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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法自然”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药学认识方法的前因后果

2021-11-30罗超应罗磐真王贵波李锦宇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50西安市鄠邑区中医医院陕西西安70300

空军军医大学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因素方法

罗超应,罗磐真,王贵波,李锦宇,潘 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50;西安市鄠邑区中医医院,陕西 西安 70300)

从清代名医王清任《医林改错》到当代中医药学“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争,无不体现了中医人的觉醒与无奈。根据现在的认识来看,“心主神明”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但在今天似乎还无法否定“心主神明”,否则将毁掉中医药学。“脑主神明”多受现代解剖生理学的影响,和中医学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心脑共主神明说”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但却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承认神志活动由脑产生,而另一方面理、法、方、药却难落到实处,至今也未提出新的有效方法,不得不又回到“心主神明说”上来[1]。在病因认识上,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困惑与难题。如明代吴又可提出“戾气病因学说”,不仅不约而同地孕育着与西方病原微生物学近似的“奇想”,而且比欧洲第一次认识到伤口化脓和内科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要早200多年;但后来的叶天士与吴鞠通等中医温病学家在发展“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温病治疗体系时,却又回到了“外感不外六淫,民病当分四时”,认为温病的致病原因主要是四时“六淫”为患,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卓有成效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治疗体系。而相反,“戾气病因学说”至今也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疗体系而有别于“六淫”证治,使其临床意义只是限于提示温病的发生和流行特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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