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卫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湘西苗疆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以后，围绕“国家认同”这一核心，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进行国家认同的构建①。湘西苗疆特有的“重鬼好祀”的社会风气，某种程度上为清政府构建文化认同提供了实施的平台，凤凰厅作为湘西苗疆的核心区域，是国家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探讨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凤凰厅祭祀，可以展示清代湘西苗疆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的一些面向。

一、凤凰厅国家祀典场所的初步建置

清政府在取得全国性政权之后，将国家力量延伸至以往历代难以直接管控的地区。随着清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管控愿景的加强，湘西地区作为沟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通道逐渐进入到国家视野之中，随之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修建国家祀典建筑构建政治合法性②，加强文化认同。

（一）文庙学宫

康熙四十九年（1710），偏沅巡抚赵申乔感叹“红苗未靖，多缘文教弗通”，每岁春秋享祀在席厂“草草行礼”，从而造成“礼祀亵而士风颓。士风颓而民不知礼义，苗益无论矣”，儒学不兴形成不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改变这种局面，巡抚赵申乔与巡道孙调率僚属鼎合力捐修文庙，“修建正殿三间、东西两庑各三间，大成门三间。左角门之左为名宦祠，右角门之右为乡贤祠，泮池一区，望星门一座，前为照墙，墙东旁门一座，正殿后为崇圣祠，祠东为明伦堂。”③确定了凤凰厅文庙的基本格局。从地方官员的认知来看，儒学是否兴盛以及祭祀孔子的礼仪是否完备与地方的教化联系在一起。作为“新辟”的苗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社会风气能否改变凤凰地方社会面貌，关乎清政府对于这一地区的治理，以及苗民对国家主流文化上的认同。

（二）先农坛、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

雍正二年（1724）“通判白丰奉行动项建。坛制高二尺一寸，后为神庙正殿三间，左右仓库房各一间，门楼一座三间。周围缭以垣，耤地一区，离坛数十武。每岁季春亥日巳时致祭。临祭奉神牌安设坛上，红地金字书：先农之神”；社稷坛于乾隆十九年（1754）由兵备道黄凝道率通判苏畅华建，乾隆二十二年（1757）接任的兵备道淑宝率通判杨盛芳将社稷坛迁建于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旁，其“坛高三尺，方二丈五尺，石砌四面，各有阶级。石主埋坛，悉遵原制。坛外周以垣，辟三门。每岁仲春秋上戊日致祭。坛上设神牌二座，以木为之。红板墨书：府社之神，府稷之神”；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初在城外北郊旷野，乾隆十九年（1754）兵备道黄凝道，通判苏畅华改建于城外南郊。④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清政府开辟湘西苗疆后，在凤凰厅修建了国家祀典场所，显示出的是清政府围绕统治苗疆所进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一些面向，从国家祀典体系上来将这些祭祀场地的修建将位于苗疆深处的凤凰厅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直接管辖之下，展示出国家对于地方的政治控制力并强化政治认同感。

二、凤凰厅祭祀体系的国家认同构建

凤凰厅祭祀场所，从修建时间上来看以乾嘉苗变为分界线分为两个时间段。乾嘉苗变前所修建的祭祀场所大多是与苗疆地方行政单位凤凰厅相匹配的国家祀典场所，而苗变后除了对以往祭祀场所的重建修复之外，还扩建了大量可供民众日常社会活动中参与的祭祀场所。

（一）祭祀场所之增设与整合

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以石柳邓、吴八月、石三保为首的苗民起义爆发。这次苗乱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到嘉庆二年方才平定。事实证明此前地方政府在治理苗疆时存在着诸多问题，镇压苗变之后，清政府面临的是如何缮后和治理苗疆，清政府通过文化教育和寺庙神祇来宣扬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进一步增强苗疆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平定乾嘉苗变之后，负责善后事宜的傅鼐在“以神道设教”的观念之下，在苗疆社会构建一套符合政府正统价值观的祭祀体系。首先是恢复在“苗变”中遭受损毁的各祭祀场所，其次便是新修大量适合普通民众的祭祀场所。根据厅志记载从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八年（1803）傅鼐增修了大量符合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祭祀建筑⑤。经过傅鼐的一番整修，凤凰厅的祭祀场所迅速增多，诸多符合国家主流文化价值的祭祀场所在凤凰厅境内出现，用以替换苗疆民众传统的祭祀信仰活动。

（二）“淫祀”的禁绝与国家认同引导

除了增加符合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祭祀场所和祭祀活动外，清政府还对苗疆一些与主流文化价值相背离的祭祀活动进行禁绝和改造。傅鼐在《附节钞厅志原稟》⑥中对打击淫祀、禁绝椎牛做了详细的说明，在傅鼐治理凤凰厅以及总理苗疆事务期间，针对苗疆这类不符合国家主流文化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了长期禁绝和打击，“俗又信鬼多淫祀，每岁寨中宰牛延巫，贫则劫夺易起。今则作鬼跳鼓藏诸习严行禁止”⑦，这种例行打击禁绝的工作，持续到道光年间仍在进行。除了严加防范和打击之外，清政府还积极引导苗疆社会祭祀活动，对苗疆社会祭祀风气进行改造和化导，当时各类庙宇中崇祀的诸如忠诚良将、牺牲殉节的士兵民众等。这些祭祀场所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向凤凰厅民众传播国家所倡导的如忠君爱国、重视农业生产等主流价值观念，并且以这些观念为核心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产生国家认同意识。

（三）地方信仰的国家化改造和推广

除了大肆传播国家正祀的各种神祇和具有化导功能的佛道仙神外，还有一种方法便是对本地祭祀神祇进行改造。嘉庆二年在基本平定苗乱之后，清政府将白帝天王封为宣威助顺靖远侯、镇远侯、绥远侯⑧，从清政府敕封“天王神”的封号来看，无论是“宣威助顺”还是“靖远、镇远、绥远”，其目的性十分明显，就是希望三位神能够帮助政府管理苗疆。敕封之后的“白帝天王”作为国家正祀，势必要提高神祇本身的正统性脱离原始神祇的形象，表现出符合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正神形象。在《凤凰厅志》的记载着天王神的显灵事迹层出，帮助兵民守城，护佑民众逃跑躲避战火，这些作为无一不在表现天王神的国家正统性，表现出了国家化的观念正在通过白帝天王向苗疆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灌输。白帝天王形象的转变，从文化属性上被收入国家信仰体系之中，国家通过吸收地方神祇加以正祀化的手段，将国家的观念输入到苗疆民众的心中，从而达到行政措施上民众难以形成的对国家的认同。清政府基于巩固统治及获得民众认同的长远性考虑⑨，通过祭祀场所在日常社会活动和特定祭祀活动展示国家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之中加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知和基于祭祀文化活动所产生的认同感。

三、凤凰厅祭祀场所的文化秩序构型

清代凤凰厅的祭祀场所分布空间呈一种放射状，以厅城为中心向四周散开。具有政治象征性的祭祀场所为核心居于中心，四周环以大量可供民众日常进行祭祀的场所，这种态势展现出一种“中心”到“边缘”的文化秩序型构⑩。

空间上来看，祭祀场所越凸显国家意志越靠近城市中心。在清代除了常见的祭祀场所之外，位于城市中心的地方衙署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充当着祭祀场所。作为祭祀孔子以及传授儒家学识的场所，凤凰厅文庙所处的位置贴近地方衙署。从政治上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庙与行政核心机构道署处于一致的地位。根据光绪版《凤凰厅志》记载，厅城附近共有祭祀场所24个，厅东、厅南、厅西、厅北四个方向中在五里到六十里的距离内散落分布共20个祭祀场所，分属于各种国家正祀。处于凤凰厅最外层的祭祀场所，则大多是佛、道两教的寺庙庵堂，在经过历代以来的演化以后，佛道两教成了引导民众向善、提供民众日常精神寄托的活动场所，这些散落厅境四方的寺庙庵堂成为劝导民众的有力工具。

凤凰厅祭祀场所最终形成以厅城为核心，厅城内、城门外、城外五里至六十里之间三层祭祀场所圈。凤凰厅的祭祀场所以厅城中心的衙署和学宫文庙为核心，核心之外是分别处于厅城各门外的具有一定政治宣传功能的祭祀场所，最外层则是散落在厅境内各处的佛道两教寺庙庵堂，呈现出明显的三层分布结构，由国家政府过渡到地方民众，而在这种结构之上，是一种“中心”到“边缘”的文化秩序型构。

四、结语

随着康熙四十三年开辟苗疆，进行地方建制，从构建政治合法性出发，苗疆地方政府官员修筑了地方政府日常政治活动中所必需的国家祀典场所，将凤凰厅纳入国家祀典体系之中。乾嘉苗变爆发之后，清政府开始反思和探索如何治理苗疆社会。清政府基于苗疆“重祀好鬼”的社会风貌之上，通过禁绝打击、宣扬正祀、地方神祇正祀化的手段，在凤凰厅建立了以厅城国家祀典场所为核心的一套由三个不同层级组成的祭祀体系，通过不同层级的祭祀场所由内而外的展示国家的意志，以加强宣传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来达到化导民众，增强文化认同。从清政府于凤凰厅所构建的祭祀体系过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对于苗疆社会治理的策略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文化治理之下湘西苗疆的国家化进程进一步加深，湘西苗疆的国家认同构建从政治认同走向文化认同。

注释：

①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04).

②廖小东.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政治功能及其影响.求索,2008(02).

③(道光)《凤凰厅志》•卷六•学校.

④(乾隆)《凤凰厅志》•卷十•祀典.

⑤(道光)《凤凰厅志》•卷四•坛庙.

⑥但湘良.《苗防屯政考》•卷四•征服下•附节钞厅志原稟.

⑦但湘良.《苗防屯政考》•卷十五•勋迹•治苗论.

⑧《清仁宗实录》•卷十七•嘉庆二年五月丙寅.

⑨王秀玲.清代国家祭祀礼仪的象征体系与政治文化内涵.深圳大学学报,2020(01).

⑩暨爱民.“中心”与“边缘”:清代湘西苗疆民、苗村落分布与秩序型构——基于凤、乾、永三厅的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