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霞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老城更新和新城建设的一个高潮，以往的城市空间布局有所调整，城市发展的方向有望得到重新定位。尤其是在老城更新过程中，传统城区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及精神逻辑如何存续并发挥价值，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正是防止历史脉络断裂而出现“千城一面”的关键。对传统城市及其承载空间进行创新，使其融入新的城市发展之中，是实现全球本土化的有效路径。国内外对城市更新和文脉挖掘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创意城市、城市治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等角度进行讨论，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往往将需要更新的城区从整体城市区域中割裂开来考虑，在更新的同时造成了纵向历史、横向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发展脉络的断裂。

本文试图结合上海本土的案例，探索如何将激活城市精神内核作为城区更新的一项原则以及目标。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来自于城市所处的区域环境和人文历史，其中，地域文化是滋养城市精神内核的软环境，城市的精神内核应从地域文化中提炼而来。我们相信，人是空间的占有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将“人”和“空间”进行再调配是城市更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更新在物理空间更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空间权力关系的重组，也实现了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再生。所以，探讨城市更新，离不开其中活动着的人，他们不仅主导了城市空间中的社会活动，也为其所承载的市民文化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生存环境。

由于上海城市历史的特殊性，每个区域开发的阶段、主体、模式都有所不同，在尊重每个城市次区域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所挖掘出的地域精神也各有参差。在这个意义上，处在更新进程中的老城厢就是一个可以勘探、挖掘出上海城市精神内核的“活化石”。在上海，传统的地域文化是江南文化，是基于长江下游平原的自然环境和以“吴侬软语”为语言基础的社会环境所发展起来的区域文化。老城厢则是上海目前唯一保存江南文化较为完整的城市区域，在开埠之前就已经有了体现中国传统的规划理念的完整城市空间格局，与后来租界主导的西方城市规划有所不同。甚至当时的闸北区域虽然是华界主持进行城市化，但由于资本的渗入，其模式也与老城厢大不相同。因此，可以说老城厢是上海自始以来唯一体现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理念、反映江南文化的城市区域。同时，伴随开埠，老城厢与现代的城市区域毗邻而立，两者在社会文化生活上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可以说是江南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城市文化相融相生的典型代表。因此，老城厢的更新意义深远，它所携带的精神内涵是属于整座城市的。

上海老城厢所携带、蕴含的地域文化是整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架构、具体文化要素和样式、街道码头等物理空间所反映出的自然、社会逻辑，是一个城市最初空间建置、自然实体、商业形态、居民网络间关系的遗存。城市精神内核往往由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发展特征、时代风貌和价值追求所共同影响，规范和引导城市的未来。在中国，城市精神内核既与民族精神高度吻合，同时也是在市民中滋生繁衍的，体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精神。由于这两个维度因素的影响，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内核在历史维度上是不断发展的，兼备历史性、民族性和人文性的特点。老城厢是上海城市的发祥地，不仅是传统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遗产，还是老上海城市生活的容器，承载着江南文化等文化样式，与外滩近代以来的文化遗存共同构成海派文化的样本。老城厢历史风貌区内至今还保留着体现传统城市零售商业、人口分布格局、文化发展脉络、原生自然环境的街巷、地界碑、老地名、俚语、戏曲、民间信仰、河流桥梁旧址等。这些要素体现着江南文化和近代上海移民文化的特质，蕴含着自由经商、崇尚自然、多元社会网络等丰富的精神和逻辑。

老城厢中旧有的居住模式实际上反映了传统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近代上海许多外来移民进入后建立在乡缘基础上的基层社会关系组织和网络，他们往往倾向于居住在相近或相邻的空间。在此基础上营造的社区氛围是互助的，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常常展现出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如何在城市空间更新和基层社会关系组织、民俗文化存续之间达到平衡是目前上海老城厢必须解决的发展和更新难题。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就讲到城市临街商铺与街道的互动是城市具有烟火气的重要条件。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72页。异曲同工的是，老城厢的城市空间内各个社会群体或者次空间之间的互动也是它活力的重要来源。正如近代老城厢里鲁班庙是水木业工人的信仰所在，也一直是这个行业群体开展爱国罢工、游行的聚集点，行业工人围绕庙宇居住并开展议事、互助等活动。②近代上海移民将家乡的信仰带入上海，并围绕它们的庙宇居住、开展社会活动，同样是鲁班庙也根据籍贯分为宁波籍、上海（本地）籍、广东籍，使得城市空间内的建置因为不同人群使用而被赋予了属性。参见陈云霞：《近代上海城市鲁班庙分布及功能研究》，《历史地理》2013年第1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城厢各街道就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进行过访谈整理工作，并形成油印本的《民间文学三集成》，这些都是老城厢有形的文化资本。在这些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老城厢也寻求自身的影响力拓展。例如目前老城厢豫园街道定期举行评弹的展演活动，所吸引的受众是来自于上海其他区域的，甚至包括许多外来的观光者。这就证明，老城厢所提供的文化营养足以代表整个上海城市的文化风貌。

人、文化样式与物理建置之间紧密相连，也是城市更新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社会文化属性的历史风貌区应该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更新的主要对象，大量单一历史保护建筑往往置身于历史风貌区中，形成彼此呼应且功能叠加的复合城市空间，具有塑造城市记忆、召唤居民情感的文化功能。老城厢现人民路、中华路环绕的历史风貌区，从城区格局到街道景观，从园林古建到街巷烟火，加上教育、商业名人历史掌故、宗教与世俗中的非物质遗产，构成了一个生活形态和物质形态的集成体，孕育了整个上海城市精神和独特代表性的文化。例如，老城厢在近代是外省会馆密集的区域，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聚集，他们有各自的信仰和文化样式。③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体现在物质层面就是各地会馆建筑及其附属设施，而这一部分建筑现在还是可以在老城厢踏寻到一些踪影，它们与当前的老城厢紧密相连。因此，会馆及其所携带的会馆文化是展现老城厢社会生态及文化系统的一个切入点，完全可以借此仅存的线索去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展现近古江南内部或外部移民的历史记忆。

目前中国城市开发大多受到西方规划理念的影响，而传统的地势、河流等自然要素都会造就独具特色和地域风情的城市景观和文化，这正构成了城市地域精神的基础。无论是目前郊野公园的建设，还是城市观鸟的盛行，都是城市人对原始自然环境的向往。老城厢在近代是水网交织的城市形态，自然河浜网络是其经济和文化的生态。老城厢的城市格局与规划理念是上海最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市镇模式，人文与自然相互交融。虽然水浜河道消失，但以另一种形式——地名文化存留下来，现今许多含有“浜”字路名的道路此前都是由河浜填埋而建。可以说，老城厢现有的地名、路网构成距离上海市中心最近的江南水乡景观模糊意象。水网纵横所形成居民点、商业点零星分布的传统城市格局体现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相融，也是江南文化的底蕴所在。

老城厢建筑已经脱离了单纯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建置，它的存在丰富了我们现代城市人对时间的感知，我们的精神终究要走向未来，但永远挣不脱历史。正如芬兰建筑学家尤哈尼·帕拉斯玛在其著作《肌肤之目：建筑与感官》中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要抓住这种精神需求，它植根于时间的延续，而在人造世界中，就要以建筑的形式来促进这种体验。建筑驯化了无限的空间，使我们能够居住于连续的时间长河里。”①尤哈尼·帕拉斯玛：《肌肤之目：建筑与感官》，刘星、任丛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7页。城市更新并不仅仅是建筑的修葺与重建，而是产业、人口、文化等要素的重新布局与调配。在哥本哈根，拥有160年历史的嘉士伯啤酒厂正在融入人们的城市生活，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嘉士伯不再生产啤酒，这一厂区仍然保留在这里，成为新城市的一部分。将历史、记忆和认同传递给后代，是一种城市历史叙事模式。当然这一叙事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上海老城厢在近代由于街道狭窄、河道积淤、卫生条件堪忧等，进行过多次的拆迁、整治，以及道路拓宽，甚至拆除城墙等。正因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老城厢才带着时间的印记。这些印记让它成为一个兼具稳定性、内生性和独特性等特点的城市区域，对外部资源形成更强的吸引力，能够促进优质资源在本区域积聚。因此，城市的历史风貌也是城市软实力、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这一竞争力可以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得以强化和凸显。

城市是若干空间系统和人文系统的综合体，其每个子系统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与区分的。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中，每个城市应该立足于本身的历史实际与现实需要，既要有关照全局全城的大场观，也要重视局部的特色与文脉延续。老城厢历史风貌区作为上海的精神文化内核所在，应当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发挥区域优势成为上海文化的新地标。目前上海可利用土地资源紧缺，怎样在接续城市精神脉络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空间打造更有竞争力的文化效应，这就要求结合每个更新区域的不同历史、文化特色，发挥区域优势。即使是城市内部，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也要有所区分，每个城市区域的历史特性和成长过程是不同的。以上海为例，老城厢、外滩、老闸北、浦东新区、北外滩，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开发阶段与不同的开发模式，甚至其背后的开发主体和资本模式都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城市社会生活文化样式也有所不同，面对城市更新的策略也就应有所不同。此前上海老城厢的更新还是以土地为驱动要素，并没有突破老城厢的物理空间范围，将其放在整个上海城市更新和建设全球城市、文化高地的目标中去看。老城厢是江南文化与城市结合在当今上海唯一留存较为完整的区域，决定了它作为“上海之根”而存在。其范围不仅是在中华路、人民路以内，小南门以外、十六铺及老西门周边都受到传统县城发展的影响。由于老城厢与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包括南北外滩和杨浦滨江）、南京路相邻，和陆家嘴隔江相望，在空间上距离相近，综合起来展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脉络，也是最能代表和体现上海东西两种不同文化碰撞、融合并产生新的文化样式的地段。因此，可以从未来城市发展定位和文化创新的视角，深入研究老城厢承载城市记忆和引领城市风尚的“文化心脏”功能，将老城厢独有的精神内核借助这一区域的优势发扬，向软实力转化。无论从两个区域近代以来文化上的关联，还是对城市发展的联动来说都具有全球意义，有望将其塑造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既有国际品味，又具有东方魅力和江南特色的城市区域。

近几年上海滨水空间的优化和提升，外滩和与老城厢密切相关的十六铺区域重新整合，可以说是两者结合的很好尝试。伴随全球城市出现中央活动区（CAZ）新趋势下，上海可以对标伦敦等全球城市成功经验，探索上海老城厢促进全时段活力、广区位覆盖、多元化商业、多服务对象、多层次空间的复合发展路径和模式，发挥老城厢接近外滩人口聚集度高区域的优势。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提出，上海将用24年升级CBD（中央商务区）为CAZ。展望上海未来发展情况，应将老城厢与外滩、陆家嘴等原有的CBD和未来的北外滩区域相融合，探索如何驱动兼具生态、公园、海派和江南文化的上海中央活动区的创新之路，兼具7—24全时段活动，多种功能复合共存，区位覆盖更广，产业更加多元，重视居住功能，步行主导的多层次公共空间，服务人群多样化等特点。

打造后的老城厢将成为集居住生活、企业办公及政府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区域，不断升级，更好地服务于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和旅行者。从单一功能分区向多功能混合使用，从重视物质建成环境转向强调生活品质，从强调总量增长转向提升生活质量。改善居民迁移带来的“乡谊”丢失和其承载传统文化的逸散局面，同时改变老城厢一贯的“旅游集散地”“小商品市场”城市区域意象，形成高辨识度的文化价值溯源。以老城厢为“文化心脏”的CAZ有望能成为吸引国际资本、国际人才集中的区域，扮演上海全球化的交互窗口，成为让世界惊艳的城市活力之源。用多功能、多元化吸引多样化的消费者和居住人群，从而保持持续的经济活力和城市吸引力，在文化和经济之间达到最优化收益。比如可以利用老城厢各社区文化中心目前开展的传统文化项目，既满足日常文化需求，又可以作为文化品牌项目向外推广，文旅结合。又如，可以在此基础上挖掘老城厢的“码头文化”。老城厢近代交织的水网是林立的大小码头，而十六铺码头则是其迎来送往的必经之地。以十六铺码头为节点，与老城厢内的旧有码头地址建立一个虚拟的水网体系，辅之以相应的码头文化符号、要素，让人们感受到这一典型的文化样式。伴随老城厢的更新，将这些要素嵌入到焕新后的城市空间，突破区域限制，将其上升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宝贵资产，打造成上海的“文化心脏”，注入新的文化要素和展现形式，有望成为整个上海城市新的文化地标。

在这种情况下，老城厢的历史文化资源得以开发，历史文化样式借以存续，并在此基础上借助CAZ产生经济效益。一方面契合了上海城市人文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老城厢成为复合功能的活力空间。值得关注的是，CAZ区域内部可以划分出不同层级或不同特色的片区。老城厢、外滩、陆家嘴、北外滩虽然在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在文化上和城市发展阶段、开发方式上四者之间是有时间序列的，缺一不可。因此，老城厢作为CAZ片区中重要的一环，既能完善，也能形成特色。

上海在“2035”总体规划中，目标愿景是将上海建造成为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但同时近年来，伴随城市新陈代谢，老城厢面临城市建筑破旧、空间布局不合理、经济业态老化、文化资源、要素丢失等困境，老城厢的更新没有融入到上海城市发展的统一步伐中。老城厢作为上海人文之城的重要根源，既是城市空间升级的难点，也是传统文化要素传承的关键，对上海城市精神内核的提炼至关重要。如何挖掘文脉资源，将文化要素、经济效益、城市空间相结合，跨区域资源调度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甚至，伴随近代以来上海城市发展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城市体系中扮演着先驱者的作用，上海老城厢即将探索出的更新模式有望会引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城市化，我国的城市开始迈入追求功能品质和美好生活的新阶段，从追求城市外沿的大规模扩张，转向城市建成区的总体提质升级。老旧城区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以老城厢为代表的城市区域是一座城市最初的城市形态，与之相对的是大规模地拓展城市新区的发展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城市新区是基于已有的或初步城镇化的基础上进行，例如上海的五大新城，它无论是经济业态上，还是文化底蕴上都有一定的基底。但另一种是完全字面意义上的“新城”，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引入新的业态、人群、基础设施等，它们在办公园区上越来越向中心城区靠拢，殊不知与旧城在精神上彼此间是隔绝的。对老旧城区来说，往往都是有一个强核心，生活在周边的人成为城区具有连续性、系统性的粘合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逻辑是整个城市文化生态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旧城的城市更新应该利用区位优势，不仅关注遗产的历史特性，更注重遗产的未来潜力，让物质空间方面的振兴式保护能够形成一种引人入胜的公共领域，实现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未来价值、经济价值的平衡。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它是一种持续的、循环的过程，我国历史上的长安、洛阳、南京等古都经历过若干次或大或小的城市更新，但是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瞻仰其往常作为国际都市的气象。这不仅是因为物理空间上一定程度上的保留，更重要的是小的城市区域内文化及其承载者没有发生很大的迁移。可见，具有时间性的空间是文化产生并存续的生态，也构成城市更新须遵循的文化逻辑。梳理自2014年以来“世界城市日”的发展议题，城市与居民共生的人文关怀、民众参与城市共治、多彩文化多元社群、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等是常论常新的主题与观点。这恰是大多数城市旧城区才具备的特质。城市文化特质的基本要素是人、场所、产品，其认同性的构建需要系统的都市空间策略，并要立足于历时和共时维度的场所语境的塑造。老城的更新应确立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以文化为主要突破口。将人文遗产内化到城市空间、市民素养等各方面，形成具有高度认同感和特色的城市精神。这不仅可以产生很强的社会凝聚力，还可以对外形成吸引力。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超级地标，不仅回答城市从哪里来，也解决了城市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城市更新应以地理学为基础，尤其应当重视城市历史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等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从城市的纵向、横向剖面全面地考虑城市文化。未来的城市可以复制，但过去却不可能，我们在努力造就一个美好的城市，但它不应该是光鲜却失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