了康德美学的当代价值。山东大学教授程相占指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证了自然与人类认知能力之间先天的适合性（Angemessenheit），这可以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天人合一”观相互启发，从而为中西比较美学和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一条具有启示性的思路。岭南师范学院蓝国桥教授从四个方面入手，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康德美学中国当代化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康德美学对二元论的突破，“第三契机”中包含的道德价值，康德与马克思间被人忽视的互通性，以及对于康德美学的丰富内容不应简单“告别”，而应“告而不别”。河南大学教授张清民着重强调，康德的美学理论通过区别真、善与美，为文艺自律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使得康德美学成为现代派文艺精神的发展契机。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熊腾认为康德美学中仅凭自身即可做出鉴赏判断的“审美自我主义”，并将其联系到当今社会中广泛流行的“自我主义”倾向。通过自律、天才、美的理想等概念，康德也在美学中构造了突破自我主义、走向世界公民的理论路径，这对当今人们思考如何超越自我有限性具有启发意义。

除康德之外，席勒的美学与美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是另一个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春红进一步深挖了席勒的美育理论，从康德先验哲学的视角分析出席勒“游戏冲动”概念的三层内涵：由审美状态中的自由心境消除人性的强制性，由内含于对立统一的否定性来规定人性的内涵，将游戏与冲动相联系以提供现实化的契机。这三层内涵是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弓根据席勒的《运用美的形式的必然界限》一文，分析了他通过区别真、善、美而主动对审美教育理论设下的限制。由于审美教育指向肉体与精神的和谐，在审美中理智永远学不会摆脱感性与想象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活动。因此，将美的形式滥用到传授真理和培养意志的教育中会带来许多恶劣的后果。

也有学者关注席勒美学中的社会维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剑澜从三个角度出发解析了席勒的审美国家观念——基于人性论的现代性批判、关于现代心性的哲学人类学、审美与自由的关系理论，并梳理了西方学者，如拜泽尔、德曼、哈贝马斯等，围绕审美国家而产生的种种争议。暨南大学教授刘彦顺在工业时间制度与现代审美时间哲学相关联的视角下探讨了席勒思想的得失，他指出席勒在揭示工业时间制度无法克服理性与感性间的冲突，以及将自我的“人格”与“状态”的差异还原为唯理性的时间制度和审美生活的时间性的差异上，做出了极大贡献。但相应地，也因此忽视了工业时间制度和教育现代性对审美生活的积极作用。

还有几位与会学者在席勒与其他思想家间关系的视域内，探究了其思想的内涵和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戴晖以寂静、言说、遗忘为要素重构了诗性的智慧形态的理智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卢梭、席勒与荷尔德林间的共通点和递进关系，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然”“美”“无限”等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抓住了“美的规律/美的法则”这一同时出现在《审美教育书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概念，强调了我们首先需要明辨“规律”与“法则”这两种翻译方式之间的区别，其次需要找到席勒对1844年的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实证证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士聪探讨的是席勒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美育理论的影响：阿多诺在指认《审美教育书简》为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批评其社会学维度的不足，并以此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伪教育”实践；马尔库塞将席勒弗洛伊德化，而且更加强调其中的感性维度和包含在其中的新的美学原则；在本雅明从《德意志人》到戏剧理论研究的思想路径中，仍能看出席勒美育理论的影响。

黑格尔与谢林美学也是德国古典美学中绕不开的主题。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探讨的是“艺术终结论”这一命题，他立足于黑格尔《美学》的逻辑思路和具体文本指出，浪漫型艺术在逻辑上的“终结”并不代表艺术本身在现实中的消亡。与此相反，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在浪漫型艺术“走完”之后产生的“自由艺术”，从而为当下和未来能够表达普遍人性的艺术敞开了空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凯通过挖掘黑格尔诗论中对语言的反思，说明了语言、诗、精神三者在内涵上的关联性，这让作为语言艺术的诗具有广阔的普遍性，也让人们可以借助诗来理解语言与表达、与思想、与人的共在间的本质关系。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创则以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新时期、新时期至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和港台地区五个部分，详细介绍了黑格尔美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研究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俊杰从文献角度探讨了谢林《艺术哲学》中的崇高论对席勒崇高论的接受，并着重强调了目前谢林崇高论研究中存在的空白。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章文颖深入探讨了谢林想象力理论的内涵，展示了想象力作为一种本源的创造力，在谢林哲学中超越单纯认识论的存在论意义，具有沟通神性、诗性、自由，贯穿理智、感性、意志，促使人达到整体和谐的生命状态的核心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黄金城涉及《德国观念论的最初体系纲领》这篇可能由黑格尔、谢林与荷尔德林共同完成的文献，以及它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此文实质上“预言”了激进的审美现代性，它强烈地要求审美与艺术的最高主权，而这一诉求也反复出现在后世德国的思想史中。

本次研讨会不仅有对具体人物的细致探究，也有对德国古典美学整体的宏观把握。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王确首先肯定了德国古典美学的贡献：它促成了美学的自觉和体系性。但德国古典美学的形而上学和抽象化倾向使其成为一种“无感性的美学”，这与追求“用感性诉说感性”的现代美学形成对照。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倪胜梳理了鲍姆加登到施莱尔马赫的美学理论，并由此指出整个德国古典美学从鲍姆加登开始就产生了将美的本质与艺术的本质混淆的问题。“美学”的主要目的本应是研究美本身，艺术却在不断摆脱“美”这一特征——这是德国古典美学在一定意义上“失败”的原因。

对于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的关系，上海大学教授曾军将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对中国的态度与20世纪后德国思想界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指出前者关心中国古代而后者关心中国现代、前者“求异”以自证而后者“求通”以自省这两大最主要的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陈龙从三个角度入手，分析了德国古典美学中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对立在中国美学中的回响：首先是这对对立的概念进入中国语境的方式，然后是这一对立在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反映，最后是中国现代美学着重强调自然美的深层原因——对民族自我认同的诉求。

本次研讨会的学术交流还包含两个颇为新颖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把讨论范围扩展到德国古典美学的来源和后继上。在前文中，已经有多位学者关注到了理性主义传统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瑜则直接涉及莱布尼茨的“perfection”概念与德国古典美学间的张力，指出“perfection”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具有真、善、美统一的特点，而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具有反对这一统一，追求美与艺术的独立性的基本特征。上海大学博士生郭思恒介绍了德国启蒙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的美学理论。为了揭示美感的来源，门德尔松在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混合情感论”，他的理论理应得到学界更大的重视。上海大学教授任华东则关注德国古典美学之后，他呼应刘凯教授有关诗和语言的话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海德格尔“道说（Sage）”语言观的“词物共生”意蕴，以及其所具有的诗化性质和审美乌托邦色彩。他认为这种语言观为现代文明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与科技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发。复旦大学博士生任继泽总结了被费尔巴哈重新建构的感性的内容和意义，尤其是感性与人的类本质间的本质关联，这让感性取代理性成为真理的来源。这种感性理论作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真正“反题”，对理解费尔巴哈乃至马克思的美学观念具有参考价值。

第二个视角是本次研讨内容不仅包含美学理论，还涉及艺术作品与艺术活动。艺术与时间的关系在德国古典美学中是个复杂的问题，复旦大学教授杨俊蕾从对三位德国女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的解析出发，展现了当代艺术家用艺术激发欣赏者时间体验、使时间艺术化的新途径，和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广州大学副教授何艳珊介绍了《德奥名人论音乐和音乐美》这部由德国音乐学家和指挥家伽茨主编的音乐美学资料集，并阐述了该部资料集在文献整理、音乐学分类和教育实践上的重要性。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李泽从席勒的戏剧创作出发，结合《华伦斯坦》和《威廉·退尔》两部作品展示了席勒如何把观念中的理想与自由变为现实可见的，这对理解席勒的美学和美育理论是极为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