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红 王云虎

九十年前，1931年的12月14日，国民党第26 路军在江西“剿共”前线举行暴动，近两万名军官士兵全副武装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红军，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苏区后立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从此诞生了红五军团。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兵运工作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它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中共中央安排在国民党第26 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

国民党第26 路军原系冯玉祥第2 方面军（又称西北军）第5 路军。1926年春，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同年9月，冯玉祥归国到达绥远，在五原誓师，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宣布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冯玉祥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设总政治部，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随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等数百名中共党员去该军工作。由于中共党员做了大量卓越的政治工作，使这支部队有过一段光明的景象。大革命失败后，冯玉样一度与蒋介石合作，除将著名的共产党员“礼送”离开外，其余大批的共产党员则被押送出境，也有黑夜失踪的。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冯玉祥本人遂带少部分人（包括部分西北军官学校学生）退到山西晋城。蒋介石以高价收买冯玉祥部下孙连仲当总指挥，把在反蒋战争中落败的冯玉祥残部改编为国民党第26 路军。计两个师：第25、27 师；六个旅：73、74、75、79、80、81 旅。其中73 旅（旅长董振堂）、74 旅（旅长季振同）是主力旅。全军进驻山东济宁。1931年2 ～3月，第26 路军被调到南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进驻江西宜黄县。

大约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军中有计划地进行兵运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通过河南省委军委的方继刚同志选派在冯玉祥部队工作过的共产党员王超（1925年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八七会议后因为搞武装斗争的需要，响应号召进入西北军官学校，是工兵队学生)、袁血卒（即袁汉澄，曾为西北军官学校辎重队学生，1927年2月经军事政治教员、共产党员鞠洗尘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及李肃（曾为西北军官学校学生，1931年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办的兵运策略训练班的学习。当时周恩来、聂荣臻同志负责中央军委工作。他们派李富春同志和中央军委管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负责兵运策略训练班的教学等工作。训练班主要讲授兵暴的组织和领导，授课的题目有：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新军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对盲动冒险主义和兵运的最高目的是武装暴动等。指定的读物，除1930年1月中共中央通告第64 号《兵变的路线与策略》及6月19日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士兵暴动问题》、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的《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外，还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李富春和朱瑞都亲自到训练班给学员讲课。在训练班学习结束时，朱瑞对王超等人说：“你们是中央军委培训的第一批兵运人员，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千方百计扩大红军。中央军委已决定派你们到第26 路军去开展兵运工作，任务就是争取第26 路军到革命方面来。26 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临分别时又交待王超（时任党中央特派员）：以后的组织联系，给上海写信写“交通大学袁风渊收”；如果需要红军的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苏区，接头时就说：“是朱瑞叫我来的”。

训练班结束之后，1931年3月，王超、袁血卒、李肃被派往国民党第26 路军建立党的特别支部，开展兵运工作。

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离开上海到南京，正要过江的时候，在下关码头巧遇在第26 路军73 旅潜伏的刘振亚同志。刘振亚是当时第26 路军中唯一与中共党组织保持关系的共产党员，也曾是西北军官学校工兵队学生。大家见面格外高兴，一同住在江南一枝春旅馆。在住处，刘振亚向王超等人介绍了第26 路军最近的情况：“赵博生和董振堂两人为人正派，不骄不谄，不贪财，两人亲密无间，来往甚密，我把他们算作保定讲武堂派，他们学习三民主义，想从那里找到对时局的答案，对蒋介石都很愤恨；74旅季振同、黄中岳是第26 路军中较强的主力，这两个人骄傲跋扈，瞧不起人。黄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人亲近季振同掌握实权，我把他们叫做士官生派；军里还有行武出身的旅长、团长，是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把他们叫做行武派，他们信任赵博生、董振堂；还有些我们军官学校的同学，大家都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对刘伯坚同志有深刻的印象，有强烈的反蒋思想，他们多是连、排长，接近广大士兵，是各派拉拢的对象……”第二天，他们四人离开南京一同前往南昌。

到南昌后，要等候去抚州的船。这时，王超给大家又讲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着重解释三民主义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说：“这是我们应付环境的需要。三民主义对整个26 路军影响不大，但是26 路军中的上层人物想在三民主义中寻找出路，却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所以，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三民主义是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的”。

第三天，他们搭上了去抚州的烟篷船。到达抚州后便徒步赶往宜黄县第26 路军驻地，5月下旬到达宜黄。刘振亚仍回73 旅，李肃前往74 旅，袁血卒分到79 旅2 团，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在总指挥部。大家各自按着自己熟悉的关系，寻找发展对象。从此，共产党在第26 路军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发展党员，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暂不相互联络，只发生纵向关系；除特殊情况不发生横向关系。

二、在国民党第26 路军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成立特别支部

在宜黄，袁血卒和李肃介绍了以前在西北军官学校工兵队的同学李屏仁入党，举行了“入学式”（即入党宣誓仪式，当时环境下把入党叫“入学”）。刘振亚介绍了73 旅中校参谋李青云、杨金鏜和上尉执法官王宏文入党。袁汉澄又介绍了74 旅二团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入党。总指挥部译电部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后失掉联系，王超给他接上了组织关系。79 旅2 团3 营9 连连副熊伯涛也是大革命时期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受王超的指示，由袁血卒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李青云入党后，介绍了73 旅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入党。王际坦又先后介绍了赵洪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和霍万仲等入党。

不久，蒋介石将第26 路军驱入江西宁都“剿赤”前线。在宁都，袁血卒又先后在79 旅2 团发展了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入党，在74 旅学兵连发展了中士班长吕志进，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发展了王振铎入党。王振铎是执法队的得力队员，入党后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所挣的几十元津贴大部分作为党的费用。王振铎又在执法队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并把一些有爱国心的人团结在周围。起义之后，王振铎任红五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右腿受伤致残，主力红军长征后寄居在群众家，不幸惨遭敌人杀害，此为后话。73 旅旅部参谋郭如岳也被发展入党。同时还有几位接近革命的发展对象，如王鸿章、耿万福，刘向三、张燕南等。共产党组织在第26 路军中发展得很快。

1931年8月间，苏区中革军委根据第26 路军党的活动情况，为加强集体领导，指示在第26 路军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第26 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简称特支）随即成立，由刘振亚任书记，袁血卒任组织委员，王铭伍任宣传委员。军官和士兵中的党员分别组成支部。刘振亚分管军官党员支部；袁血卒分管士兵党员支部；王铭伍负责文件修改、收存及收缴党费。

第26 路军特支成立后，在敌人心脏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广泛联系群众，团结进步力量，积极发展党员，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卓有成效地为宁都起义埋下了火种。

三、发展赵博生入党

为了使工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争取第26 路军早日暴动，1931年9月，特支在宁都城北一家小酒馆的楼上，以打麻将为名，第三次讨论了争取第26 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的问题。这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以赵博生为突出代表的第26 路军爱国军官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普遍高涨。在特支的讨论会上，大家对赵博生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做了认真全面的分析，一致认为：赵博生内心活动的主要东西，是在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若不采取主动，就会失去时机。于是，党组织决定由王超写信给赵博生先试探一下。信写好后，交给总指挥部译电部主任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夹在了赵博生案桌上的书本里，先观察其反应，再相机妥善应对。

一个多星期后，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寝室，从桌上书本里拿出特支写给他的那封亲启信，不断称赞道：“说的好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说的完全对。不抗日，中国一定亡……”接着，赵博生提出要求，说：“我赵博生的情况组织是知道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没人引导。亚平，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罗亚平立刻向特支做了汇报。之后，王超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话。通过这次谈话，特支决定发展赵博生，并报告给党中央。大约在10月底，党中央（朱瑞经手）批准了赵博生入党，由袁血卒代表组织与赵博生进行入党前的谈话，并举行了“入学式”（入党宣誓仪式）。同时，党中央指示第26 路军党的发展要注重士兵，并指定袁血卒、李肃深入到士兵中去，刘振亚到旅特务排去当排长。李青云当上了73 旅学兵连连长，以接近士兵掌握实力。

赵博生入党后，对党忠诚积极，做了许多工作，先后介绍了80 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位连长入党。

特支成功发展了第26 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为中共党员，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蒋介石电令逮捕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伍，点燃了宁都起义的导火索

1931年11月底，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军委汇报工作。王超走后，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令第26 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严缉刘振亚、袁汉澄（即袁血卒）、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星夜押送南昌行营惩处”。

随即，南昌行营又派飞机送来落入国民党手中的中共指导第26 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第26 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电报和手令竟成为促使第26 路军提前起义的导火线。

恰好这时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因为怕自己被困在江西“剿共”前线有所不便，早就托病离开了部队，把军务交给赵博生主持，让他留守在宁都。因总指挥孙连仲不在部队，电报文件全部落在赵博生手中。赵博生火速与刘振亚及袁血卒研究新发生的意外情况，商量应付的办法。他们严肃分析了突发事变的原因，认为肯定是王超回党中央的途中出了事，但他没有出卖党组织，否则电令严缉的就不止是三个人，自然要包括赵博生在内，而且会是首要的。基于这个分析，特支决定提前举行起义，为此拟定了两个方案：一、以73 旅和总指挥部为中心的局部暴动；二、争取74 旅（及其他部队）也参加的全部暴动。并商定：由赵博生做联合董振堂与争取季振同的工作，以及妥善应付南昌行营；袁血卒立即去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刘振亚，王铭伍、李青云在党内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

时间万分紧迫，赵博生立即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对方捕人的压力。接着，他要罗亚平伪造一份南昌行营来电，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着这份“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说：“绍仲（董振堂字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辣，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看了电文后说：“恩溥（赵博生名恩溥），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赵博生坚定地对董振堂说。接着提出以73 旅和总指挥部为主发动暴动，力争74 旅和其他部队也参加，并要董振堂一道去找季振同。

由于季振同这时也有脱离“内战前线”之心，看了电文，季振同说：“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有何见教？”赵博生听了，称赞季振同有远见，表示赞同他的想法。董振堂也说：“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知中岳老弟（指黄中岳，任74 旅一团团长）的意下如何？”季振同说：“我同中岳的关系，如同恩溥和你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口舌。”

五、袁血卒到瑞金叶坪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起义计划，面见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得到中革军委的指示

1931年12月5日晚，袁血卒带着赵博生给的一张第26 路军总指挥部执法队的通行证，离开宁都县城，通过第26 路军哨所进入了苏区。宁都的固厚区（现固厚乡）距宁都县城四五十华里，当中隔着一座小山岭。县城那边是国民党统治区，固厚区这边是共产党的苏维埃红色区，形成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

到了固厚，袁血卒由放哨的赤卫队员带到设在固村圩（现固村镇）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驻地（1931年9月，因第26 路军进占宁都县城后把宁都苏区分隔为南北两部分，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宁都东南部的固村圩新设了中共彭湃县委和澎湃县苏维埃政府，至1932年2月撤销，仍合并为宁都县），见到县委书记霍步青同志。袁血卒说：“是朱瑞叫我来的。”霍步青说：“朱瑞同志我认识。”听了袁血卒说明来意后，他当即表示：“事关重大，要抓紧时间。”他给了袁血卒一匹马，派人紧急送袁血卒到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到了叶坪，朱德总司令很快接见了袁血卒。袁血卒把第26 路军的情况及特支准备组织起义的打算向总司令作了详细汇报。朱总司令听了高兴地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支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支红军。26 路军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你说说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得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第二天（12月7日）上午，朱总司令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会议。到会的有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同志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时作记录。会上，袁血卒汇报了第26 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的情况。接着大家进行讨论，分析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最后由叶剑英总参谋长作了归纳。

第三天（12月8日）清早，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带领袁血卒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在办公室亲切地跟袁血卒握手，满面笑容地望着大家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袁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袁血卒回答：“有把握！”

“有多大的把握呢？”

袁血卒说：“既使74 旅不干，73 旅和总指挥部也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主席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根据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讨论归纳，向袁血卒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1、用最大的努力争取第26 路军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假如74 旅争取不过来，不能全部暴动，则以73 旅和共产党员能够掌握到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暴动；3、如果是局部暴动，凡是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立即随暴动的部队离开宁都城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则继续隐蔽在第26 路军开展工作；4、派红四军在宁都东北20 里的会同等地区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暴动；5、中革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6、暴动后，部队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7、行动要机密，暴动的时间定为12月13日夜12 时，暴动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梯等逮捕起来。

叶剑英总参谋长还交给袁血卒一张苏区地图，上面标明了暴动后第26 路军各部的行动路线与驻军分布。袁血卒用裤带子把地图仔细捆在腰上。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和他紧紧握手，同声说：“祝你们成功，等着你们的胜利捷报！”袁血卒含着泪水，怀着必胜的信念，当日深夜离开红都瑞金，匆匆踏上归程。

六、回到宁都，袁血卒向刘振亚汇报情况和向赵博生传达中革军委关于起义的指示

袁血卒于12月8日深夜返回宁都。9日清晨，他向刘振亚汇报了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情况，紧接着，又向赵博生传达了中革军委关于起义的指示。当天，赵博生在传达贯彻中革军委指示时，季振同对指示中的第六条即“暴动后，部队改为红军第16 军，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又因从南昌行营运来的棉衣、饷银已到达广昌，为了得到这批棉衣和饷银，于是季振同等要求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

赵博生深感此事关系重大，马上向特支报告。特支当即决定再派袁血卒去苏区中革军委汇报与请示关于暴动时间和暴动后部队的番号、编制等问题。袁血卒星夜启程进入固村圩，找到驻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负责联络与指挥第26 军暴动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三位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季振同等的要求。在袁血卒动身后，73 旅董振堂、74 旅季振同又分别写信派郭如岳、卢寿椿分头送到苏区红军总司令部，反映同样要求。经再次请示中革军委，得到明确答复：同意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同意将原定的起义后部队编为红军第16 军改成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并签发了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的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 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 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 军军长。”袁血卒带着中革军委新的指示和委任状于12月12日中午返回宁都，立即向特支作了汇报。

七、起义胜利，红五军团诞生

刘振亚听完袁血卒的汇报，表示一定要争取实现第26 路军全军起义，但必须谨防意外事变的发生。为此，特支决定于12月13日晚召开行动会议，召集赵博生、董振堂参加，制定详细的暴动计划。刘振亚提出，为应对意外事变的发生，他和王铭伍均不参加行动会议，会议由袁血卒以特支的名义主持。13日晚上，特支召集的行动会议在73 旅旅部举行。参会者有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和袁血卒四人。会上，袁血卒传达了苏区中革军委的指示和特支对召开这次会议的布置、要求，大家一起研究了团以上军官的动态；通过了14日黄昏举行全军起义的具体部署：1、赵博生以谈话名义逮捕宁都靖卫团团总和伪县长，并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命令为名，在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主要官员会议，备酒菜招待，在会上宣布起义。2、孙步霞负责在总指挥部协助赵博生解决反动军官，并以鸣枪为信号，示意全部开始行动。3、袁血卒负责和王振铎、杨履元共同组织特务队，行动一开始就破坏电话线，并在宁都县城街道上检查巡逻各部行动，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赵博生、董振堂报告，以应付意外事变。4、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与74 旅的中间地带，以取得多方面联络与配合，准备策应对付意外的事变。5、季振同负责自行挑选人员组织突击队，警戒城西、北门，解决李松昆第25 师师部，控制第27 师无线电台，并派一连兵力警戒总指挥部。6、李青云带领其学兵连一部分控制第25 师电台，并警戒城东大街与小东门一带，做董振堂的机动兵力。学兵连的另一部分由郭如岳率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总指挥部监视台（即蒋介石的特务电台）由总指挥部执法队挑选人员协同73 旅学兵连解决。7、刘振亚率其特务排，控制抵达苏区的交通线。8、李肃去病房，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公开慰问伤病员，宣传第26 路军弟兄和红军弟兄是一家人，应联合起来北上抗日。9、王铭伍负责写起义标语。10、赵博生以私人关系争取75 旅参谋长边章五，掌握其所在的75 旅。11、袁血卒以师生关系争取第27 师参谋处长王鸿章，掌握79 旅。

12月14日黄昏，决定性时刻终于到来了。赵博生按预定计划先拘捕了宁都伪县长温肇祥，接着在总指挥部二层小楼的楼上等候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团以上主要军官。会议以“宴会”的方式进行。在楼上就座的是与会军官；在楼下入席的是他们的随从，由参谋处派人招呼。除第25 师师长李松昆外，应到的军官全部到齐。时至晚八时，赵博生站起来讲话，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讲明了当前的形势、第26路军的处境、广大士兵的革命要求等，毅然宣布第26 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并要求赞成的或不赞成的都当场表态。当场多数军官赞成起义，但也有73 旅郭道培、79 旅李锦亭、80 旅王天顺3 名团长跳楼逃跑，被楼下的武装人员擒获。此时，楼下入席的全部随从也被负责警戒的人员夺下了武器。总指挥部的问题顺利解决后，孙步霞对空鸣枪3 响，示意各部开始行动。

第26 路军全军起义的预定计划基本实施顺利，除74 旅因扼守第27 师电台和73 旅特务连发生误会而伤亡排长、士兵各1 人，及74 旅在夺取第25 师师部时双方发生片刻冲突，死了2 人，伤了数人外，几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全部起义的任务。

起义成功了！赵博生亲手书写了“解放”二字交给袁血卒，袁血卒找到王振铎一起迅速传开。宁都城宣布临时戒严，重新颁布了口令——“解放”。

第二天拂晓，宁都城四处飘扬着鲜红的镰刀铁锤旗帜，墙壁上到处出现新刷写、张贴的标语：“到红军去，红军与我们是弟兄！”“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打倒不抗日的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等等。天大亮了，起义部队集合在县城水口塔方向的河滩地上，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带领下，撕毁青天白日旗，迎着朝阳，向着中华苏维埃自由的土地迅猛开去。

当天，部队到达固厚圩，受到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代表中革军委的诚挚迎接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宁都起义宣言。第二天，部队在固厚圩河边一块开阔地集合，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即红五军团）的番号，宣读了红五军团军以上军事领导人名单。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等地进行整编。

起义部队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后，毛泽东亲自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按照人民军队军建军原则，党派出了萧劲光、刘伯坚、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宋任穷、程子华、朱瑞、朱良才、高自立、李翔吾、熊伯涛、刘型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到这支部队担任各级政治领导，在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红五军团很快成为一支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

八、红五军团的光荣征战历程

起义改编不久，刚刚诞生的红五军团就投入了对敌六次进攻和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2年，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打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重要战役。历次战役中，红五军团指战员表现得英勇顽强，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3年1月，部队参加保卫中央苏区的黄狮渡战役。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时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的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己的敌人。赵博生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

在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红五军团又参加了黄陂、东陂两战役，与红一、红三军团密切配合，同时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52 师、59 师和11 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世骥，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次反“围剿”之后，红五军团立即东进福建，攻打顺昌。秋天返回江西，正值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着绝对优势的敌人，部队奋勇作战，节节抗击，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广大官兵始终保持高昂旺盛的情绪。这充分说明，经过革命战争烈火的锻炼，这支部队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具有凝聚力了。

在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经常担任阻击、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在血与火的拼杀中，红五军团官兵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闻风丧胆。长征初期，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重重封锁，红五军团负责掩护大军突围西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遵义会议后，红一、红三军团在重占娄山关、遵义的作战中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红五军团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一个团曾经成功地牵制敌人九个团达七昼夜之久。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坚决阻击尾追的敌人，扼守阵地九天九夜，保证了大部队胜利渡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长征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三次走过渺无人烟的大草地，不畏艰难，不辱使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6年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会师后，红五军团（此时已改称红五军）奉命西渡黄河加入西路军，参加艰苦的西征作战。1937年初春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城陷入马家军的重围。董振堂军长率领部队英勇抗击十倍于己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董振堂与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红五军团为中国革命做出英勇牺牲的同志深表怀念并给予高度赞誉。红五军团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红五军团指战员义薄云天的革命英雄气概，将永载青史！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部队最大最成功的一次起义。起义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增强了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正如1932年4月4日中革军委在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令中所述：“宁都暴动是中华苏维埃革命中一次最伟大的士兵暴动……。”

中国共产党派进第26 路军作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第26 路军中共特支人员作为宁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这次起义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用自己的忠魂赤胆践行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

在宁都起义中诞生的红五军团与它创造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时，曾经作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宁都起义的精神，就是高度爱国主义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勇于奉献的精神。今天我们纪念宁都起义，就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接好先辈的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