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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创生

2021-11-30

关键词:民本淮南子民权

李 旻

(滁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秦末至汉初的过渡时期,亦是“民本”思想重新回归之时,民众的力量震撼了每个人,引起了一片反思热潮,国家与民众关系问题的探讨再次回到现实中,得到的结论就是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主术训》言:“民者,国之本也。”[1]所谓民本,也可以理解为在国家社会管理过程中对民众的关心、重视,体谅民间疾苦,心系百姓生活,倾听百姓声音。梁启超更直言“民本”是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主要角色和特色:“我国自春秋以来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周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日社会主义。”[2](P3)

一、“民本”思想的远古记忆

(一)夏商周民本萌芽

陈胜粦先生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时代已有萌芽出现;民本主义形成思想体系,则在汉晋唐时代;到明清日趋完善。鸦片战争以后,民本主义开始和近代民主主义相衔接”[3](P588),要究其源头是务必要从夏朝开始的。

夏朝是民本思想的始发时期,《古文尚书·五子之歌》里见“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夏启之子太康失邦,其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劝诫戒太康说:民是国家的根基,民可亲而不可卑,在国家治理中,只有爱民、重民、敬民、修德、进善巩固根本,国家才能安宁。根据相关文献查阅,可以肯定的是,民本思想在夏朝已经初见端倪。 在商朝之初,汤就提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以此来告诫自己的下属,通过民众的安乐和忧患,就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的好不好;盘庚说“设中与乃心”,就是说盘根认为要把民放在自己心中,多加关心,否则“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武王克殷之后,周公畏“天命靡常”,提醒要修德才能保民保国,《尚书·周书·泰誓》中记载,“夫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酒诰》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此时,神本的位子开始动摇,或许正是因为殷人以神为本而丧失天命,后世开始引以为鉴。于是周公提醒统治者要修德保民,奉天命以也就是奉民命,天命体现了人的意志,相当于把民众地位提到了天命的高度来对待,天命所表达的都是将民当作镜子来反观得到的,奉天命变成了爱民、敬民、重民,即周王朝所提倡的“保民”“裕民”,要求统治者要“敬德”才能“保民”,像周文王那样“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反对殷纣王,贪图享乐,民众背离,亡国失位。在周王朝民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先秦民本发展

陈来先生说:“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一大特色是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固然,春秋战国时代的精神跃动比起以前的文化演进是一大飞跃,但是这一时期的实现与西周思想之间,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正如孔子早就揭示的,存在着因袭损益的关联……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突破,不如说是‘人文的’转向。”[4](P16)儒家除了继承发展“民为邦本”的思想以外,还延伸出“君为民本”的思想,认为二者是和谐统一的,民是国家的根本、基础,民也是君主实现国家统治的基础、前提。国家的代表者就是君主,既然民为国本,自然可以视民为君本,是君主统治之根本。所以,孔子的理想社会就是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要实现理想就需要君主做到“仁者爱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重”;君需要民,民也离不开君,民需要君能为其做主,为民谋利,“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君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的来看,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君本与民本的统一,为民谋利,体民、爱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是通过满足民众的物资利益需求来尽可能地换取民众对政权的支持,更似一种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治民之术。

《老子·二十五章》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宇宙有四大而人居其一,对人存在的重要性是非常肯定的。按照熊十力以及梁启超等人对“民”的定义,就是处于社会下层贫贱的民众群体,加以老子相对论分析,上层统治者就是“贵”者,即君在上民在下,君为贵民为贱,君是位处高位但是要以下层民众为基石,君虽为贵但是要以贱民为本。表现在现实政治关系中,君为贵,主刚、强、先;民为贱,主后柔、弱、后,作为明君自然懂得“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君有自知之明而取柔弱之道才是长久之计。故《老子》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只要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能用谦虚的态度对待民众,以此来争取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君虽然统治民,但是民却感受不到他的统治,这是君民之间最舒服的关系,也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十七章》)。

秦末是民本思想被颠覆的时期,汉初是民本思想重新回归的时期。由于汉初主黄老之学,用的是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结合现实需求加以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的吸收借鉴,为新道家《淮南子》的民本思想奠定了理论与现实的基础。

二、“民者,国之本也”

在秦灭之后汉初之时,“民本”思想的再次繁荣,让治国为民这个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是思想家、政治家的热门话题,民众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才能让民众过上安稳和谐的生活、民众有什么样的欲望和要求、如何才能满足民众的欲望与要求等问题都是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民者,何以为本

《主术训》指出:“民者,国之本也。”[1]这种民本思想是在现实政治和历史经验之上总结出来的结论,统治者意识到民众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如“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泰族训》)[1]。

民众是财富创造的主要力量。统治者集天下之财富,天下的财富是来自天下之百姓,《主术训》说:“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1]尽管生产劳作的过程很辛苦,但最后会得到利益,这些利益不仅是劳作者可以享有,广大民众群众乃至上层管理者、统治者都是利益分享者。只有累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国家统治系统才能顺利运作,国家的祭祀活动才能兴办。当民众创造了足够多的物资生活资料,民则富,民富则国富,国富则君富,相反,民穷则君穷国穷。

民众是王朝兴亡的决定力量。自从商朝灭亡之后,民众在王朝兴亡中的作用开始有了初步显现。至春秋战国,礼坏乐崩的时代,诸侯国一个个兴起又一个个灭亡,时代的思想家们不禁对这种政治现象进行思考,发现了这种政治现象背后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民众。《诠言训》君主论中有个非常明确的立场就是“立君以一民”[1],“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泰族训》)[1]。所以,君要得天下、治天下,并不是因为君主掌握了君主该有的权势和地位、接受了符印和图籍、有了高贵的称谓和爵号,而是因为君主得到了民心,用天下之民力才登上了君主的宝座,国家的兴旺衰亡就直接取决于民众的支持程度,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是战争胜败的主要力量。民众是国家的存在的基础力量,民众是国家财富创造的主力,君主要巩固统治地位唯一的方法就是拥有民众的力量,君民对内团结一致,对外排除万难。在被不义之国侵略的时候能够一致对外,抵抗外敌,在别国受到不义治国侵犯之时,也能够团结力量帮助他国,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之外。《兵略训》说:“兵之所以强者,民也。”[1]历史的经验验证了战争中民众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民心的向背对于统治者政权的巩固非常重要,是治国的保障,是成败的关键,最后还是统治者事业成功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标志。

(二)治国为民

已然确定了“民为国本”的基本立场之后,明确了以民众为本、为民众服务是统治者的天职。《淮南子》通过对古代民本思想的借鉴,其治国为民思想涉及各个方面,不仅是理论方面,还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1.主观上爱民。要做到治国为民,首先在主观上要有重民、爱民的意识,才能有积极主动为民服务的态度。《淮南子》是有借鉴儒家仁爱思想的,认为:“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俶真训》)[1]仁义之君能够用自己的恩德向天下厚施恩泽,怜爱天下的百姓,天下的百姓也会因君主的爱心感到很欣喜。以尧为例来说明具体怎样爱民、如何爱民,即“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修务训》)[1],“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主术训》)[2]。尧建立慈孝仁爱的道德规范,提倡节俭的方法,亲自践行、示范,让天下百姓学习效仿勤俭节约、不争不夺、和睦友好。故“仁爱洽,上下同心”(《本经训》)[1],君民同心,君主与民众的国家就因团结而更加稳固了。

2.政治上安民。《诠言训》说:“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1]民众能否有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可以直接判断统治集团地位是否稳固的。治国为民,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减少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给民众带来的危机,也就是要使民安,即安民。安民的前提是君主能本着爱民之心,真诚地体恤民众,为他们谋福利、除灾害,使他们生活安定,于是国家安定、天下太平。结合汉初的社会情况,主要问题是如何安内而不是向外发展,比起发展军事、扩充兵力、开拓更多领土来说,如何提供一个安稳的社会环境让国内的民众安之、定之才是当务之急。君主希望民众能被安定,民众希望君主能给予安定,这就需要二者相互信任。

3.经济上利民。治国为民,先从主观上爱民,再从政治上安民,最后是从经济上利民,为的是百姓的切身利益得到实现,安民就是在政治领域为民谋福利,利民就是在经济领域为民谋福利,经济上最基本的福利就是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基本饮食生活解决之后,甚至是让安现富民。《主术训》说,“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利”[1],利民指向的是 “万人之利”,而不是一己之私利。圣明的君主应该以追求民众的利益为己任,并将自己的利益实现建立在实现民众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君主独乐不如与民众乐,故“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俶真训》)[1]。

4.道德上教民。治国为民的第四个主要内容就是道德文化上教民。安民或是利民都是企图从民心上下功夫,安民就是安民心,利民就是顺民心,都是从外在策略上下功夫,但从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历史来看,还可以从内在的道德规范着手,一个殷明君主本身的道德修养、行为规范还能够给民众大众树立的一个客观学习、效仿的范例,具有教化作用,有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文化素质。国家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统一思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所以,统治者对民施行的道德文化的教导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民主视野下的“民本”进步性

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5](P201)。与“民本”不同,民主作为西方的话语,是一种制度形式的存在,“民本”是统治者道德上的自觉,是一个伦理范畴,是道德形式的存在。梁簌溟先生曾提出一个“怪事”,中国“民本”发展数千年,却始终不见“民治”一词的出现,“民本”就无法成为制度的存在,但就能否认“民本”存在的意义吗?西学东渐,民主传入中国,在民主作为外来思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走出中国民主思想的一条新道路之前,“民本”是必要且必需的存在。学者韦政通说:“在近代民主政治未成熟以前,对于防范权利,实在想不出比民本思想更好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环顾世界各国政治现状,我们能说民本思想已失去其意义了吗?”[6](P31)即使在当代,我们用民主的视角去看“民本”依然有其借鉴学习的价值。

1.追求民权。民本思想里究竟有没有民权,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里是没有民权一说的。法家向来是重权不重民,儒家重民但不重权,道家则是愚民政策,不主张民众参与政治,法家更直言“民智不可用”,自然也是不承认民权的。包括《淮南子》全篇没有提及“民权”一词,仅有“民治”在《修务训》中出现一次:“吴与楚战,莫嚣大心抚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敌,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1]这里的“民治”也只能做保全民众,使民得治来理解,并没有涉及民权以及民权实践。古代民本思想中没有民权也不为奇,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民众的地位是不断提升的,即使民权没有明确地被提出,但是民本思想也有追求民权精神的倾向。

2.天下为公。《淮南子》中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确认民众对国家的重要性,积极在各个方面彰显民本的政治精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秦二世而亡,认为天下皆为他一人所有,且为“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兵略训》)[1],不断地向百姓索取财力、物力、人力,民众“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汉书·贾山传》),民不聊生的状况让秦王朝彻底脱离的国家统治的轨道,最后在农民起义中结束。民众在起义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惊人的,这天下是民众共有的,民众才是天下的拥有者,没有人能私自霸占。《淮南子》中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民拥天下的观点,但是多次间接表达了以及肯定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如“所谓有天下者,……而得天下之心”“纣有南面之名……失天下也”。天下本无心,但以民心为心,天下即民众,民众即天下,意味着天下为民所有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民众不仅是天下的拥有者,还是天下的享有者。立君为民,君主存在的意义是为民谋利、为民除害,让民众安心生活,还要为民众基本生活需求谋划,除了向天祈福,还“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主术训》)[1]。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好,以轻徭薄赋来减轻经济负担,民众安心享有天地的给予。无论是天下民有还是民享,都可以看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内涵。

3.人格平等。民治精神还包括使全国的民众拥有各尽其能的平等机会。《淮南子》依据道论,天地万物包括人皆是由道而生,从本质上来说众人都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淮南子》又提出“人有三等”,由于古代中国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社会底层的民众与上层统治者之间有严重的等级差别,待遇也极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社会的中国古代的事实现象,在现在来看亦可直言不讳,但是在《淮南子》年代,虽然主张人性平等,但人有三等,就是认识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极度不公平,可能也没办法直言反对。于是《淮南子》从天地万物之起源上来阐释天地万物本就同道而生,由道而来又随道而去,众人生来本就是平等的,借此方法来间接表达其对人格平等的追求。君民之间,相互有诉求,君求民者有二,民求君者有三,君民乃相报的关系。君民还要同乐同苦,民众吃不饱穿不暖,君者也会食之无味,民众丰收庆祝,君主也会一起庆祝感受快乐,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缩小的等级差的作用。另外,民众既能推翻统治者,也能拥护统治者,这是证明君民之间平等的最好证据。君臣之间是相依相制关系,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只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才能共同进行国家治理工作,从选拔到任用,无处不在提倡平等,无论是从出生、性别、特长等各个方面去提倡平等,不同民族、区域的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依然提倡平等,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特长等,但是众人依然是平等的。

民主里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有民治思想,而胡适先生曾经明确指出过《淮南子》中:“‘集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一条很重要的原则。这便是民治主义的基本理论”[7](P46)。除此之外,他还指出“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主术训》)[1]也是民治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淮南子》的民本思想是隐藏了民治主义精神的,所以用民主的视野来解读民本思想的进步性是完全可能的。

四、对进步“民本”的追求

在中央集权统的背景下,《淮南子》间接肯定民众是拥有一定权利的,并鼓励民众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去参加政治活动,倡导民众要去追求、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

1.政治决策听民意。《淮南子》中的君臣关系就提倡的是君主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不专制、不独断,如“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主术训》)[1],就是齐庄公好勇力不听臣子劝谏,导致国家多灾多难,最后酿成崔杼弑君。同样的还有“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主术训》)[1],这些独断独裁不听劝告的统治者最后都没落得好下场。这些实例从正面说明了君主独断专权是万万不可的,主张统治者一定要多纳谏,君主与普通人一样,毕竟个人能力有限,若“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主术训》)[1]。所以统治者在用人之时就多用有才之人,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再就是积极鼓励臣民多参与政治提议,人多则智广,“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主术训》)[1]。《淮南子》反对臣子一味地、毫无原则地苟同君主,臣民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会盲目崇拜和愚昧服从,为国家、为民众就要能够辅佐君,提出不同的治理意见,才能避免秦王朝历史再次出现。实际上“众智众力”的政治就包含民治的思想,君主能够认识到自己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就必须依靠全国民众的耳目为自己的耳目,依靠全国民众的手足为自己的手足,用民众的智慧来思考问题,用民众的力量来争取成功,君民携手来共同完成治国大业,而这种治国的方法在历史中也被多次实践和肯定,这也是《淮南子》提倡民治最直接的体现。

臣民要多参与治权,统治者也要多听意见,吸收臣民意见决定的国家决策才能顺民心,这就是民权的体现。而这一切需要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实现。当然,从民众的角度上看是权利的实现,从统治者角度上看这也可以是一种巩固国家统治、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但实际上确实从民本思想中看到了民权的因素,这种进步的民本思想促进了民权的进一步发展。

2.政治行为接受民众监督。《淮南子》中主张君主要多听取民众的意见,自然就是尊重民众的舆论。一位贤德的君主,在肯定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尊民意,与民治,于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君主要尽职尽责,广泛地采纳舆论是不二法门,中国古代有很多舆论机关,“史载书,瞽称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等,可见对舆论的重视,毕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还是深入人心的。虽然对于大众的舆论要多听多用,但不代表要全听全用,要有所权宜衡量,不能绝对地盲从。民众众多言论指向不一致也是正常的,这时“多数取决制度”就是最好的方式,舆论多数者必是与多数国民的利益相符。

纵观《淮南子》的民本思想,从理论层面来看,是进步的。《淮南子》之所以从理论层面重视民本理念,是企图从理论层面将秦王朝统治之法的弊端重新改造,反思深知民众对国家的重要性,深知民意是要被尊重的,也深知民意是要被实现的。即使封建专制不可动摇,但是依然在其民本的背后隐藏着民治与民权的美好希望,在保守本分的民本里注入了进步思想,寄托了自己的美好期望。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深处隐藏了很多进步思想,才有可能成为西方民主扎根中国的理论基础与前提。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实验之。然而实名相缪,致丝愈棼,盖制度不值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濮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2](序言)所以说,中国古代民本与近代民主以及当代民主有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虽然民本不是民主也不可能成为民主,但是却为民主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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