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锋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2）

禁止权利滥用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实践中常用于规制物权滥用行为。与传统物权相比，知识产权的对象——创造性智力成果有着更强的公共属性，滥用知识产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更为严重，这就要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权利人滥用物权固然也是违背法律设权目的的行为，应受到否定性评价，不过，虽然物权贵为绝对权、对世权，但其影响范围毕竟有限，物权滥用往往只会影响特定当事人的利益。知识产权滥用则不同。一方面，创造性智力成果受到的物理限制较少，可以高效地进行复制，具有传播的倾向性［1］。当知识产权人滥用知识产权时，其损害后果也会随着知识传播而波及社会中数量众多的不特定人。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激励创造行为，丰富社会文化，这一目的显然有着很强的公共属性。然而，创造行为并不是闭门造车，各类创作、创新行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的，离不开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与借鉴［2］。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干扰了持续创新，阻碍了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那么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特定人的利益，更是公共利益。如果知识产权滥用现象得不到有效规制，那么将提高后来者使用现有智力成果的成本，甚至会减少其对现有智力成果的使用，对社会文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对象有着很强的公共属性，而知识产权滥用不仅侵害了特定主体的利益，更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