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国，应秋阳

（福州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福建 福州350108）

逆全球化近年来有强势回归之势，已然成为掣肘全球化浪潮中不可忽视的一股乱流，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对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特征和新问题，中国迫切需要对当前所处的经济形势及历史方位作出判断和定位,权衡和考量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模式和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1]。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战略决策。深入探析构建经济内循环的现实逻辑，探索经济内循环的创建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力量。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伴随着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抗。近年来国际上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具有不同于以往贸易保护主义活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点。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倾向的认识。第一种倾向坚持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逆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地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霸权地位所实施的战略谋划，目的是重构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有选择的全球化”[2]108-113，继续维持其在经济全球化秩序中的格局红利[3]87-96。第二种倾向则强调资本逻辑是逆全球化始源性和根本性的致因逻辑[4]95-101，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在国家间和国家内分配失衡及全球治理失序负面性，被世界经济周期作用放大的结果[5]70-78。可以看出，前者强调国家意志在逆全球化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后者突出逆全球化经济运动的客观现象。两者都没有实质上的错误，只是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后者没有很好地将“逆全球化”与其他伴生于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和反抗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区别开来。当代的“逆全球化”的推行主体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动因是全球化规则的重新赋权，主要是采取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涉外政策和措施。从而可以看出，逆全球化的实施是离不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的“操纵”，第一种认识更符合当代“逆全球化”的现实情境。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大国“有选择”的全球化战略，呈现三个主要的表现。

（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是当代“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主要是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和有关要素参与本国市场竞争，以此达到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目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潮和政策实践由来已久。资本具有追求无限增殖、无限扩张的特性，为了追逐更高的回报率、更大的利润，资本在全球范围扩张。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通过建立国际贸易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大利用，实现更有效率、更高利益的再生产。新兴经济体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在世界市场中迅速崛起，逐渐开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有力竞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践以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支配地位。

最初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在小范围、短时间、特定国家、个别门类的抵制商品的进口，之后逐渐衍生出多样化、强制性和系统性的方案，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贸易管制等，但总体而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整体影响有限。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复苏缓慢，许多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生活状况恶化等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全球化赢家”和“全球化输家”之间的对立之争。经济全球化成为众矢之的，贸易保护主义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并通过政治活动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经济战略是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具有贸易保护主义特征的国家宏观经济战略，说明贸易保护主义不再是局限于特定国家、特定门类、特定期间的策略，而是全方位、普遍化、长期性的经济定位。持有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国家间的利益摩擦也就越发频繁，甚至在大国间爆发严重的、全面的贸易冲突，中美贸易争端就是其中最直接的表现。近年来美国频繁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中美两国贸易关系蒙上阴影。2020年上半年中美两国双边货物贸易累计总额为2 393.96亿美元，同比下降14.6%。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494.91亿美元，同比下降4.6%；来自中国的货物进口总额为1 899.05亿美元，同比下降16.9%。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打压，引起一些国家的追随或效仿，还有一些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等考虑，也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疑虑重重[6]3-11+115。中美贸易争端给中国的直接的负面影响已然显现。同时，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产品出口美国市场的关税大幅提高，加速了将中国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东南亚等更低生产成本国家的趋势，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全球产业链收缩

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凭借雄厚的资金在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中获得高额利润，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装环节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产业链中处于资源密集型分工地位，是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国，获取的利润非常微薄。国际分工模式虽然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但推动专业化分工从国内扩展到国际，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门槛，促进生产效率在世界范围得到提升。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产业分工，学习和积累技术经验,逐渐提升国家产业发展水平。

全球产业链是分工与协作跨越国别的拓展与深化。在理想状况下，全球产业链趋利避害，以最低成本、最优资源匹配组织开展生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生产节点或企业都能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共享由于上下游企业产生协同效应而为整个产业链所带来附加价值和增益效果。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降低制造业成本，吸引跨国公司回流和全球制造业投资，重构本国制造业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以非市场经济的方式要求产业链转移,强行将产业链部分环节从某一区域转移到其他区域，将资源配置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引起系统性的价格信号失真与资源配置扭曲，对全球产业链造成阻碍与破坏。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再工业化”消解了其相对优势，进一步削减在国际分工中的收益，最终被全球产业链分工“淘汰”。同时，全球产业链发展需要上、下游产业协同创新,技术扩散与共享是产业链发展的必要条件。发达资本主义产业回流，有意识地把持和垄断技术霸权，破坏国际产业链正常运转，直接制约了技术外溢与传播。“溢出”效应无法形成，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技术升级滞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将逐步拉大。

中国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意欲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方面全面赶超美欧先进水平。中国2022年的研发总投入预计将首次超美，未来如在产业方面实现赶超，中美分工就从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而形成与美国产业的正面对抗[7]54-58。从2018年开始，美国商务部就不断抛出“实体清单”，目前已经进行10余轮，被制裁企业数量高达186家。从“中兴通讯案”“孟晚舟案”“福建晋华案”，到“华为案”“TikTok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使用不同手段制裁让美国觉得有重大威胁的实体，将5G、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纳入管制行列，限制关键环节的高科技工业中间品出口。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发展薄弱，美国限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中间工业品出口，势必影响我国相关产业链正常运行和发展升级，造成我国高科技产业链更加脆弱，阻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三）多边主义逆转

逆全球化现象不仅反映在国别间对全球化的态度差异上，同时也反映在全球化治理方式上出现了逆转的现象。多边主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解决和克服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争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曾经积极构建和推动多边主义机制的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倾向出现反转，回归传统的国家主义立场，增加内倾政策，在国际问题中一意孤行，逐渐走向多边主义的反面。越来越多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化解决方案和机制被双边主义的协议甚至单边主义的霸权所取代，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也遭遇严峻挑战。美国提出“美国优先”口号，频频“退群”“毁约”，退出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组织和协定；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约束关税义务，根据“301调查”结果对他国肆意发动关税战；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干涉他国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对他国企业实施无理制裁。尽管世贸组织仍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有效工具和资源，但美国在WTO中受限的法律杠杆是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实施自毁性关税措施的原因之一[8]345-375。美国反对多边主义，是想抛弃全球贸易中被美国认为对其不利的规则，用实力优势逼迫其他国家作出让步，维护美国在全球贸易秩序中的霸权地位。美国反多边主义的行为，破坏多边组织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妨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剧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对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严重危害。最坏的情况是全球贸易被扰乱，世界分裂成大型贸易集团（很可能以中国、欧盟和美国为中心），而贸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相对权力而不是规则的基础上[9]360-366。

二、构建经济内循环的现实逻辑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偏重国际外循环、轻视国内小循环的不平衡的双循环格局，外向型经济长期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撑。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同步的，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必须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重要历史机遇，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量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形成相应特定产业；生产要素通过国际、国内的双向流动，达到优化组合，提高其使用效率，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进行全球性的生产和出口。借助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走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全球化之路，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导致经济发展长期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占据中国GDP的20%～30%以上。面对逆全球化导致国际贸易风险的加剧，外向型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也助推了逆全球化的倾向、加剧了逆全球化的作用。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疫情将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产出萎缩5.2%，世界银行预计发达经济体2020年将萎缩7.0%,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萎缩2.5%,是196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差表现[1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0》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急剧减少40%，低于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最大[11]。世贸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12]。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各种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经济增长拉动能力不足，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攀升。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累积的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加速暴露出来。可以预见，一些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的逆全球化策略必将有增无减，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隐患。

出口导向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基础上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该理论强调一国发展对外贸易应该充分发挥本国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优势,同时避免运用生产成本较高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劣势。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的适应性不断降低。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量较小，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导向战略的拉动力在显著降低。有学者通过一个出口导向型增长（ELG）模型解释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显著增长表现，发现中国实际长期增长率与其国际收支平衡增长率（BOPE）非常接近。1981—2016年，中国BOPE增长率的平均值约为1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2007年之后显著下降，中国正在向低增长率的“新常态”过渡[13]163-181。其次，中国对外开放虽已全面展开，但外向型经济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省份，广大内陆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导致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14]53-46。再次，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人口红利减退，人力成本显著增加，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人口红利丰富的地区转移。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最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制造业环节只占产品价值的不足20%，而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则占据产品价值80%以上。随着一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增大,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且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而第三产业中很多是不可贸易的[15]7。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当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时，服务消费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服务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2019年服务业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全年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9.4%。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可能导致我国错失由服务业所带来的快速增长。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模式的韧性和活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在逆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影响下，必须加速对中国过去奉行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实现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以变革“重外轻内”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源性需求出发，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应当从过去单一出口、引资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逐步向统筹平衡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方向发展。构建经济内循环符合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客观发展要求，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国民经济实现长远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构建经济内循环是实现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应然之策。经济史证据表明，越是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就必然越是依赖强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基本盘，国内生产总值在2016—2019年间保持了6.7%的年均增速，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6%。市场广,潜力大,韧性强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日渐增多,对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出现了稳步增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但消费能力和意愿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制造业大国，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和满足制造业需求，自身市场亦不能完全消化自己的产品，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究其原因，中国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的脱节首当其冲。充分激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必须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减少无效和低质量供给,避免低质和低技术含量的消费品供给过剩,从低效过剩的领域释放经济要素，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增加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构建经济内循环是推进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实然之举。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全球制造业出口的19%来自中国，中国已然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处于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在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中“加工—组装”环节。低端供应链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转移搬迁相对容易，替代性极强；而在高端供应链中，中国还处于受国际资本支配的中下游地位，缺乏主导权。在逆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将放置于他国的生产环节转移“回流”，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在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和主导性已经是当务之急。构建经济内循环，强“基”固“链”，有利于走好自主研发的发展道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现代产业的制造水平和制造能力，以技术突破带动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有助于融合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整合已有的价值链，增强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建立高度一体化的技术经济形态，实现对产业链的整体控制，推动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阶段进入质的深化阶段，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最后，构建经济内循环是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市场平衡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6]3-9。随着过去以依托廉价生产要素进行加工制造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趋于尾声，中国的内外发展平衡必然需要因时而变。一方面，真正建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是目前中国市场发育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区域市场、市场信用度不足以及对内开放不足等,影响了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它们会给双循环的企业造成很高的交易成本,阻碍通过内需支撑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要素市场改革是中国统一市场形成的难题也是突破口和关键环节,从而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的基础[17]1-9。另一方面，与美、印等国的贸易摩擦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大国的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出口市场，长期仰人鼻息。国内循环就是挖掘和释放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利用自己的市场来逐步替代出口导向，以国内需求对冲国外需求的波动变化，在国际竞争中提升国民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中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整个过程都能够在国内完成，依托国内市场战略资源吸纳全球创新要素，更大程度掌握国家自主管理权和经济运行主动权，形成依靠内需自我循环、良性发展的能力。

畅通国内大循环就是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克服逆全球化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弥补过去经济内循环的发展不足，使中国经济在内外循环较大的正面效应和较小的负面效应作用下获得可持续发展，并为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外循环提供动力支撑。

三、建构经济内循环的实现路径

中国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构建经济内循环，不是忽视国际大循环，放弃对外开放，经济开始内卷化。探索内循环的建构之路，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将外循环和内循环的关系斩断。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建构内循环应该在充分考虑外循环特别是逆全球化背景下外循环的条件和状况下展开。通过内部循环的消费驱动、高端产业的投资驱动以及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营造信任、信心和富有预期的发展环境，构建“双循环”新格局[18]35-42。

（一）推进产业链改造升级

中国产业链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在国际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不足，极易受到产业链上游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逆全球化”的冲击。构建经济内循环，创建制造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中的独特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是建设制造强国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主要方面之一。新时期制造业发展应该坚持新发展理念，适应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打造高质量的品牌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打造未来发展新的核心优势，实现从产业链中低端到中高端的飞跃。在技术层面强化关键领域有效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机遇和潜力巨大。在“逆全球化”造成海外投资风险加剧的情况下，不如将投资的目光转向国内。构建经济内循环必将对中国供给体系、需求体系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依靠深化改革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充分调动投资的积极性，扩大投资吸引力。发挥优势特色产业和优势企业带动就业作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提升就业吸纳能力。发挥创业投资促进“双创”和增加就业的独特作用，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创业投资企业予以引导基金扶持、政府项目对接等政策支持。全面创新制度和体制机制，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效引导投资进入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2020年1—10月，全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7%，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0%、9.4%。引导创投资本流向创新源头，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加速工业技术改革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型，推动高端硬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培育高精尖产业集群，维护和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二）加强科技自主创新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培育核心竞争力、打破“逆全球化”封锁的关键。中国在不少领域与国际一流的差距依然明显，核心技术的短板依然突出。此次中兴、华为等遭遇美国制裁，就暴露出中国通信产业缺少核心技术的问题。拿来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必须改变“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认识。必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聚焦重大需求，增强多元化技术研发投入，全面夯实基础学科，补足冷门、薄弱学科短板，对于前瞻性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领域加倍重视，实现技术上的“弯道超车”。同时，将我国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数量庞大的高素质科研人员等融合起来，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打通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通道，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的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科技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水平和效率，培育催生新的消费热点，形成研发投入与市场回报的良性循环，打造支撑内外循环的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引擎。

（三）持续深化对外开放

在面对世界市场时，习近平曾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深刻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唯有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才能收获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实现经济再发展。双循环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只有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在“逆全球化”的严峻的新形势下使国家经济内循环有力带动国际经济外循环，同时国际经济外循环也能推动国家经济内循环，真正发挥国内和国际循环效果，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因此，必须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通过拓展自贸区建设、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升对外合作水平，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韧性和柔性，促进内外创新链和产业链相互融合、相互嵌套、相互促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在内循环建设中着重改善国内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各具经济优势，但在经济开放水平上却呈现出明显的梯次差异。应当积极促进国内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内循环，促成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实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大开放，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以稳健的内循环进一步对外开放带动外循环经济协调发展，为提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实现发展空间更平衡和收入分配更平等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