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欢，冯小禄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原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特藏室在1949年前入藏有一套名为《明人手批储王合集》的楷书精抄线装本，一匣四册，不分卷，白口，四周单边，蓝格，八行十九字，明万历四十七年抄。前二册抄录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诗148题、172首（含失题残句2首），后二册抄录储光羲诗158题、230首，并有手批者的大量朱墨笔圈点、手书评跋和印章。“印篆累累，朱墨灿然”。由于深藏馆中，学界罕见绍介和研究。2015年经笔者在之前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专题学位论文的基础上①李宗峰：《明人手批储王合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多方查核，考证出此手批者为明末清初的朱之臣，进而指出朱之臣与竟陵派领袖锺惺、谭元春有密切交往，故其评点具有鲜明的竟陵派特色，是竟陵派诗学在《诗归》之外的又一重要旗帜②冯小禄、张欢：《明钞本〈储王合集〉手批作者考——兼论竟陵派评点特色》，《文献》2015年第4期。。不过，当时拙文遗漏了一条现代藏书家书目关于该钞本和手批者的重要信息，今先补充如次，然后讨论该钞本的版本来源和版本价值，以引起相关唐诗学研究的重视。

一

《储王合集》钞本计有十一则手书题跋出自同一人之手，其中第一册卷首的文字最长，两页，221字，非常详细地透露了本书的抄录时间和手批者的评跋始末、出处仕履、鼎革心态等信息：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己未，余任楚屯盐道，命侍书录王江宁、储鲁国诗二册。次年庚申，泰昌元年，余镇井陉，携此行笥中。天启元年辛酉，谒告家居。至崇祯三年庚午，小草贵阳贵宁道。五年壬申，量移江右宁州道，未任，调岭南观察。七年甲戌，转该省右辖。八年乙亥，任江右左辖。十二年己卯，在关中镇庄浪道，远留此册金陵书屋。十六年癸未，晋南鸿胪南太常。是年先帝晏驾，次为洪光先帝元年。甲申正月，迁刑部右侍郎；四月，转兵部左侍郎。此卷适在目前，故前后评点、题跋略有深意。自后沧桑感涕，不复提笔着语云。西州遗民八十五翁书于白下西园隐居。岁己亥，日中元。

“岁己亥，日中元”为双行小字，钤“西州/遗民/朱子”白文长方和“青城/山还/阳子”白方印，左钤“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白文长方藏章，引首则钤有“西州遗民”白文长方印。按：开端的“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己未”，据另两则题跋“王昌龄诗……己未花朝，繁川居士”和“万历己未九月初五日，游西山”，四十八年当为“四十七年”之笔误。

对此一题跋所涉及的手批者履历，该钞本在录“王昌龄诗”之前另有一则署名“晤庄居士”的两页题识文字有所考辨：

此书前后评跋，颇见手意，且印篆累累，朱墨灿然，独不著姓氏。乃以其首帙履历考之，并西州遗民之章，其人约略可知矣。第有不可解者。其言十六年癸未晋太常，是年先帝晏驾。而思宗殉国在甲申三月，夫谁不知？此讹为癸未，绝不可解。再次为弘光元年，似直指甲申矣。而福王虽以五月至南京践位，沿以明年为元年，是弘光改元在乙酉，此又误为甲申，亦不可解也。书此以俟核云。重九后一日，晤庄居士。

其虽言“乃以其首帙履历（按：指上录题跋）考之，并西州遗民之章，其人约略可知矣”，然还是未指出手批者的姓名，其重点放在了崇祯和南明年号的干支考辨上。

现代著名藏书家潘景郑的《著砚楼读书记·明人手批储王合集》亦曾对该钞本有过甚为详细的著录，之前拙文失察，补录如下：

明蓝格钞本《储王合集》四册，写笔工緻，朱墨烂然，前后评跋甚夥，但不署姓氏，读其语意，当必明末遗老涉笔，颇极黍离之痛。别有晤庄居士跋，称“以首帙履历考之，并西州遗民之章，其人约略可知”云云。跋既知其人，而不为表彰之，岂当时亦惕于禁讳耶？余读其跋语，考其官阶，知万历四十八年，任楚屯盐道；泰昌元年，镇井陉；崇祯三年，降贵阳贵宁道；五年，量移江右宁州道，未任，调岭南观察；七年，转该省右辖；八年，任江右左辖；十三年，任关中镇庄浪道；十六年，晋南鸿胪、南太常；洪光元年，迁刑部右侍郎，四月，转兵部左侍郎；凡此诸阶，可据以参稽焉。又有“西州遗民朱子”一印，则其人为朱姓无疑。惜案头无《明史》，不获一考之，得暇当可取核其人焉。姑书于此，以为后期。庚辰六月二日。①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明人手批储王合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5页。

这里的“庚辰”，是1940年，可惜当时潘氏案头无《明史》，无法核实手批者的具体姓名。按：《著砚楼书跋》1957年编成，收录所藏及所见善本书题跋403篇，多为1940年之前所作。潘景郑（1907—2003），原名承弼，字良甫，别署寄沤，江苏吴县人。曾受业于章太炎、吴梅等人，其妹夫为顾廷龙。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一生著述甚丰。与兄潘博山共建“宝山楼”，藏书达三十万卷，著名者有“字大如钱”的宋蜀本《后山居士文集》。

2015年，笔者则进一步根据该书十一则评跋和其他各处所署与手批者真实姓名、字号相关的署名、名章、闲章，综合多种历史资料，确定该钞本的手批者为明末清初的朱之臣（1575—1664或之后），成都人，字无易，号菊水。在该钞本中又有繁川居士、远庵居士、西州遗民等署名和印章。明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南明时官至兵部左侍郎，后降清不仕。著有《梅龙集》（现佚）。朱之臣曾与竟陵派领袖锺惺、谭元春同时评阅《水经注》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9页。，朱谋《水经注笺》40卷亦有其与锺、谭的评语③，可见三人确实交往亲密，在晚明出版界具有文学流派的品牌效应。

二

《储王合集》所抄王昌龄、储光羲诗各二册，不分卷，亦不标体（唯第四册录储光羲《新丰主人》诗题之前的首行，空二格标“七言古诗”）。第一、二册抄王诗，第一册首行顶格题“王昌龄诗”，次行空二格录《塞上曲四首》，至《过华阴》止，第二册接录《九江口作》，至《阙文·失题》残句2首止，共148题、170首（不含残句）。第三、四册抄储诗，第三册首录《野田黄雀行》，至《刘先生闲居》止，第四册接录《京口题崇上人山亭》，至《寄孙山人》止，共158题，230首。遍检明人留存至今的唐诗刊本，可以肯定朱之臣命“侍书”所抄录的《储王合集》的底本，不是影响甚大、并与朱之臣有密切交往的钟惺、谭元春所编《唐诗归》本，亦非《全唐诗》所据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本（其成书时间在朱之臣命人抄录后的明天启至崇祯年间），而是明万历十三年吴琯等辑《唐诗纪》（一百七十卷）本。

《唐诗纪》，亦称《初盛唐诗纪》，九行十九字，单黑鱼尾。版心上题“诗纪”，中题“初/盛唐卷之”某，下署页码。《初唐诗纪》十六卷原为苏州吴县黄德水所辑，德水“无何病卒”①李维桢：《唐诗纪序》，黄德水、吴琯辑：《唐诗纪》卷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序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6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1页。，徽州吴琯承之编《全唐诗纪》，“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缘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续刻有待”。为不没黄德水“首事”之功，“今特列其名，以示不忘始之者”②吴琯：《刻唐诗纪凡例》第一、四条，《唐诗纪》卷首，第7页。。今存《唐诗纪》明万历十三年序刻本，仍首署黄德水之名，而实则就所录储、王诗在《盛唐诗纪》而言，则是吴琯汇编和陆弼、谢陛、俞体初、俞策等人合力校订的成果。吴琯，自《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唐诗纪》提要误将其与“漳浦人，隆庆辛未进士”的吴琯混为一人后，即歧说不断，今人韩震军特撰文正之，言编集《唐诗纪》等书的吴琯，“字孟白，徽州歙县人，寓居白下，曾游学南雍，于金陵辑刻书籍多种”③韩震军：《〈唐诗纪〉作者吴琯生平三辨》，《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可说都是对的。然亦有“失之眉睫”之嫌，盖一者按现代惯例，吴琯不能言是《唐诗纪》的作者，只是编者，二是关于其“字”，除所举李维桢序称之为“孟白”外，还有《唐诗纪》的编校署名——除《初唐诗纪》第一卷署“吴郡黄德水汇编、鄣郡吴琯校订”外，从第二卷起至十六卷，吴琯即署作“鄣郡吴中珩校订”，自卷十七始至整个《盛唐诗纪》，又皆署作“鄣郡吴中珩汇编”——则吴琯字当为“中珩”，“孟白”或为其另字。

《唐诗纪》卷六十五至六十八、《盛唐》第五至第八，共四卷，录有储光羲五言古诗93题146首，七言古诗5题5首，五言律诗39题43首，七言律诗《田家即事》1题1首，五言排律8题8首，五言绝句8题16首，七言绝句4题11首。《唐诗纪》卷八十一至八十三、《盛唐》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共三卷，录有王昌龄五言古诗55题60首，七言古诗5题5首，五言律诗13题13首，七言律诗2题2首，五言排律4题4首，五言绝句13题14首，七言绝句56题74首，《阙文·失题》残句2首。与之相较，《储王合集》钞本所录二人诗的次序、题目和首数均全同，差异仅在钞本不明标诗体。

不仅如此，《储王合集》和《唐诗纪》两书在诗歌题目、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注“一作”异文亦几近全同。统计两书所录王昌龄诗的相同“一作”异文，共有70处。如《塞下曲四首》其一首句“蝉鸣空桑林”下两书均注：“一作桑树间”，“出塞入塞寒”下均注：“一作出塞复入塞”，《全唐诗》本两句的正文和“一作”异文与两书同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册，第1420页。。对此，今人整理成果中较为晚出的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本（以下简称为胡罗本），则根据《国秀集》改下句正文为“出塞复入塞”⑤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39页。。再统计两书所录储光羲诗的相同“一作”异文，共有36处，加上与“一作”性质相同的2处“《（唐诗）纪事》作某”和1处“见某某集”，则共有39处。如《田家杂兴》其六“儿孙每”“每”字下两书均注：“《纪事》作‘日’”①黄德水、吴琯辑：《唐诗纪》卷六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7册，第17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储光羲诗集》（以下简称为四库本储集）即径作“每”；其七“稼穑既自务”“务”字下两书均注：“《纪事》作‘种’”，四库本储集亦径作“种”②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83页。。《蓝上芳茨期王维补阙》题下两书均注：“见王维集。”四库本储集无此首。甚至储光羲诗在《唐诗纪》本已注明有“阙误”者，钞本仍原样照录，亦注明“阙误”。如《酬李壶关奉使行县忆诸公》《贻从军行》两诗，钞本和《唐诗纪》本后均注“阙误”，四库本储集卷四亦收录二诗，但无“阙误”注明③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499-450页，第494页。。

当然，《储王合集》钞本也有偶尔抄漏的，如储光羲《述华清宫五首》，《唐诗纪》原本题下有双行小字注：“天宝六年冬十月，皇帝如骊山温泉宫，名其宫曰华清。”钞本则无，四库本储集亦无④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474页。。

三

然则此钞本的版本价值是否因此就不重要呢？因为人们似乎可以直接去查核《唐诗纪》原本。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首先，现有关于储、王二人诗集的整理研究成果，几乎无人注意到《唐诗纪》本的存在，更别说此钞本了⑤以王昌龄诗为例，现有的整理本，如黄明校编《王昌龄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等书，均没有利用《唐诗纪》本和朱之臣手批钞本。。现在由于我们注意到此明钞本的存在，并追溯到其版本的直接来源《唐诗纪》，则可以引起学界对于《唐诗纪》本的整理和研究。其次，此钞本由于有朱之臣的全方位研读和手批，已大大超越了《唐诗纪》原本的校勘成果，因而具有更为丰富的版本价值。这可以在和《唐诗纪》原本、《唐音统签》本、《唐诗归》本、《全唐诗》本、四库本储集和王昌龄的多种现代校注本的比较中，得到清晰的印证。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谈一下此版本的价值：

（一）《唐诗纪》原本空缺的字，钞本和朱之臣补足之。如王昌龄《小敷谷龙潭祠作》“雄飞振吕梁”句中“雄”字，《唐诗纪》本⑥吴琯辑：《唐诗纪》卷六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7册，第143页。、《唐音统签》本皆以墨围（■）阙之，《全唐诗》本以空缺符号（□）阙之⑦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35页，第1400页。。储光羲《同房宪部应旋》诗题，钞本据《唐诗纪》在题下注“阙”字，四库本储集同⑧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499-450页，第494页。，《全唐诗》本则在题下注：“一下阙，一有游衡山寺四字。”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35页，第1400页。朱之臣则是用朱笔圈去“阙”字，用墨笔补书“游衡山寺”四字，与《全唐诗》的“一有游衡山寺四字”同，可见其有据。按：钟惺、谭元春所选《唐诗归》本，储光羲此诗题目作《同房宪部应旋游衡山寺》⑩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七《盛唐二·储光羲》，《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此或即为朱之臣所本。又有钞本以为有阙文，而朱之臣以为完整者。如储光羲《献王威仪》诗末，原注“阙”字，朱之臣则墨笔批云：“六语意已尽，诗原如此，非缺文也。”四库本储集无此诗。

（二）朱之臣另以他本校勘，且多出校语说明之。如王昌龄《九江口作》末句“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本无异文，而朱之臣以墨笔批云：“《品汇》作‘却系风霜头’”，以高棅《唐诗品汇》校之。储光羲《渔父词》末句“非为狥行役，所乐在行休”，钞本无异文，而朱之臣在旁墨笔批：“‘行役’，旧本作‘形役’。‘为’字当平声读。两句呼应，正用《归去来词》语，今作‘行役’，谬矣。”指出钞本和《唐诗纪》本作“行役”之误，并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为证，指出“旧本”所作“形役”为是。四库本储集正作“形役”①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473页，第475页，第477页。。《杂咏五首》其一《石子松》“五臘何人采”的“五臘”，朱之臣墨笔眉批云：“《名山记》：松有两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马鬣形也。臘字误。”四库本储集正作“鬣”②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473页，第475页，第477页。。《游茅山五首》其五“南极见朝采，西潭闻夜渔”，朱之臣墨笔眉批云：“采一作爽。”四库本储集正作“爽”③储光羲：《储光羲诗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473页，第475页，第477页。。这些是与四库本储集相同处，可印证朱之臣手批校语的校勘价值。另又有超出四库本成果者，如《酬綦母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还车首东道，惠言若黄金。”钞本和四库本储集均无异文，但朱之臣墨笔眉批“东道”云：“一作南舍”，指出其有异文。这些都是殊堪重视的地方。

（三）朱之臣的朱墨笔批语对于钞本、《唐诗纪》本一些诗句的“一作”异文表明自己的取舍意见，可为今天校勘储、王诗文本提供更多依据。这在王昌龄诗批语中表现最为突出，统计有3条：1.《变行路难》“前驱引旗节”，《唐诗纪》“旗”下原注“一作旌”，《全唐诗》本同。而朱之臣在旁墨笔批云：“旗节生于旌节。”其意盖谓“旗节”较生硬，当以“旌节”为是。胡罗本据《唐文粹》本，正改作“旌节”④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第33页。，可说与朱之臣的意见不谋而合。2.《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母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赤岸落日在”，《唐诗纪》“赤岸”下原注“一作远峰”，《全唐诗》本同。而朱之臣墨笔眉批云：“桂林空色在，赤岸落日在，二‘在’字俱妙。”相当于肯定了正文“落日”的正确。3.《观猎》“马后横捎意气归”，《唐诗纪》“后”下注“一作上”，《全唐诗》本同。朱之臣在诗后墨笔批：“从上字为佳”，以“一作”为是。

（四）储光羲诗原有许多自注，或置于题下、句下，对阅读理解诗歌的人事、创作背景颇有帮助。对此，钞本均照录《唐诗纪》本自注，并以双行小字在诗题或正文下注明。但四库本储集则缺少了很多这样的自注，从而大大影响了对于储诗的阅读理解。1.题下注。《过新丰道中》题下，钞本和《唐诗纪》本均注“二十八年有诏种果”，《全唐诗》本将此注语移于“诏书植嘉木”句下，而四库本储集题下、句下皆无注。《泊舟贻潘少府》题下，两书均注“时潘在后浦”，《全唐诗》和四库本储集均无。《至闲居精舍呈正上人》题下，钞本注“即天后故宫”，《唐诗纪》作“即天仰故宫”，《全唐诗》本同钞本，四库本储集无。《刘先生闲居》题下，两书均注“先生及第后为道士，又从戎而后归”，四库本储集无注，《全唐诗》本则作“先生及第后，为道士，居太清宫，又从戎而后归”，多“居太清宫”四字。2.句下注。《苏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见赠作》这首长诗，句下原有4处自注：“朝沿灞水穷，暮瞩蓝田遍。百花照阡陌，万木森乡县”句下注“苏君世业蓝田”；“淹留火禁辰，愉乐弦歌宴”句下注“时蓝田令栢命饮”；“是日既低迷，中霄方眄眩”句下注“时醉霍乱”；“忽与去人远，俄逢归者便”句下注“时蓝田尉朝行入城，与之俱”。《贻丁主簿仙芝别》诗句下也有4条自注：“摇曳君初起，联翩予复来”句下注“予次丁侯举”；“兹事不得意，相命游灵台”句下注“同为太学诸生”；“联行击水飞，独影凌虚上”句下注“丁侯先第”；“下愚忝闻见”句下注“予后入第，又应制授官”；对此，《全唐诗》第1句注作“丁侯前举，予次年举”，第3句注作“同年举，而丁侯先第”⑤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399-1400页。。《贻阎处士防卜居终南》“石门动高韵，草堂新著书”句下注“时阎子有《石门草堂诗序》”。但这些句下自注在四库本储集中全无。

（五）朱之臣对钞本中归属于王昌龄名下的一些诗作提出了自己的作者归属意见，并不盲从钞本所依据的《唐诗纪》本。此类批注合计有4条：1.《驾出长安》，钞本和《唐诗纪》本两书题下皆注：“一作宋之问诗。”对此，朱之臣墨笔眉批云：“自为宋作无疑”。又对诗中“淑气来黄道，祥云覆紫薇”句，以墨笔批云：“烂熟不堪”，认为应该是宋之问的作品，并表示了鄙夷之情。后来胡震亨《唐音统签》本王昌龄诗亦无此首。但《全唐诗》本对此诗归属的处理却是首鼠两端，用“两存”的方式来处理：一方面仍录在王昌龄名下①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38、646页，第1426、2194页，第1441、1292页，第1432页。，与《唐诗纪》和钞本的处理相同，也在题下注“一作宋之问诗”，另一方面又在卷五十二《宋之问集》下收录此诗，其实质是唐诗版本学上典型的“重出”现象。而胡罗本在校阅了不包括《唐诗纪》和此钞本的诸本后，仍“今姑作王诗编于此”，列入卷四“未编年诗”中②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第225页，第239-240页，第192页。。2.《酬鸿胪裴主簿雨后北楼见赠》一诗，钞本和《唐诗纪》本无疑问，朱之臣则在题下墨笔批：“高达夫诗”，认为是高适诗。《全唐诗》对此的处理与上首同，仍是“重出”，在卷一四〇王昌龄诗中收录，而在题下注云：“一作高适诗”，又在卷二一一作高适诗收录，只题中“北楼”前多“睢阳”二字③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38、646页，第1426、2194页，第1441、1292页，第1432页。。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则定为高适作④孙钦善：《高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页。，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也考定为高适作，放在附录一中⑤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3页。，胡罗本从之⑥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第225页，第239-240页，第192页。，可说皆与朱之臣的意见暗合。3.《东溪玩月》，钞本和《唐诗纪》本两书题下皆注：“一作王维诗”，朱之臣墨笔眉批云：“王右丞诗。”断为王维作。对此，《全唐诗》还是两出，在卷一四二作王昌龄诗，注：“一作王右丞诗。”又在卷一二七作王维诗，注：“一作王昌龄诗。”⑦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38、646页，第1426、2194页，第1441、1292页，第1432页。现在学界都认为此诗是王维作，印证了朱之臣的判断。4.《观江淮名胜图》一诗，《唐诗纪》本无疑问⑧吴琯辑：《唐诗纪》卷六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7册，第141页。，朱之臣在题下朱笔批云：“中多长语，疑非龙标。”又以墨笔眉批云：“字眼堆叠，句法重熟，少伯那有此手？”“高棅专取此等，何也？”从字眼、句法和语体风格上认为不是王作。对此，《全唐诗》仍作昌龄诗收录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438、646页，第1426、2194页，第1441、1292页，第1432页。。胡罗本则录《河岳英灵集》本王昌龄同题诗（文字多有不同），而“疑诸本正集所载为定稿，此为初稿”⑩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第225页，第239-240页，第192页。，不以王作为疑。据此，则朱之臣是多疑了，以自己主观持有的诗学意见来无端定夺。不过藉此亦可说明朱之臣批语的独特价值，可以昭示当时常常流于臆断的诗学风气和极端排他的诗派斗争习气。以上这些，无疑对于今天的唐诗作者研究有极大参考价值。

（六）钞本中的储、王诗往往都不标诗体，对此，朱之臣在储光羲诗的批语中，往往指出其诗体，而且这个诗体指认带有其强烈的个人色彩，与《唐诗纪》原本和四库本储集均不同。比如对储光羲《题辨觉精舍》《题崔山人别业》《昭圣观》《河中望乌滩作贻吕四郎中》《新丰作贻殷四校书》等五诗，《唐诗纪》和四库本储集均收录在“五言古诗”下，朱之臣则对前两首分别批云：“当作律。”“作排律读更佳。”对《昭圣观》，则一在题下墨笔批：“排律神境。”又墨笔眉批：“盛唐排律多带古意，俗人拘定整栗二字，便以此等诗为古诗，良可笑也。”对第四首，则一在题下朱笔批：“作排律读。”又墨笔眉批：“作排律读，更有杳窈之音。”对第五首也说：“亦宜作排律读。”朱之臣不满世俗对于古诗和律诗的严格区分意见，以为“盛唐排律多带古意”，有些貌似古诗，而实应看作排律，这样才能得其真精神。这个意见同样值得重视。按：此意见或许也受到了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的启发，钟惺在《新丰作贻殷四校书》的尾评说：“储五言近体，皆为古诗骨脉，深妙在此三作。旧入古诗内，今审定之。”[11]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七《盛唐二·储光羲》，第615页所谓“此三作”，即此诗和前面所选的《题崔山人别业》《河中望乌滩作贻吕四郎中》。不过，朱之臣将之扩大到五首诗，并指出是五言排律。

以上六条足可证明此明钞本，尤其是朱之臣批语的重要版本价值和对唐诗学的重要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