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岚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一、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框架”

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戏剧表演与日常生活进行类比，提出了“拟剧理论”，用它来解释人类互动的动力学[1](P1)。他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互动行为看作是一种“表演”，每个人就是社会这个“剧场”里的“演员”，按照自身编制的“剧本”和“角色”要求在“舞台”上表演给观众看。在“表演”过程中，人们按照自我预设的形象进行个体“拟剧”，力图在“观众”(他人)心中塑造自己理想的“角色”，通过自我形象的扮演从而完成自我认同。

“舞台”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是人们“表演”的场所，“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用于分隔“前台”与“后台”的“屏幕”把“表演”的世界与真实世界区隔开来，同时也把“演员”与“观众”进行了分隔[1](P21-23)。但是，在个人“表演”行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强有力的“剧本限定”，即整个社会体系，人们的表演依据、表演情境、表演成因和表演方式都非随性为之，而是在特定的“框架”内，即内化了的社会准则和社会规范，也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谓的“规训”[2](P156)。戈夫曼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框架”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结构，和所参与的客体事件之间互动生成的，它建立在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共识和“剧本限定”的基础上。

所以，伴随着社会体系和个体经验结构的变化，互动生成的“日常生活框架”也会发生变化。戈夫曼所说的“剧班”，即一群个体的集合，他们通过相互间的密切合作来维持一种特定的情景意义[1](P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