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一、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区域性发展格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就有政府不能行使主权的沦陷区，并且在几年后从东北向华北扩展。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整个八年期间，中国全境被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占据分割为相应的统治区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都因此具备了强烈鲜明的地缘政治属性。这些区域在政治、军事上呈敌我对立状态，其经济、文化生态整体上相对独立、封闭但并非完全隔绝。(1)譬如1942～1943年，身处在沦陷区上海的钱钟书，就曾把刚写就的诗作，陆续寄回大后方的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刊物(如《国力月刊》)上发表。(见谢志煕：《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杨绛、钱钟书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载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第81～87页)。经济领域的互渗和交易，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1年出品的故事片《51号兵站》(编剧：张渭清、梁心、刘泉，导演：刘琼)。更可以做一个极形象的说明和史实证明。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陷上海，但没有进入英、法等国租界，被包围的租界呈孤岛状；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上海全面沦陷。全面抗战开始至此，华北、华南、华中等大半个中国，均已成为沦陷区。“国统区”基本被压缩于西南和西北地区，政府在1940年9月6日宣布重庆为陪都。(2)兹事体大，照录如下：“《国府明令重庆定为陪都》：国民政府九月六日令：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