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衡英，刘吉华

（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中药评价与转化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1198）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为累及回肠、结肠和直肠的一种特发肠道炎症性疾病，目前病因尚不明确，临床常表现为急性疼痛、腹泻和血便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年来IBD的发病率和流行率在世界各地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1990年以来，亚洲、非洲、中东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南美等地区的发病率持续升高[1-2]。IBD的发病因素目前仍不完全清楚，遗传因素，外界因素如饮食不规律、长期服用抗生素或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等都与IBD的发生有关[3]。

IBD的治疗手段以药物治疗为主，其主要用于诱导缓解或维持缓解症状，目前尚未有完全治愈的方法。IBD临床治疗药物主要有水杨酸类、糖皮质激素类和免疫抑制剂类。水杨酸类药物（如5-氨基水杨酸）可通过降低肠内促炎症因子的释放发挥抗炎作用，临床常用于轻度至中度症状的肠炎患者，但水杨酸类药物具有较严重的胃肠道等不良反应，也有报道患者服用后可引起肾损伤[4]；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如氢化可的松、泼尼松）可通过抑制致炎物质（如前列腺素、白三烯）的释放缓解炎症，临床常用于中度至重度症状的肠炎患者，但长期或大量服用易产生耐药性及多种不良反应[5]；免疫抑制剂类药物[如硫唑嘌呤、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抑制剂]可抑制炎性细胞增殖，临床主要用于诱导缓解或维持缓解临床治疗困难的激素依赖性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但患者服用后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和腹泻等不良反应[6]。总之，尽管水杨酸类药物、激素类药物或免疫抑制剂类药物等能缓解IBD的临床症状，但均存在停药易复发、长期使用患者依从性低等不足。

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以肠道菌群为IBD的治疗靶点有良好的效果，如双歧杆菌属、柯林斯菌属、毛螺菌属、罗氏菌属、埃格特菌属等与TNF-α抑制剂治疗CD的有效性相关[7]。正常肠道菌群参与调节宿主的免疫反应，阻挡致病物质入侵人体，因此又被称作“人体第二大免疫系统”。当肠道菌群发生紊乱时，微生物屏障功能受损，导致病原微生物入侵及炎症的产生。近年来补充益生菌（如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和中药干预在IBD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能有效缓解其临床症状。

1 炎症性肠病相关遗传基因

目前针对IBD的遗传基础开展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Khor等[8]发现IBD儿童患者和成人患者具有相同的易感基因，表明IBD的发生不局限于年龄阶段，且有遗传的倾向。Jostins等[9]通过对CD患者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的全基因组进行分析，发现71个关联途径和163个IBD易感基因，其中110个易感基因与CD和UC的表型均有关，30个易感基因位点仅与CD表型有关，23个易感基因位点仅与UC表型有关。另有研究显示部分IBD易感基因也与其他免疫介导的疾病相关，例如1型糖尿病（PTPN2基因和PTPN22基因）、2型糖尿病（CDKAL1基因）、强直性脊柱炎（IL23R基因）、银屑病（CDKAL1基因和GCKR基因）和系统性红斑狼疮（PTPN22基因）等均与IBD的易感基因相关，表明IBD与其他免疫介导的疾病之间可能具有共同的细胞免疫机制[10]。

1.1 炎症性肠病相关遗传基因对肠道屏障的影响

Huang等[11]发现肠道稳态影响着IBD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肠道稳态的维持受到遗传易感基因、肠上皮屏障和微生物屏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受NOD2基因的影响，NOD2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能识别肠道细菌分解产生的肽聚糖并传递信号，启动免疫应答，阻止致病菌入侵肠上皮细胞，发挥保护肠屏障功能[12]。Duerr等[13]报道IL23R基因的编码变异体（rs11209026，c.1142G＞A，p.Arg381Gln）参与宿主的免疫应答过程，可抑制CD的发生和发展。肠道潘氏细胞分泌的抑菌活性肽类与杯状细胞的分泌物如黏蛋白（mucin，MUC）、肠三叶因子（intestinal trefoil factor，ITF）和 抵抗素样分子β（resistin-like molecule β，RELMβ）等对肠黏膜屏障均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14-15]，而IRGM基因编码变异体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rs11741861和ATG16L1基因编码变异体rs12994997可抑制潘氏细胞和杯状细胞的选择性自噬，从而改变细胞分泌的相关信号分子，降低肠上皮细胞防御有害菌侵袭的能力[16]。

1.2 炎症性肠病相关遗传基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Sokol等[17]发现IBD相关基因CARD9具有促进肠上皮细胞修复的作用。以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分别诱导CARD9-/-小鼠和野生型小鼠制备小鼠肠炎模型，造模结束后，小鼠恢复过程中，与野生型小鼠相比，CARD9-/-小鼠的体质量下降幅度更大、结肠缩短更明显且组织损伤更严重，同时CARD9-/-小鼠表达促进上皮愈合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7，IL-22]能力降低。Lamas等[18]发现CARD9基因可通过促进IL-22的分泌发挥缓解结肠炎症的作用，而CARD9-/-小鼠肠道菌群不能代谢色氨酸产生内源性芳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的配体，因此不能通过激活AHR信号通路缓解肠道炎症；将CARD9-/-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野生型无菌小鼠后，能增加野生型小鼠对结肠炎的易感性。Aschard等[19]研究发现NOD2-/-小鼠其肠道罗氏菌属（Roseburia）和普氏粪杆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的丰度降低，CARD9-/-小鼠其肠道普氏粪杆菌丰度降低，ATG16L1和NOD2基因参与了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对结肠炎的保护作用。Ramanan等[20]也发现NOD2基因缺失会促进肠道有害细菌普通拟杆菌（Bacteroides vulgatus）的增殖，参与结肠炎症的形成。

2 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

IBD患者与正常人肠道菌群结构差异显著，主要表现为有益菌丰度降低，致病菌丰度升高[21]。Morgan等[22]对196位IBD患者（121位CD患者、75位UC患者）与27位健康人的结肠组织和粪便样本中菌群进行基因测序，分析结果显示在UC和CD患者中，罗氏菌属、普氏粪杆菌、臭杆菌属（Odoribacter）和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丰度显著降低，梭菌属（Clostridium）丰度显著升高；CD患者中瘤胃菌科（Ruminococcaceae）丰度降低，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丰度升高，尤其是肠杆菌科的志贺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丰度升高；UC患者中明串珠菌科（Leuconostocaceae）丰度降低。有益菌的减少导致其有益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含量显著下降，SCFAs作为肠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在维持上皮细胞生理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罗氏菌能产生乙酸和丙酸，瘤胃菌和明串珠菌能产生乙酸，普氏粪杆菌能产生丁酸[23]；内脏臭气杆菌（Odoribacter splanchnicus）能产生乙酸、丙酸和丁酸[24]。致病菌丰度升高会引起过度的炎症反应导致肠损伤，如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可激活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触发炎症反应[25]。另有文献报道IBD患者肠道人罗氏菌（Roseburia hominis）、长链多尔菌（Dorea formicigenerans）和卵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obeum）丰度显著降低；CD患者肠道夜蛾球菌（Ruminococcus gnavus）、大肠埃希菌和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clostridioforme）显著富集，UC患者肠道短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breve）和共生梭菌（Clostridium symbiosum）显著富集[26-28]。Hall等[29]发现IBD患者夜蛾球菌丰度升高，引起肠道氧化应激相关基因通路显著上调。Alam等[30]对20位IBD患者（11位CD患 者、9位UC患者）和10位健康志愿者的粪便进行测序，与健康人相比，IBD患者变形菌门的伯克霍尔德科（Burkholderiaceae）和放线菌门的红蝽杆菌科（Coriobacteriaceae）丰度升高，UC患者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丰度较CD患者升高更显著；与健康人相比，CD患者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丰度升高约3.8倍，而UC患者中变形菌门丰度降低约为原来的1/3；CD患者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丰度降低约为原来的1/5，UC患者拟杆菌门丰度无显著差异。

文献报道吸烟会加重CD患者的肠炎症状[31]。吸烟、饮食、药物和情绪等外界因素会作用于肠道菌群，引起SCFAs生成菌的丰度下降（如厚壁菌），引起致病菌丰度升高（如变形菌、拟杆菌），促进易感个体产生肠道炎症[32]。

3 肠道菌群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

3.1 肠道菌群与肠黏膜屏障

肠黏膜屏障由潘氏细胞和杯状细胞等肠上皮细胞分泌的黏液层组成，并含有共生细菌，是抵抗病原菌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肠道菌群和黏液层之间的稳态容易被外来因素（如致病菌侵袭黏附上皮细胞）破坏，引起肠黏膜屏障功能的改变[33]。一方面，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对维持细胞正常生理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如SCFAs是肠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能诱导抗菌肽LL37（cathelicidin LL37）的表达、诱导调节T细胞（Treg）的分化和增殖、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43（GPR43）和109a（GPR109a）及刺激活化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NOD）样 受 体 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以 抵抗病原体感染和应激损伤，增强肠道屏障功能；胆汁酸通过上调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Gpbar1 5（TGR5）的表达促进肠上皮细胞增殖，降低肠道通透性[34-35]。Wrzosek等[36]发现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和普氏粪杆菌通过促进杯状细胞的分化、调节黏蛋白相关基因的表达，对黏液层的厚度和组成产生有益作用。肠道益生菌嗜黏蛋白-艾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利用黏蛋白作为碳源和氮源进行生长，能有效调节肠黏液层厚度，从而维护肠屏障功能[37-38]。Nakajima等[39]发现小鼠饲喂可溶性高纤维饲料可升高肠道内脆弱拟杆菌丰度，脆弱拟杆菌可促进免疫球蛋白A（immune globulin A，IgA）的表达，其产生的多糖A（polysaccharide，PSA）通过TLR2促进IL-10分泌和Treg细胞分化，减缓炎症产生。Hornef等[40]发现普氏粪杆菌可分泌微生物抗炎分子（microbial anti-inflammatory molecule，MAM）抑制核转录因子-kappa 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信号通路从而抑制炎症的产生。另一方面，肠道菌群结构紊乱时，致病菌大量增殖并定植于肠内，破坏肠黏膜屏障，导致机体产生炎症。例如IBD患者中黏附侵袭性大肠埃希菌（adherentinvasiveEscherichia coli，AIEC）丰度升高，黏附并侵袭结肠上皮细胞，促进促炎症因子释放[41]。Jean-Félix等[42]发现艰难梭状芽胞杆菌（Clostridium difficile）、大肠埃希菌、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鼠伤寒沙门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和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均能黏附于肠道黏蛋白，破坏上皮细胞紧密连接和肠黏液屏障。

3.2 肠道菌群与肠道免疫屏障

肠黏膜免疫功能的调节与肠道多种微生物相关。胃肠道有1014个以上（1 000多种）的微生物，主要位于结肠，大部分肠道细菌难以体外培养；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革兰阳性菌）和拟杆菌（革兰阴性菌）占比超过90%，变形杆菌、放线菌、病毒、原生生物和真菌等都属于稀有种[43]。肠道菌群作为炎症反应的靶标，对宿主的免疫反应具有深远的影响[44]。Schaubeck等[45]将UC模型小鼠的粪便移植到健康小鼠体内，健康小鼠出现UC症状。而IBD遗传易感的无菌小鼠饲养于无菌环境下不会自发形成肠炎[46-47]，表明肠道菌群是IBD产生的重要因素。NOD2或RIP2基因缺失会导致肠内炎性微环境的形成，加剧肠上皮细胞的异常增生，导致损伤引起结肠炎；先天免疫缺陷也会引起肠道菌群的变化，如将NOD2-/-小鼠的粪便菌群定植于野生型小鼠，野生型小鼠患肠炎的风险增加，而NOD2-/-小鼠接受健康小鼠的菌群移植能降低患病风险，表明NOD2基因缺失改变了小鼠肠道菌群结构[48]。NLRP6炎症小体是一种多蛋白组成的复合体，可作为内源性或外源性损伤分子信号的传感器。Eran等[49]发现小鼠结肠上皮细胞中NLRP6的缺乏导致IL-18水平降低，引起肠道细胞异常增生；而肠道拟杆菌门普雷沃菌科（Prevotellaceae）丰度的升高，可能是促进DSS诱导小鼠结肠炎症状的诱因。T辅助细胞1（T helper 1，Th1）和T辅助细胞2（T helper 2，Th2）能被肠道细菌抗原特性激活引起肠道炎症，在非特异性激活时则无效[50]。肠黏膜中IgA具有阻止致病菌侵袭肠上皮细胞，维持正常肠道环境的作用，但它能被萨特菌属（Sutterella）降解，肠道萨特菌属丰度升高会导致肠黏膜IgA水平降低，病原体更容易侵袭肠上皮细胞；此外，萨特菌属也可激活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产生IL-8引起炎症反应[51]。Schirmer等[52]研究发现拟杆菌通过激活潘氏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调节肠道上皮细胞中抗菌肽的表达，影响宿主先天免疫能力。

与IBD相关的肠道菌群的丰度变化及功能如表1所示。

4 炎症性肠病的治疗

4.1 益生菌对炎症性肠病的治疗作用

近年的研究表明，补充益生菌对IBD的治疗具有积极的作用。Dore等[66]的研究显示，200例IBD患者补充乳酸杆菌、双歧杆菌、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嗜酸乳杆菌和短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混合物后，降低了服用类固醇类药物及手术等方面带来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且益生菌服用频率越高效果越好；且UC患者的症状缓解较CD患者效果更明显。Ballini等[67]将40名IBD患者随机分为2组（每组20人）， 服用益生菌或安慰剂干预90 d后，口服益生菌的IBD患者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得到安全有效调控。Diego等[68]研究也显示UC患者服用混合益生菌VSL＃3（由3种双歧杆菌、4种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组成）后，TLR2和IL-12 p40的水平下降，IL-10水平升高，轻度至中度UC患者症状得到有效缓解。Ng等[69]发现大肠杆菌属Nissle 1917有类似于美沙拉嗪缓解结肠炎的效果。一方面，益生菌可以抑制肠道内病原菌的生长和增殖，如啮齿类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 rodentium）、牛链球菌（Streptococcus bovis）和拟杆菌属（Bacteroides）；另一方面，益生菌可促进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减少上皮细胞的凋亡和调节肠黏液层的厚度等增强肠屏障功能[70-71]。另有文献报道益生菌补充剂（包含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发酵乳杆菌等混合物）能下调帕金森病患者外周血中IL-1，IL-8和TNF-α基因的表达，发挥有益作用[72]。益生菌嗜酸乳杆菌La-5与大肠杆菌O157∶H7共培养时，能显著抑制大肠杆菌O157∶H7毒力基因的表达，降低潜在的毒性作用[73]。目前益生菌对于IBD的治疗多集中于药效作用的研究，益生菌治疗后对IBD患者基因表达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益生菌是否能在肠道内定植受益生菌类型及宿主肠内环境的影响，服用益生菌不能提高宿主菌群多样性，对于肠道菌群结构恢复没有助益。IBD患者长期服用益生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研究。

4.2 粪菌移植对炎症性肠病的治疗作用

FMT是将健康人群的粪便经过特殊处理后，再经鼻胃管或灌肠等方式导入患者的肠道中[74]。Paramsothy等[75]的研究结果显示，UC患者分别给予FMT和安慰剂，UC缓解人数和比例分别为11/41（27%）和3/40（8%），接受FMT的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在一定时间内会增加并保持；UC患者体内镰刀菌属（Fusobacterium）和萨特菌属丰度较正常人升高，而UC缓解患者肠内镰刀菌几乎消失，结果表明FMT可能通过降低镰刀菌属和萨特菌属的丰度，恢复正常的肠道菌群结构，缓解了患者的症状。Costello等[76]在随机临床实验中发现，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粪便松散程度、患者精神状态等）和内镜检查结肠的情况，接受FMT的患者的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28%vs9%），临床响应率也显著高于安慰剂组（49%vs28%）。Fang等[77]研究发现459例儿童及成人IBD患者接受FMT治疗后，临床缓解率为28.8%（132/459），有效率为53%（241/459），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为28.5%，中、重度IBD患者接受FMT治疗后缓解效果更明显。临床研究发现患者接受FMT治疗可能会出现发热、腹痛、腹胀、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鼻塞、呕吐、咽喉痛等肠外症状，不同症状的出现可能与个体因素相关，但持续时间均较短且药物干预后可迅速缓解[78]。FMT缓解IBD症状的原理是患者接受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提高了体内肠道菌群多样性，导入的有益菌通过竞争肠内有限的营养物质，抑制致病菌的生长，同时产生SCFAs，IgA等代谢物参与调节宿主免疫功能，有利于恢复肠屏障功能[79]。但FMT治疗也具有局限性，如供体具有不稳定性和难以重复性，其制备方法、剂量大小和给药频率等目前尚无科学统一的标准，患者长期接受FMT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FMT治疗尚存在伦理争议，有研究表明FMT会导致病毒组在供体和受体之间传播，增大患者患病的风险[80-81]。

4.3 炎症性肠病的中药治疗

大量临床数据表明中药治疗IBD具有疗效稳定、不良反应率低和不易复发等优点，其作用包括调节促炎症因子和抑炎症因子的平衡，促进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等[82-83]。中医临床上又将IBD按照中医证候细分为大肠湿热证、脾虚湿热证、脾肾阳虚证和肝郁脾虚证等[84]。治疗湿热证常见复方有白头翁汤[85]、芍药汤[86]、当归芍药散合槐花散[87]、香连止泻片[88]和健脾化滞丸[89]等；治疗脾肾阳虚证常见复方有温阳愈疡汤[90]、理中汤[91]和温肾健脾汤[92]等；治疗肝郁脾虚证常见复方有肠舒安[93]、加味逍遥散[94]和四逆黄芪汤[95]等。目前中药对IBD的治疗主要集中在药效作用的研究，进一步开展中药对肠道菌群调节作用研究有利于揭示中药缓解IBD的作用机制及其特点。

鲍炳州等[96]采用三硝基苯磺酸／乙醇复合法诱导大鼠患UC，发现白头翁汤可增加UC大鼠肠道菌群丰富度和多样性，升高普氏菌属（Prevotella）和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等益生菌的丰度，有效缓解UC症状。徐敏等[97]发现芍药汤可通过调控TLR4/NF-κB通 路 中TLR4，NF-κB p65和IL-6 mRNA的表达，控制UC患者病情的发展。Bae等[98]研究发现黄芩素通过AHR促进Treg细胞分化，增强免疫功能。Guo等[99]研究发现，红参和薏苡仁的提取物在体外均能促进乳杆菌、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生长，抑制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沙门菌（Salmonella）等病原菌的生长；红参和薏苡仁均能改善患UC大鼠肠道菌群结构，其中红参能增加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和降低大肠埃希菌相对丰度，降低结肠组织髓过氧化物酶活力和丙二醛含量；薏苡仁能增加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和降低结肠组织髓过氧化物酶活力，红参缓解结肠炎症状的效果优于薏苡仁。Shuang等[100]发现大黄牡丹汤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增加肠道菌群多样性，升高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丰度，降低变形菌门和拟杆菌门丰度，升高产生丁酸盐的细菌 ——Butyricicoccus pullicaecorum丰度和增加肠内SCFAs含量，有效缓解患UC小鼠症状。陈阳等[101]研究发现葛根芩连汤能抑制血清中TNF-α和IL-6水平的升高，抑制血清中IL-10水平的降低，上调因急性肠炎引起的大鼠肠道菌群丰富度和多样性下降，升高有益菌阿克曼菌属的丰度，缓解肠炎症状。

另有研究表明水杨酸类药物（如美沙拉嗪和柳氮磺吡啶）联合益生菌或中药复方治疗UC，联合用药后能够显著缓解UC症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效果好于单独使用水杨酸类药物[102-104]。目前联合用药多集中于药效作用的研究，关于联合用药对肠道菌群的作用的研究较少。基于中药复方口服给药特点和对肠道菌群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开展中药复方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肠道菌群在IB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特点。

5 结论与展望

IBD是一种涉及宿主基因、免疫反应和肠道菌群等多种因素的复杂性疾病。正常肠道菌群结构有助于维持肠黏膜屏障和调节宿主免疫功能，当内在或外在的因素破坏肠道菌群结构平衡时，肠内环境变得有利于致病菌的生长繁殖，致病菌丰度的升高触发机体免疫反应，最终导致炎症的产生。内在因素例如先天免疫缺陷（如NOD2或CARD9基因缺失），会导致肠道菌群结构失衡，增加IBD的易感性。外在因素如抗生素的过度使用，破坏正常的肠道菌群结构，导致一些致病菌大量繁殖，引起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出现伪膜性肠炎症状。

IBD除传统药物治疗外，靶向肠道菌群的治疗方法主要有补充益生菌和FMT。补充益生菌和FMT其本质上都属于补充外源益生菌。现有研究表明补充益生菌或FMT可通过提高肠道益生菌丰度、竞争有限的营养物质抑制致病菌生长，以及产生有益代谢产物等途径缓解IBD。但是由于补充的益生菌在宿主体内难以长期定植，FMT也有传播供体携带的病毒和疾病的风险，存在伦理争议，其应用受到限制。中药复方治疗IBD的临床治疗效果稳定、复发率低，在缓解疾病的同时，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体质和提高患者免疫力。但中药复方缓解IBD相关研究目前仍主要集中于药效学方面，对复方调整失衡的肠道菌群作用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中药复方调整肠道菌群结构在治疗IBD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有待进一步揭示。目前基于肠道菌群新靶点的中药防治代谢性疾病的相关报道较少，对肠道菌群在IBD发病机制与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将为后续基于肠道菌群靶点的中药防治代谢性疾病研究提供有利的文献支撑和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