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翥

（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 洛阳471023）

纵观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56个民族近十四亿人口的华夏儿女，其实都是古代诸多历史民族血缘融合、文化交汇日渐形成的结果。正是历史岁月的整体造就，最终形成了东方大地上举世称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以幅员辽阔的西域地区来说，史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①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3873页。。宣帝时，匈奴“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童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①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3-3874页。。至此，西域所谓的三十六个绿洲方国，遂已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北方民族之间又进行了多次的血缘融合与文化交流，从而使这些民族最终都融入到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为中古时期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曹魏时期的东西方社会交流

（一）古籍文献中所见曹魏时期东西方社会交流的历史信息

及曹魏代汉，中原地区更有世相斑斓的胡风异俗流播京城的内外。史载魏文帝延康元年（220）二月己卯,“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各遣使奉献”②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8页。。

黄初三年（222），“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③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9页。以领之。此已显示出曹魏政权属意丝路交通的政治视野。

明帝太和三年（229）十二月“癸卯，大月支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支王”④陈寿：《三国志》卷3《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7页。。

少帝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临试以示百僚”⑤陈寿：《三国志》卷4《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7页。。

元帝咸熙二年（265）“闰月（十一月）庚辰（按：是年闰十一月朔辛巳，故当月无庚辰日，史记有误），康居、大宛献名马，归于相国府，以显怀万国致远之勋”⑥陈寿：《三国志》卷4《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4页。。

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经营的推进，三国时代的中外交通遂有日复繁荣的气象。于是史家称道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⑦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40页。

《三国志》注引由《魏略·西戎传》记西域道里方位、风物制度详殚明细、如数家珍，可知魏人因中外往来之频繁对西域已有丰富的了解。其中，关于大秦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的叙述及其魏赐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的记事，则直接透露了曹魏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诸绿洲各国从事经济、政治交往的事实。

与此同时，西域地区的天竺、康居、安息等佛教发达国家，亦曾委派沙门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等弘法高僧，到洛阳来从事佛经典籍的翻译。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外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流。对此，佛教内典曾有如下的记载：

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罗幼而才悟，质像过人，……乃弃舍世荣，出家精苦，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以魏嘉平（249—254）中，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⑧慧皎：《高僧传》卷1《昙柯迦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13页。。

当时京都洛阳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他于嘉平(249—253)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1卷、《无量寿经》2卷等四部。对此，佛典另有如下的叙事：

时又有外国沙门康僧铠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魏正元（254—255年）之中，来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256—260）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焉①慧皎：《高僧传》卷1《昙柯迦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13页。。

此外，还有龟兹沙门帛延，于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到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叉须赖经》1卷、《菩萨修行经》1卷、《除灾患经》1卷、《首楞严经》2卷等七部。另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曹魏时期译出《罗摩伽经》3卷、《大般涅槃经》2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相继遗失。

在中外意识形态交流史上，佛教戒律典籍的传来与翻译，是曹魏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曹魏境内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昙柯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1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昙柯迦罗为律宗的始祖。

曹魏之前，佛教在中国还没有传授“比丘戒”的活动，一些信佛教的人没有按照佛教戒律出家，只是把头发剪去，与一般人不同罢了。曹魏时期的梵僧昙诃迦嘉罗于魏嘉平年间（249—254）来到魏都洛阳，他精于律学，译出《僧祇戒心》1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并请印度及西域僧担任戒师，传授“比丘戒”，从此中国才可以说有了正式的“和尚”。

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1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之律便与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朱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朱士行，祖籍颍川，少年出家。嘉平（249—253）年间，西域僧人昙摩迦罗（一译“昙柯迦罗”，意云“法时”）传来《僧祈戒本》，在中国首创授戒剃僧制度。朱士行依此戒律正度为比丘，从而成为汉地沙门第一人。朱士行出家后曾在洛阳讲授《道行般若经》（《小品般若》）。以其“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达至于阗。太康三年（282）便以所得《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梵书正本遣门下弟子送返陈留仓垣水南寺。时既有晋，士行以八十高龄化终于于阗，更依西方阇维法焚身起塔而葬之②慧皎：《高僧传》卷4《晋洛阳朱士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5-146页。。

还在佛教传入中原的早期阶段，朱士行就以西行求法的个人实践体现了中原社会善于接纳异质文化的时代意识。因此，朱士行的弘法事迹，与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传法洛阳的前哲懿行，无疑都是中原与西域交通史上传誉后世的话题，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理应享有突出的一页。

不仅如此，曹魏时期那位以创作文学作品《洛神赋》而著名于世的陈思王曹植，曾因酷爱阅读佛经，遂又创作了鱼山梵呗，因而被称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外社会往来、文化交流日臻繁荣的情势。

另据2015年9月1日新华网《新疆发现金箔墙皮和佛教遗迹，展现1700年前世俗生活》为题的报道，魏晋时代的新疆绿洲，已有佛教寺院的活动遗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带领的考古队，在新疆南部的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东北部，发现了贴有金箔的墙皮、涂覆朱砂或青金石粉的墙皮、贴金塑像残块、佛塔顶部的塔刹等现象。“遗迹展示了当时的世俗化生活，并非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的古城为唐代单纯的屯兵、屯田的城址，且从出土的遗物推测，该城的始建年代应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魏晋时期。”这无疑表明，新疆地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开发，至迟在曹魏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③2015年9月1日新华网《新疆发现金箔墙皮和佛教遗迹，展现1700年前世俗生活》，新华社记者张鸿墀报道，责任编辑：娄恒。。

与曹魏治下的中州相仿佛，偏居江东的孙吴一朝，亦有可圈可点的佛教史事可资绍述。

吴都建业的般若学，相对更加发达。而其主要的弘扬者便是来自月支故地的支谦。

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原籍月支，其祖在汉灵帝时归汉。支谦的汉文水平很高，又“备通六国言”。曾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学。东汉末年，避乱至吴，为孙权所闻，拜为博士。赤乌四年（241）太子登卒，支谦退隐山中，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据支愍度《合首楞严记》说，自黄武（222—228）至建兴（253—254）年间，支谦共出经数十部，《出三藏记集》著录36部，48卷，其中重要的是《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

支谦另外一些异译也颇有影响，其中《太子瑞应本起经》是康孟详、竺大力于汉末所译《修行本起经》的异译。其是叙述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加上译文流畅，对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过作用。

支谦深谙文辞音律。据说他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这与上述曹植于中原地区从事佛教音乐艺术的创作，形成南北呼应的情势。看来，三国时代也是中国佛教歌咏和音乐的创作期，这为后来中国佛教音乐艺术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遗存中所见曹魏时期东西方社会交流的历史信息

实际上，从文化遗产带有实证意义的史学视域来看待，曹魏时期各族之间的社会往来，带有更具文化史旨趣的研究价值。它为我们回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度的形成，提供了极具政治层面的论据。

20世纪初叶，西方探险家在汉晋时代西域鄯善国境内的楼兰地区及尼雅河流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汉晋写本文书，其中一些涉及人事生计的汉文残件，即以流沙遗珍的宝贵价值，透露出曹魏时期中原内地与瀚海绿洲社会往来的史踪。今择若干纪年文牍迻录如次，以见当时中西交通之具象。

斯坦因编LA.Ⅱ.ii/林编61号楼兰文书：

……（嘉）平四年(252)三月司徒府癸丑书署军

……二年正月戊寅诏

……（咸）熙三年（266年）十一月癸

……月壬戌诏书除郎中①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斯坦因编LA.Ⅱ.ii.3/林编330号楼兰文书：

出陌降市一口磏一合┃┃┃┃景元四年（263）八月八日幕下史索庐灵 兼将张禄（正面）

录事掾阚②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斯坦因编LA.Ⅵ.ii.0207/林编551号楼兰文书：

……种┃┃┃┃咸熙二年（265）四月……③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4页。

斯坦因编LA.Ⅵ.ii.021/林编447号楼兰文书：

……咸熙二年（265）七月癸丑朔廿二日④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斯坦因编LA.Ⅱ.i/林编30号楼兰文书：

咸熙二年（265）十二月廿七监……⑤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斯坦因编LA.Ⅱ.ii/林编240号楼兰文书：

出黑粟三斛六斗稟战车成辅┃┃┃┃咸熙三年（266）二月一

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一尽卅日┃┃┃┃

日监……⑥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斯坦因编LA.Ⅱ.ii/林编253号楼兰文书：

出黑粟六斛稟书史王┃┃┃┃咸熙三年（266）……⑦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沙海绿洲如此众多的曹魏文书，显示着中原政权对两关以西地区行使着包括过所、屯田、仓廪、给养在内的军戍行政的国家管理。

人们悉知，咸熙二年（265）十二月司马氏称朔于洛阳。而以上斯编LA.Ⅱ.ii/林编61号、斯编LA.Ⅱ.ii/林编240号、斯编LA.Ⅱ.ii/林编253号三件文书，至迟于公元266年1月时节一仍奉朔于曹魏。可见虽经中原王朝之更迭，中原行政对碛西绿洲仍然行使着有效的管理。

有关曹魏时代中外社会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情态，内地出土文物已有鲜活例证折射其流光溢彩。

1956年洛阳涧西区出土曹魏时代的白玉杯一件，该杯口径5.2厘米，底径4厘米，通高11.5厘米。通体乳白，晶莹剔透，其材质即为成色上乘的和田玉，从中折射出当年东西方物质领域社会交流的存在①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华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凡此丝路沿线各个地区面世的这些历史文物，都从物质文化史料角度透露出曹魏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往来与交流的诸般情态，从而为人们认识当年的丝路意象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史资料。

二、两晋时期的中原与西域交流

（一）古籍文献中所见两晋时期中原与西域人际交流的历史信息

汉魏时代东西方交通往还的频繁，刺激了西晋王朝对西域地区政治经营的意识。

洛阳西晋辟雍遗址出土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记载了晋初数以万计前来洛阳修习儒家礼仪的四方学子的事实：当时，晋氏“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纂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而辟雍碑碑阴生员题名中，确有“散生西域朱乔尚建、散生西域王迈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车师人）、散生西域隗元君凯（车师人）”及诸多敦煌寓洛生员的遗迹②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载于氏著《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张乃翥：《〈三临辟雍碑〉与晋武之文教视野》，载于《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3-171页。。

这与史载“泰始元年（265）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③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页。的盛况华章，可谓晋世中外人事往来气息中天的绘声描写。

其后，西域诸国交聘洛阳者次第绵连、不绝于书。如：

太康元年（280）“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④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页。。

四年（283）“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⑤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页。；五年（284年）十二月庚午，“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⑥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页。。六年（285）冬十月，“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⑦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页。；八年（287）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⑧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页。；

焉耆国王遣子入侍洛阳的史事，《晋书·焉耆传》另有相应的记载：“武帝太康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⑨房玄龄等：《晋书》卷97《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2页。。

至于当时四夷交通中夏者，史传亦有绵连的记事：

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太康六年（285），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⑩房玄龄等：《晋书》卷97《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3-2544页。。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葡萄，多牛羊，出好马。泰始（265—274年）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房玄龄等：《晋书》卷97《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4页。

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梲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织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房玄龄等：《晋书》卷97《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4-2545页。

西晋时期西域文化与内地之交流，时人文章亦有辞赋之一例。潘尼《玻璃碗赋》赞西域传来玻璃制品欣动中原时有谓：“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据重峦之亿仞，临洪溪之万寻。接玉树与琼瑶，邻沙棠与碧林。瞻阆风之崔嵬，顾玄圃之萧参。于是游西极，望大蒙。历锺山，窥烛龙。觐王母，访仙童。取琉璃之攸华，诏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光以定容。光映日耀，圆成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坚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62-2263页；卷84，第1441-1442页。对这类天方珍宝极尽状摩之能事，从而折射出晋人称誉西域的情怀。

（二）文化遗存中所见两晋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信息

1907年1月31日，英籍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在新疆米兰一处被标示为M.Ⅲ的寺院遗址中,发现其墙裙壁画中绘有数量不少的有翼天使形象。由遗址文化层中出土的书写有佉卢文的丝绸遗物来判断，这座寺院及其壁画遗迹的年代当在公元3世纪至4世纪初叶。这一文物遗迹的发现，说明具有西方希腊、罗马古典绘画风格的美术作品，远在西晋时代就已浸染到东传我国的佛教艺术系统中②M.A.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路经楼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3-261页。。如此看来，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东方的过程中，自然吸收了中亚地区西方文化的熏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产生，正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十六国以来我国内地佛教艺术兼容西域风尚、汉地情调的事态，实际上亦是域外异质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不断渗透、融蚀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考古人员继斯坦因在新疆米兰发现有翼天使绘画之后，在当地吐蕃戍堡西南一座佛寺遗址中，再次发掘到一幅有翼天使像的壁画。其中描绘了两躯半身双翼的天使，形象仪态与斯坦因此前发现的同类美术题材“若出一人之手”,画风具有明显的希腊风格和安息艺术的遗韵③王炳华：《“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第21-41页。另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这类美术作品在帕米尔以东地区的发现，表明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罗马艺术或中亚犍陀罗艺术循着中外文化交往的足迹，逐渐东传汉地的过程。这无疑从文化遗迹角度折射出历史文献上述记事的真实。

晋代西域胡人交接中原的往事，内地、西陲文物系列中亦有相应遗迹可供寻踪。

约20世纪初叶，洛阳西晋墓葬遗迹中出土了一件柱状墓表残石。这件石刻残高113厘米，柱径33厘米。柱身顶端有凸状榫头，判断当年必有其他构件坐落于其上。榫头以下之柱身，遍雕纵向凸起的棱弧，其间又有辫状绳纹两匝环绕于上段，从而传达出浓郁的希腊、罗马古典柱式的风格。在此柱身的上段，有连缀的墓表望板，内有残刻隶书文曰“/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据研究，此墓表系西晋名族南阳韩寿的神道遗物，在中国西晋文物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显然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④洛阳博物馆：《西晋散骑常侍韩寿墓墓表跋》，《文物》，1982年第1期，第65-67页。。墓表显示出来的西域柱式形制，为后来六朝陵墓墓表所沿袭，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域建筑文化对中原社会的影响——至今依然屹立于地中海沿岸诸国的不计其数的各式棱柱，毫无疑义正是华夏同类遗迹的文化源头。

这些西方建筑的经典杰作，以其美轮美奂的视觉魅力，赢得了东方世界由衷的赞赏。每当人们来到意大利南部克罗托内城（Lacinia）围绕着那棵亭亭玉立的古代棱柱的时刻，我们立刻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极具审美价值的“西方样本”，以其充斥张力的资源品格，落植于丝路异域的必然。

有晋一代西域不辞“阻远”络绎“方贡”的事例，洛阳出土文物中更有直接的纪事。如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2007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垂拱三年（687）《大唐故处士安公康夫人墓志并序》一石，高50厘米，宽50厘米，厚7.5厘米，志载“夫人讳敦，其先康居国人也。晋泰始年中（265—274）奉表献真珠宝物，因留子孙，遂为河南洛阳人焉”。可见上述文献纪事信而有征、毋庸置疑。

1996年8月，山东滕州夏楼村一封土晋墓出土了六件陶俑。内有胡俑二件，“头戴高冠，凹眼高鼻，有唇髭……”其中M:1号俑，高34厘米，脚穿前翘尖头鞋，背部刻一“胡”字，具有明显的西域胡人的特征①滕州市文化局、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西晋元康九年墓》，《考古》1999年第12期，第38—44页。。倘如我们对有关历史资料进行稍许的检阅，或许还能对这类胡俑的民族归属作出大致判断。据希腊上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记载，当时往来西域的“塞人，是斯基泰部落，他们头戴高耸的尖顶厚毡帽，穿着裤子……”②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第195页。

因此，我们认为山东滕州出土的这两件胡俑应是西域塞人流寓中原的美术写影，这与同墓出土画像石中另有“有尾持物羽人”这类美术题材，共同反映了中朝时代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信息。

往者吐鲁番吐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月支僧支法护与汉人聂承远等译《诸佛要集经》一页③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册·佛典之部（一），国华社，1915年。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1970年，第100-101页及图13。井ノ口泰淳：《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图版册，第1页；研究册，第1-2页；京都：法藏馆，1980年。转引自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注文（三），《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1页。，说明汉地译经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已经西渐于高昌一带。

近代西域地区出土的历史文物中，亦一再显示出西晋王朝对这一地区政治现实的关注。

《楼兰尼雅出土文书》页53录240号文书所见：

出 黑粟三斛六斗廪战车成辅

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一尽（卅）日

咸熙三年（266）二月一日监……④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同书页54录253号文书：

出黑粟六斛禀书史王 一一一一 咸熙三年（266）……⑤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同书页38录62号文书：

……月壬戌诏书除郎中

……□□承泰始二年（266）二月癸（正面）

□春□家书（反面）⑥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同书页86录684号文书：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⑦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页。又参见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7-8期，第20-27页。。

另在同一地区出土的西晋简牍中，有泰始年间事涉西域长史府的多件文书的发现。如编号L.A.Ⅵ.ⅱ-014-沙木725号简，文曰：

月七日 诣督 泰始四年（268）闰月己巳言

L.A.Ⅵ.ⅱ-015-沙木752号简，文曰：

西域长史承移今 初除月廿三日当上道从上邽至天水⑧简文图版见侯灿、杨代欣编《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二册，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382页。。

L.A.Ⅱⅱ-孔木49号简文曰：

麦一一一一泰始五年（269年）十一月九日仓曹掾李足监仓苏良

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靳仁从掾位张雅

泰始五年（269年）十一月九日仓曹掾李足监仓苏

良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靳仁从掾位张雅⑨简文图版见侯灿、杨代欣编《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一册，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L.A.Ⅵ.ⅱ-044-沙木736号简，文曰：

[上残]泰始六年（270）五月七日兵曹史瓠 今从掾位赵辩

兵曹史车成岱（正面）

[上残]吴 枢录事掾梁鸾（背面）⑩简文图版见侯灿、杨代欣编《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二册，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

以上简文透露，西晋初年西域长史府曾以“仓曹”“监曹”“奏曹”“兵曹”等严明确的分曹主事的行政制度，行使着西域地区富有成效的国家管理。

1982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东面5公里处一座晋墓中，发掘出土了包括九龙黄金带扣、包金铁剑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这件黄金带扣镶嵌红绿宝石，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重48克。学者们认为属于焉耆王室之物。这件带扣与1991年湖南安乡县西晋刘弘墓出土的带扣及往年朝鲜平壤石岩里9号乐浪古墓出土的带扣质地雷同、形制相似，所以可以推知应是西晋王朝颁赐绿洲藩属王室的遗物①参见林梅村《寻找楼兰王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此外,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了一件晋人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内容为《吴书·虞翻传》至同书《张温传》遗留文本。嗣后1956年1月10日，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再次出土晋代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系《孙权传》，残存570余字。以上两卷之书风，“字迹十分类似，捺笔极重，隶书气味很浓厚”，具有鲜明的晋人书法的时代特征②参见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文物》，1972年第8期，第2-6页。。《三国志》成书于晋初，作为汉地传统文化典籍，其流布西陲边地之迅捷，一方面显示出西晋时期中原文明对西域地区极具张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种带有时政意义的文化典籍，更在西晋王朝极具效率的管理制度下及时通行边疆地区的情势。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延昌二十九年（589）唐绍伯墓出土了一件绣有“胡王”汉字的牵驼纹织锦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第7-27页。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页。。这件载有浓郁中外文化交流信息的织锦的出土，无论从遗址所在地理位置的典型性和文化内涵的可融性上来说，它都贯穿着古代民族之间人文往来的血脉。

中古时期中原、西域两地先后出现的这些与“胡王”有关的文物，折射出中原社会与西域粟特胡人部落绵延不断的政治、经济联系。

中古时期中外交流东往西来的历史动态，两晋以后中原史乘、西域文物遗迹中亦有另外的例证。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云太宁元年（349）后赵“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冉）闵等”④房玄龄等：《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91页。。

史籍中记载的“胡天”，正是原在中亚粟特石羯部落中行之久远的祆神祠庙。中原地区因东来粟特胡人的成千积聚而流行祆教之信仰，十六国时代已经形成一种能够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社会势力。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在敦煌烽燧遗址中发掘到一组西晋末年（312年前后）的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据研究，这些文书是移居凉州和敦煌的粟特人写给故乡撒马尔罕（Samarkand,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贵人的书信。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在东至洛阳、西到敦煌的广大地区从事丝绸等物的长途贩运，经营的商品有金、麝香、胡椒、樟脑、麻织物、粮食及中原丝绸⑤参见恒宁（W.B.Henning）《粟特文古信札年代考》（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SOAS）第12卷，1948年，第602-605页；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卡多那（A.Cadonna）与蓝其奥狄（L.Lanciotti）编《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研究论集》，佛罗伦萨，1996年，第47-48页。荣新江：《北朝Cina e Iran.Da Alessandor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4-55页；粟特文古信札局部图版，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西晋时期西域胡人来臻华夏的事例，洛阳地区已有文化遗存可资寻觅。

2003年冬，文物部门在洛阳偃师县西侧首阳山南麓发掘了一座永康元年（300）的西晋墓，编号为2003YHDM37。墓中出土陶俑、陶房、陶磨、陶碗、陶碓、陶牛、陶鸡、陶狗、陶车轮、陶空柱盘、陶灯、陶盾及铜质饰件等诸多陪葬明器外，另有镌刻“永康元年二月廿一日，安文明妻支伯姬丧”的铭文砖一件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西晋支伯姬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3期，第36-40页。。

依照刻铭砖透露墓主的姓氏信息，结合当年洛阳地区大量留寓西域胡人的人文背景，我们认为墓主夫妇应为安国粟特胡人与月氏胡姓裔民组成的家庭。这与上述斯坦因在敦煌烽燧遗址发掘出土的粟特文书信写卷中透露的西晋末年粟特胡人兴贩洛阳的事实，有着内在的因缘。

此外，1965年1月10日，吐鲁番地区安伽勒克古城遗址一座寺庙废墟中，出土了一只盛有多种古代写本文书的陶瓮。这些文书中，一件北凉时代的汉文《金光明经》写卷及其题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题记全文如下：“金光明经卷第二 凡五千四百卅三言/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后有聪睿揽/采之者，贯其奥义，疾成佛道”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第26页。。此中明确透露出当年高昌城下有“胡天”神祠的事实②参见王丁《南太后考》，《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0-456页；王丁：《吐鲁番安伽勒克出土北凉写本〈金光明经〉及其题记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55页。。

关于这件文书的写作年代，学者们认为或在北凉承玄三年（430），或在北魏太和十四年（490）。但文书书法运笔之形意隽美、挥洒自如，题记措辞之文理晓畅、雅俗兼工，反映出中古时代吐鲁番地区中原传统文化根基的弘博。

另在楼兰遗址发现的一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其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308）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这些汉简也是迄今为止载楼兰鄯善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汉字书法实物，其艺术风格与中原两汉书法一脉相承。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主要类型中尤以西方传来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和中国书法艺术最具有典型意义，构成了楼兰鄯善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简纸书法作品主要出土于楼兰和尼雅遗址中。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楼兰鄯善地区共发现汉文简纸文书800余件。其文书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3世纪中叶和公元4世纪中叶。以楼兰L.A古城所出土的汉文简书为例，其上迄曹魏时期的嘉平四年（252），下止前凉建兴十八年（330）。这些简纸的发现不但为研究楼兰汉文书法艺术史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考古学依据，同时也为研究楼兰、鄯善地区古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人文交往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学资料。有晋一代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交汇互动，这些瀚海遗卷承载着宝贵的文化信息。

三、南北朝时期的中原与西域社会交流

（一）古籍文献中所见南北朝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信息

按北魏拓跋氏之兴起，尤以马上驰骋风卷于中外。故其立国以来，东西两地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时日。洎太延五年（439）削平河西，西域文明遂又乘时疾进畅化于东方。

史载太武帝太延元年（435），“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③魏收：《魏书》卷4下《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页。。二年（436），“遣使六辈使西域”④魏收：《魏书》卷4下《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7页。。三年（437），“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拜受甚悦。……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⑤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6页。。史载“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旁国”，对北魏朝野了解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有着重大的推动。

当时西域的大月氏国，“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⑥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6-3227页。。此为西方物流技术落植东土的实例。

太平真君五年（444）三月，“遣使者四辈使西域”。又正平元年（451）正月，“破洛那、罽宾、迷密诸国各遣使朝献”⑦魏收：《魏书》卷4下《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页。。

此正河西内属后中外社会互动之先声。

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北魏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训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显祖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①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3页。。

宣武帝景明三年（502）“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槃、乌稽、悉万斤、朱居槃、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②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页。。

正始四年（507年）九月甲子，“疏勒、车勒、阿驹、南天竺、婆罗等诸国遣使朝献。……冬十月丁巳，高丽、半社、悉万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阗等诸国并遣使朝献。……戊辰，疏勒国遣使朝贡。……”③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205页。

永平元年（508）“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国并遣使朝献……三月……己亥，斯罗、阿陀、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秋七月辛卯，高车、契丹、汗畔、罽宾诸国并遣使朝献。……是岁，高昌国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④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5-207页。。

永平三年（510）“九月壬寅，乌苌、伽秀沙尼诸国并遣使朝献。丙辰，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十月）戊戌，高车、龟兹、难地、那竭、库莫奚等诸国并遣使朝献”⑤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210页。。

延昌元年（512）“戊申，疏勒国遣使朝献。……三月辛卯朔，渴槃陀国遣使朝献。……（十月）嚈哒、于阗、高昌及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⑥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1-212页。。二年（513）八月“庚戌，嚈哒、于阗、槃陀及契丹、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⑦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页。。三年（514）“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费实诸国并遣使朝献”⑧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页。。

史料披载，北魏迁都洛阳以来，京城“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1982年第2次印刷，第159-161页。。

北魏宣武皇帝时期的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音乐史踪的载籍，亦为我们提供可资注目的例证。

史载魏朝“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笛、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响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悽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娄罗胡语，直置难解，况复被之土木？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飚。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论乐岂须钟鼓，但问风化浅深。虽此胡声，足败华俗。非唯人情感动，衣服亦随之以变。长衫戆帽，阔带小靴，自号惊紧，争入时代；妇女衣髻，亦尚危侧，不重从容，俱笑宽缓。……易俗移风，实在时政”⑩杜佑：《通典》卷142《乐典·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14-3615页。。

中国音乐史上如此之叙事，已从一个文化视域折射出北魏时期西域文明对内地世俗社会的冲击。

魏孝明帝时代，史载熙平二年（517）正月“癸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秋七月乙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226页。

神龟元年（518）闰七月“丁未，波斯、疏勒、乌苌、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页。

正光二年（521）五月“乙酉，乌苌国遣使朝贡。闰月丁巳，居密、波斯国并遣使朝贡。六月己巳，高昌国遣使朝贡”①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页。。

北魏迁都洛阳以来西域诸国奉使东夏如此之频繁，足以反映当时中原与西域往来的畅通。

而当时西域诸国人物风情因中外交流而为中原熟知者，则缣缃绵润，史笔不绝。

《魏书》卷102《西域传》：“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②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5页。。

同书同传：“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葡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③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8页。。

同书同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奉佛，为胡书。……太延（435—439）中，始遣使贡方物”④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1页。。

当北魏迁都洛阳以来，史传载波斯国交通汉地有谓：“神龟（518—520）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恭帝二年（555），其王又遣使献方物。隋炀帝时，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使随昱贡方物”⑤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3页。。

北朝晚季，中原地区因诸胡内徙，胡化风气有甚于此前，至有国人竟以诸胡技能封王开府者。

史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⑥刘昫：《旧唐书》卷29《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页。。

史载北齐中书侍郎祖珽善弹，武成“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⑦李延寿：《北史》卷47《祖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9页。。就连蜚声史坛的魏收，亦“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⑧李延寿：《北史》卷56《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8页。。

西域文化影响中原生活之所及，对于美术社会亦有可资圈点的史例：

“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通记》，具载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8《叙历代能画人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57页。。

道宣《三宝感通记》，亦载仲达画佛之妙曰：“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隋文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说其本起，与传符焉。是以图写流布，遍于宇内。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⑩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417页。。

南北朝时代，南朝与西域亦有人文交流的存在。只是慑于北朝政权对陇右、河西走廊的控制，南朝与西域的交通，往往取道吐谷浑据有的柴达木盆地“河南道”一线来完成。

南朝交通西域的史事，可以刘宋一朝窥见其一斑。史籍记载，刘宋时代粟特人入贡建康凡两次。第一次奉使在元嘉十八年（441）：“是岁，肃（粟）特国、高丽国、苏靡黎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沈约：《宋书》卷5《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页。

第二次，“又有粟特国，太祖世并奉表贡献。……大明（457—464）中，遣使献生狮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①沈约：《宋书》卷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7-2358页。。

而据有高昌前后的沮渠氏北凉政权，自元嘉十九年（442）六月之后，始有四次遣使刘宋的记事②沈约：《宋书》卷5《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9-92页。。其中第四次于大明三年（459）十月“戊申，河西国遣使献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③沈约：《宋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4页。。

史籍记载，自元嘉五年（428）至昇明三年（479），仅柔然使宋，即有十次之多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柔然资料辑录》，转引自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页。，可见当年南朝与西域人际交通的频繁。

西域与南朝交通的事迹，僧传文献和出土遗物亦有不少的印证。以高昌等地出土南朝遗卷为例，如下的几种为域外探险家劫取的文书即有极高的文化史价值。

往年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出土佛经残卷，卷末有汉文题记文曰：

持世第一

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

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写

用币廿六枚⑤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卷，转引自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9页。，

这件文书显示，南朝时期江南与吐鲁番一带不仅有官府的使命往还及僧徒行踪，还有普通信教庶民较长时间的流寓。

德国古代史及考古中心研究所原藏吐鲁番出土佛经残卷之一，其文有曰：

1.尔……

2.有众……

3.示现神……

4.《普门品》，时众中八万……

5.耨多罗三藐三……

6.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

7.骑大将军开府仪同……

8.郡开国公萧道成……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代史及考古中心研究所藏《吐鲁番所出汉文佛经残文书目录》图版一三，转引自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0-191页。

德国古代史及考古中心研究所原藏吐鲁番出土佛经残卷之二，其文又曰：

1.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

2.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 开国公萧道成，普为一切敬造供养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代史及考古中心研究所藏《吐鲁番所出汉文佛经残文书目录》图版四六及四七，转引自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1页。。

唐长孺先生认为，依据残卷内萧道成的具衔，这两件文书的年代当在刘宋的末年。

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记文曰：

1.大同元年（535年）正月一日散骑常侍淳于

2.于芮芮愿造《金刚般若经》一百分今

3.届梁朝谨卒本誓以斯功果普施⑧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卷，转引自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2-193页。。

这一沙海遗卷证明，当北魏分蘖的南梁萧衍中晚期，江南一仍有国家使人经由绿洲的吐鲁番地区通聘于柔然。这与北朝晚期北周、北齐竞相结好于柔然，正有异曲同工的时代运筹。

（二）文化遗存中所见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人际交流的历史信息

由于南北朝时代丝绸之路交通的畅化，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一些物质文明，也已随着大量胡人移民的内徙，在东方世界大放其异彩，从而形成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1964年12月，河北定县一处北魏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太和五年（481）的石函。函中埋藏了货币、金、银、铜、琉璃、玉、玛瑙、水晶、珍珠、贝、珊瑚等5 657件文物。货币中含波斯萨珊朝银币41枚，其中标本“7：3”号银币，系耶斯提泽德二世（438—457）时之物，其边沿左边有一“S”符号，下边有一行打印上去的嚈哒文字——表示此币可以在其国境内作为法币使用。“这枚银币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和嚈哒国有关的实物史料”，对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社会交往有珍贵的价值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第269-270页。。

1981年9月，山西省大同市西郊小站村发现了北魏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墓中出土鎏金银盘一件，据考即系波斯萨珊王朝东传中国之物品。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件银盘中錾雕的行猎者人物当为萨珊朝第四代国王巴赫拉姆一世，而其艺术风格却又受到希腊罗马造型艺术的影响。从出土文物实例上来说，这件西域器物在中国内地的出现，真实地反映了北魏时代中原地区与西方国家文化往来的密切②。

1988年8月，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张女坟第107号北魏墓中，出土了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玻璃碗和一件鎏金刻花银碗。这件玻璃钵呈淡绿色透明状，高73厘米，腹径113厘米，口径104厘米，直口、鼓腹、圜底，腹部有三十五个磨花椭圆形凸起装饰，分四行交错排列，圜底有六个磨花凹圆装饰。银碗高46厘米，口径102厘米，敞口、圆腹、圆底。口沿下錾联珠纹两道，腹部外壁饰四束“阿堪突斯（Acanthus）”叶纹联成，每束叶纹中间的圆环内，各錾一高鼻深目、长发披肩的男子头像。圜底有八等分圆圈叶纹③。

又1988年8—11月，大同市北魏平城遗址出土了一件具有西亚古埃兰艺术遗风的花瓣纹玻璃钵。学者们认为这件器物应为萨珊波斯仿制当地古器而流入中国者④。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同市南郊北魏墓葬遗址中，曾出土了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银碗。研究表明，其器形和纹饰带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⑤。

北朝时期洛阳与西域的交通联系，文化遗产中亦有叠叠实例蔚为可观。

往者洛阳邙山出土交河、鄯善内徙胡人墓志，载北魏正始二年（505）十一月二十七日“前部王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卒葬于洛阳。嗣后当地出土的鄯乾墓志，则更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西域移民落籍中原的情形：“君讳乾，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侍中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445）归国。自祖已上，世君西夏。君初宦，以王孙之望，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入领左右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虏将军、安定内史。春秋四十四，以永平五年（512）岁次壬辰正月四日薨。蒙赠征虏将军、河州刺史，谥曰定。……延昌元年（512）八月二十六日卜营丘兆，于洛北邙而窆焉”⑥。

墓志如此之记事，透露了北魏统一河西以来西域民族递有移籍中原的事实。

此外，史籍记载北魏时期高昌一带汉胡文化交融世态有云：车师“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孝明帝正光（520—524）中，（高昌王麴）嘉遣使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为博士”⑦。从中透露出中原文明西渐碛西的史例。

1965年7月，洛阳邙山北魏元邵墓出土胡俑三件，其中虬髯俑两件，皆高15.3厘米，俱卷发，虬髯，高鼻深目，著红色圆领大衣，下着长裤。另一件幼童昆仑俑，高9.6厘米，卷发满头，上身穿窄袖紧身衫，下身著裤，深筒皮靴长可及膝。全身持屈膝蹲坐状，双臂抱面伏拢于膝盖上。观其通身之状摩造型、意象神态，明显刻画的是一个胡方游子悲戚思乡的画面。

由元邵墓各式行色的胡俑形象，可以想象到公元6世纪中叶洛阳一带胡人部落的万象世态①参见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第218-224+5页；张乃翥：《元邵墓明器陶俑的文化形态》，《洛阳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37-42页；张乃翥：《北魏元邵墓出土文物的民族学研究》，《北朝研究》，1992年第3期，第43-50页。。

不仅如此，元邵墓陪葬明器中，有彩绘陶牛车一套。从生物学特征的视觉考察，其驾辕的陶牛显然即为南亚次大陆国家常见的“印度瘤牛（Bos indicus）”的形象刻画。这反映出当年洛阳市井社会对这一南亚牲畜视觉形象的熟稔，进而折射出两地物产往来的存在。

1957年，有西方学者报道了收藏于斯德哥尔摩而出土于洛阳的一件可能是“萨珊或后萨珊期”的银碗，这件银碗“有并列的自口沿至器底的十二瓣，但曲洼很浅，每瓣平直，不作圆弧形，口沿曲处亦未形成小弯”②翟连斯瓦尔德（Bo Gyllensvard：《唐代金银器》（T'ang Gold and Silver），插图216及第31页解说，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通报第29号，1957年；转引自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第70页。。虽然另有学者认为这件器物“既不是萨珊的，也不是粟特的”③阿萨都拉·索连（Assadulah Souren）、麦立坚·齐尔万尼（Melikian-Chirvani）：《伊朗银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刊威廉·瓦岑（W.Watzen）编：《唐代中国的陶瓷和金属器》（Pottery and Metal in T'ang China,London,1971.）。但这件银器来源于西域诸胡民族却是没有疑义的。

可以给人们提供参考思路的是，20世纪初叶英籍探险家斯坦因（A.Stein）在新疆楼兰l.k遗址一座5至6世纪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萨珊玻璃碗。这件玻璃碗,高5.6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2.4厘米。侈口平底,透明浅绿色,腹部有三排圆形凹面纹饰,靠近底部的一排为七个圆形凹饰④A.Stein,Innermost Asia,Oxford,1928.。由此可见，萨珊生活用品之东传中国内地，并非没有渠道的可能，这从《洛阳伽蓝记》等历史文献关于西域器物大量传入中国内地的生活叙事中亦可获得相应的印证。

2013年，文物部门发掘了位于洛阳北郊红山乡张岭村东南的一座北魏晚期的陵墓。该墓平面整体呈“甲”字形，南北总长58.9米，深8.1米。其中墓道长39.7米，宽2.9米。墓室长19.2米，宽12米。其规格之宏大，在洛阳北魏陵墓群体中，属于北魏皇室的等级。发掘者倾向于认为，这座陵墓应该就是北魏晚期的节闵帝元恭的陵寝

这座陵墓曾多次被盗，在此次发掘出土的120多件遗物中，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一件残破而有西域风格的青瓷龙柄鸡首壶和一枚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英语Anastasius；希腊语ΑναστáσιοçΑ'，491-518年在位）发行的金币⑤内容参见大河网2013年10月25日题为《洛阳衡山路北魏大墓疑为帝陵，出土拜占庭帝国金币》的报道及同网2014年3月12日题为《洛阳衡山路北魏大墓很可能是帝王陵，曾遭多次盗掘》的报道，该网记者王亚鸽、《河南商报》记者李雅静著文，图版提供：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摄影：高虎、王亚鸽。。

揆诸这枚金币发行年代的下限与节闵帝当政之年（531）相去未远，是以可知北魏晚期中原地区与东罗马帝国的社会往来并未因为天路遥远、关山难度而阻隔，这势必与中古一代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政治往来、经济贸易领域发挥着强大的资源沟通的职能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由前引《洛阳伽蓝记》所载中外交通盛事之奇闻异趣可以窥见其端的。

史载天兴“六年（403）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技，造五兵、角觝、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縆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⑥魏收：《魏书》卷109《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8页。。可见这种渊源于西域胡风民俗中的文艺题材，随着丝绸之路沿线社会各界文化交流的畅开，已为北魏上层社会所击赏并纳入宫廷礼乐的范畴。

“畏兽”“辟邪”作为宫廷“杂技”载及上述音乐史志的文献，可知这类艺术题材因其具有充满个性化视听寓意的舞台角色而赋有极高的演艺价值——这就很有必要让我们将其置于动态化艺术视域，给予其形象背景的考察。

1969年，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研究了洛阳北魏墓志中的“畏兽”装饰雕刻。他注意到这些美术题材中含有东、西方文化元素相互融合的现象——包括若干畏兽图象的榜题命名，可能属于汉地传统文化有意移植域外词语概念的范畴。

如正光三年（522）冯邕妻元氏墓志盖，中央为一莲花图案，其周围双龙交蟠，四隅各一神兽，且有榜题曰“拓远”“蛿螭”“拓仰”“攫天”。四侧上层为莲花盘托摩尼珠、神兽异禽，下层为二方连续装饰云纹图案。志石四侧亦刊刻神兽异禽。榜题前侧为“挟石”“发走”“获天”“啮石”；后侧为“挠撮”“掣电”“懽憘”“寿福”；左侧为“迴光”“捔远”“长舌”；右侧为“乌获”“礔电”“攫撮”。这是中原北魏石刻遗迹中，一组附有详细榜题标识的美术样本①长广敏雄：《六朝时代美术研究》，东京：美术出版社，1969年。。

北魏石刻文物中与元氏墓志美术形制仿佛、雷同的作品，另有正光五年（524）元昭墓志、孝昌二年（526）侯刚墓志、永安二年（529）笱景墓志及尔朱袭墓志等一批北朝大族墓志②以上具有西方美术元素的北魏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其中王悦墓志，志盖中央和四隅各镌莲花一朵，中央莲朵两侧为二龙交蟠，四隅莲朵之间为神兽奔驰③宫大中：《洛都美术史迹》，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338页。。

这种肩头生发火焰的神异美术形象，洛阳近畿的巩县石窟窟龛装饰雕刻中亦有一再的显现。如该窟第1窟北壁壁基“畏兽”雕刻、第3窟北壁壁基“畏兽”雕刻、第4窟南壁壁基“畏兽”雕刻及中心柱平座北面壁基所见“畏兽”雕刻，无一不传达着这种具有西域美术情调的审美意致。

不过，如果联系到上述乐志史料对“畏兽”“辟邪”演艺角色的认定，则以上列举的诸多文物例证，似不若洛阳近年出土的一例石棺床雕塑更加具有情态造形的审美意趣与解读生活的史料职能。

洛阳出土的这一北朝石刻构件，系一石棺床平座的壶门立面。其周身以分档布白、减底剃地的密体雕刻技巧，塑造了包括各类神异动物形象和诸多装饰纹样的美术题材。在这些美术造型遗存中，其构图最富于表演意趣的画面，是壶门左右两端处于对称格局的“畏兽戏辟邪”的一对艺术构图——图中肩后生焰、颈戴项圈、手足环钏、腰束护铠、披帛绕身的畏兽，以马步跳跃的体态，与一膊间生翼的辟邪呈现出对应博弈的情节。其画面单元之充满表演意境，使我们情不自禁而联想起时至今日仍活跃于神州大地的“舞狮”——西域表演艺术之深入华府世界，史记、文物乃至现实生活，总能够启迪人们感受文化延续之博大而精深。

洛阳地区以上石刻资料中的美术图案，从构图风格角度审查，在画面意境和技法运用上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造型美术的传统格调有着明显的差别。

根植于西域祆教信仰，中原石刻艺术品中的“畏兽”，从美术创作角度体现了北魏社会吸纳域外文化元素的审美需求。这种不同民风习俗的相互熏染，促进了内地文化生活的多元建构。

洛阳北魏故城中20世纪出土有铸铜带翼童子形象两尊，童子皆圆雕，男性，裸体，跣足，双手合十，颈部系一串珠项链，身高不及5厘米。这种带翼人物形象的出现，我国尚有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古米兰佛寺遗址同类遗迹的先例④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于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352-353页；奥莱尔·斯坦因著、肖小勇、巫新华译：《西域考古图记·路经楼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9-261页，图100；奥莱尔·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106页；舒英：《新疆出土双翼天使壁画》，《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18日，第1版，北京。。

虽然如此，但洛阳美术遗迹中的这些创作案例，其中包含的若干文化信息，仍然值得我们对其人文内涵作出具体的分析。

近年以来，随着学术界对祆教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视，国内外一批学者对东西方文物遗迹中的祆教美术元素进行了广泛的搜索。中外学者们着重对这些石刻作品的美术题材及其突出的文化背景——粟特人的祆教情结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研究系列中，一批富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

如果人们从中国美术史的整体系列中加以客观的考察，上述美术作品的域外风尚自然有着无可否认的真实定性。但是，当我们参考这些美术样本的连带信息时，我们却对这等艺术样品的文化内涵有着更为复杂的甄别性考虑。

上述冯邕妻元氏墓志盖雕刻图案中神兽异禽榜题中“拓远”等给名，竟在此前中国古典文献中可以检阅其出处。今检择若干，略陈浅析：

迴光——光顾无遗也。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迴光，然向之者诚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元诞德以膺纬，肇迴光于阳宅。”

捔远——谓掎角，相扑格斗貌也。《左传·襄十四年》注：“角者当其头也，掎者踣其足也。”张衡：《西京赋》：“叉蔟之所搀捔。”注：“搀捔，贯刺之也。”

乌获——古之神力猛士也。《孟子·告子下》：“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史记·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①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9页。。《韩非子·观行篇》：“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

攫撮——鸢枭俯袭之貌也。《后汉书·舆服志》注：“冠插两鹖，鸷鸟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衄。天子武骑故以冠焉。”

凡此中国传统文献之遣辞，大率说明上述文言固有汉地乡土概念的成分。

此外，美术刻画中出现各种形象诡异的艺术题材，这在中国早期生活实际中亦有现成的先例。

《楚辞·天问》王逸序云：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②王逸：《楚辞补注》卷3《天问章句·第三·离骚》，《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第10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2-162页。。这说明上古时代至少我国江汉地区已有图绘灵异物象的传统。

《山海经·西山经》亦谓：“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其上有兽，其状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得敖得因”③郭璞：《山海经》卷2《西山经》，《四库全书》·子部348《小说家类》，第10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42-17页。。

今由洛阳北朝文物石刻造型、文字榜题之同出，无疑反映出当年这类美术作品的创作，兼有融会、捏合东西方文化元素的情状。这是洛阳古代社会人文格局的客观现实，它折射的正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带有细节意义的真实与客观。

北魏时代中原地区如此光华四溢的域外世象，无疑使人们直接感受到西域文明流播洛阳的历史现实。

除此之外，在一般不易被人们透过视象观察感受域外文明影响内地的信息领域内，学者们的研究也为人们认识古代洛阳与西域之间的文明交流，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学资料与论述。

我国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察发现，北魏时代的洛阳城市建制，率先突破了三代以降“面朝后市”的都城空间布局。这种呈方形平面的城市轮廓及里坊“配置形制横竖成排，大小基本划一，排列比较整齐，大体成棋盘格式”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的都城规划形态，实际上正是北魏时期随着中西交通的日益拓展，中原王朝效仿包括锡尔开普（Sirkap，公元前2世纪至贵霜时期）古城、锡尔苏克(Sirsukh，公元1世纪末至3世纪初)古城、詹巴斯卡拉(Dzhanbas-kala，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古城、木鹿(Merv，公元3世纪左右)古城、托普拉克卡拉(Toprak-kala，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6世纪)古城及塔利—巴尔祖（Талибарзу，约建于公元4世纪，毁于阿拉伯人入侵之时）古城等中亚都城建制模式的结果。古代城际之间建筑领域内的这些文明传播与资源渗透，自然是经由丝绸之路上络绎往来的各国使节及兴胡商贩、弘法僧团的沟通与传摹⑤参见孟凡人：《试论北魏洛阳城的形制与中亚古城形制的关系——兼谈丝路沿线城市的重要性》，载于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1-225页。！因此，北魏洛阳都城的建制模式，在丝路沿线的文明传播史上，享有不可替代的一页。

北朝晚期，西来胡风梵韵对北齐美术画派的影响，当地另有文物遗迹可资参照。

20世纪初叶，河南安阳近郊一座北齐墓葬中出土了一组石棺床雕刻。这批石刻文物出土后迅疾流散美国、德国、法国有关博物馆中，从而引起国外学界的高度注意。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O.Sirén）撰文指出了这批石刻的出土地点。1955年，西方中古史学者斯卡格里亚(Gustina Scaglia)以《北齐阙龛中的中亚人》为文，通过与北齐响堂山石窟的比较研究，将这批棺床石刻判定为北齐文物。

斯卡格里亚注意到，这批石刻分藏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的两件屏风雕刻中，有希腊化酒器“来通”（rhyton）出现于石刻宴饮场景中。斯卡格里亚据此认为，棺床石刻绘画中极具生活情调的艺术情节，表达的正是中亚粟特人的生活画卷，而且，“这件纪念性文物，十之八九是为一位驻在邺都的（粟特）人物制作的，（而）他很可能是一位萨宝”①Custina Scaglia,“Gentral Asians on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Artibus Asiae,Institute of Fine Arts，Vol.XXI 1，New York University,1958.。

安阳棺床石刻中内容丰富的胡人生活场景，让人们联想到北齐邺下胡风扇扬的人间生态自有广博的历史背景。

与之同期的北周，以地近西域而多有胡邦文化的浸染。1983年秋冬，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部门发掘了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墓②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1-20页。。这座葬于天和四年（569）的贵族墓葬，其众多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鎏金银壶、一件玻璃碗及一枚青金石戒指，值得人们特别地注意。

这件银壶的腹部，一周锤鍱出六身满头卷发、高鼻深目的胡人男女形象，其图画内容表现的是希腊神话故事帕里斯的审判、掠夺海伦及其回归的情节。这与马其顿东征以来中亚地区流行“希腊化”文化传统有所关联③有关李贤墓所出银瓶图案内容的解说，参见B.L.パルツヤク、穴泽和光《北周李贤夫とその妻银制水瓶につぃて》，《古代文化》第41卷第4号，1989年。。加之这件银壶的壶颈、壶座焊接有三圈联珠纹圆珠，因此已使这一餐饮用具透露出浓郁的西域波斯文化的美术风尚。据夏鼐、宿白先生等鉴定，这件银壶确为波斯萨珊王朝流入中国的制品。它与此前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银盘一样，无疑反映了北朝时代波斯与中国社会往来的密切。

同墓出土的这件碧绿色的深腹、圜底的玻璃碗，其外壁堆饰有经过琢磨的圆圈，故尔造型风格亦明显带有萨珊玻璃器皿的工艺特征④有关这类玻璃器皿的文化特征与性质，可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3-448页。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681页。。

这枚镶有青金石戒面的黄金戒指，仅从其材料来源出自于阿富汗地区即可看出其与西域人文活动的实际联系。

此外，除了中国内地以往出土的众多粟特人墓志文献及胡貌陶俑外，近年中原地区又有若干粟特人典型遗迹的发现。这为研究中古粟特文明东渐华夏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2000年，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坑底寨村发掘了北周大象元年（579）同州萨保安伽墓。墓志记载，安伽“姑臧昌松人，……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幼擅嘉声，长标望实。履仁蹈义，忠君信友。母杜氏，昌松县郡。……君诞之宿祉，蔚其早令，不同流俗，不杂嚣尘，绩宣朝野，见推里闬，遂除同州萨保。……俄除大都督，董兹戎政，肃是军容。志效鸡鸣，身期马革。芒芒天道，杳杳神祇，福善之言，一何无验。周大象元年（579）五月遘疾终于家，春秋六十二，其年岁次己亥十月己未朔，厝于长安之东距城七里。……”可见安伽其人正以门望出身及享誉群类引起北周政权的重视。安氏受职于“同州萨保”这一京畿地区的祆教神祝职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朝晚期中原地区粟特部落社会影响的显张。

2003年夏秋，西安市同一地区又发掘了北周大象二年（580）凉州萨宝史君墓，墓中出土了刻有汉—粟特文双语题记和祆教图画的石堂，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原粟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例珍贵的文化遗存。汉文题记中说：

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

君（讳，其先）史国人也。本居西域，

史盘陀，为本国萨保；父阿奴伽，并

怀瑾握踰（瑜），重规叠矩；秀杰不

（大统）之初，乡闾推挹，出身为

（授）凉州萨保。而天道芒芒（茫茫），（沉）

芳永岁。大象元年（五）月七日，薨于

以其二年岁次庚子正月丁亥朔廿

2004年，安伽墓北侧又发现了北周天和六年（571）甘州刺史康业墓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14-35页。。

西安北郊粟特墓葬如此之密集，大体上反映了北朝晚期关中一带粟特部落人文事态的活跃。而中原地区社会生活之中西域人文情调的杂糅，必与上述粟特部落之人事交葛、思想向化有所关联。

四、结 语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当中国封建社会国体分散、民族交往的激荡岁月。适当期间的中外社会往来，亦呈活力充斥、流波跌宕的时代。相对大一统帝国政治一元化局面高度强化的势态，此间各割据政权的内部空间已给东西方各族人民的往来交流提供了异常宽松的氛围。这无疑促成了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民族文化交流的畅达。这种包容异域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际遇，为后来中原地区的隋唐帝国提供了走向东方封建国家繁荣昌盛之道的文化预演。

通过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往历史景深的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上这种因地域资源差别而推动的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从生计追求的根本动力上促成了多民族血缘融合和意识形态趋同的历史进展。

这种“血浓于水”而浸入意识形态深层的民族交流与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繁衍至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整体铸就。今天，活跃在祖国广袤无垠原野城乡的十四亿中华儿女，说到底正是千百年来中华故土上数目无尽的民族融合的历史产物。

这种体现着各个民族特色而又感受着祖国大家庭温暖的亿万颗憧憬美好生活的芸芸人心，铸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健康发展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