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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 的“风行”
——浅论阿Q 形象

2021-11-29项妍嘉

魅力中国 2021年39期
关键词:风行阿Q胜利

项妍嘉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325200)

阿Q 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有人说阿Q 时代已经过去,但许钦文在《漫画阿Q》一文中却提到“虽然早有人说阿Q 的时代已经过去;事实上却仍然不时的有人提起他,鲁迅先生去世以来,‘阿Q,阿Q’更是风行的了。”对此,我深以为然。

一、阿Q 形象的特点

阿Q 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是因其鲜明的形象所导致的。阿Q 形象具有复杂性与多面性,其突出特点可以从性格、精神、思想、身份等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性格上:对自尊的极度追求导致狂妄的自负

关于阿Q 最大的性格特点——自尊、自负,作者在文中已直接点出。虽然阿Q具有极强的自尊心,却很少受到他人的尊重。在未庄,村民们常以他的忌讳取笑他。空闲时,忘却他;忙碌时,便把他看作“工具”使用。由于外界尊重的极度缺乏,阿Q 对尊重需求的来源只能由外转内,表现为盲目的自我肯定,甚至达到了自负的程度。

过度追求他人的尊重使阿Q 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与衡量。他习惯于通过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用个人的逻辑为自己找回尊严。同时,这也常常为他带来痛苦。例如,阿Q因捉到虱子的数量落了下风,便主动去挑衅王胡,结果挨了一顿打。对“假洋鬼子”的轻蔑也受到了“哭丧棒”的教训。在“假洋鬼子”事件中,并不是因为阿Q 坚定地秉持传统道德观念(在文本“革命”一章中,其道德观念很轻易地发生了转变),而是将道德作为攻击他人的“利剑”,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从而达到汲取自尊的目的。

如果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阿Q 为什么还要痛苦地去追求自尊呢?因为自尊是人类心理上必要的需求。“尊重”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排在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之后,是人的根本需求。即被尊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在文中,阿Q 渴望尊重,却处处受侮。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阿Q 作为弱者中的弱者,想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是何其困难的事。

(二)精神上: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在遇到现实中无法逃避的压力时,阿Q 常以主观、独断、无根据的想象与判断来证明自己比施暴者更强大。当他被“闲人”打完后,会想这是“儿子打老子”。显然,“儿子打老子”的推断毫无根据,阿Q 在想象中把自己放在“父亲”的高位上,以道德谴责的形式,完成精神上反抗“闲人”的胜利。这便是阿Q 著名的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 行为上有着具体的投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他的内心对“现在”是充满敌意的,他更愿沉迷于过去和未来,寻求失意者的慰藉,所以才会说出“我们先——比你阔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二是转移受到的羞辱。例如,阿Q 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同为“第一个”,便可与状元一较高下。这体现了阿Q 通过转移重点来钝化现实痛苦的心理策略。三是轻贱他人。受缺乏尊重的影响,阿Q 常通过贬低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他会因为城里人把凳子叫做“条凳”,不像未庄人那样叫“长凳”而瞧不起城里人;也会因未庄人做油煎大头鱼时“加上半寸长的葱叶”,没有像城里人那样加上“切细的葱丝”而瞧不起未庄人。

这些荒诞的行为使精神胜利法看上去值得批判,但对于阿Q 来说,它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它是阿Q 必不可缺的生存手段,也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现的产物。因为阿Q 无力应对现实的痛苦,他必须要减轻或转嫁耻辱,才能够麻木地“活着”。而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他抵抗现实压力和生存焦虑的有效方式,否则“活着”和“如何活”对阿Q 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三)思想上:思想灌输下无自我意识的傀儡

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按理说,革命党人的造反并没有损害到阿Q的利益,相反,像夏雨那样的革命党人,其目的正是为“阿Q”他们争取属于“人”的权益。站在阿Q 的立场上,他应该与革命党人有更多共同的语言,甚至可能加入革命党的阵营,与他们统一战线。因为其底层人民的身份与遭遇,本该天然被赋予反抗的需求。然而出于“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阿Q 却对革命感到深恶痛绝。

阿Q 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然而封建的传统思想却在他的脑海里根生蒂固。这种思想并不是他自身思考后建立起的体系,或者极端地说,他根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因为其价值观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且这不是阿Q 主动去获取的,是社会对其潜移默化的结果。通过封建制度下的社会规范,成功同化阿Q 的思想,使其变成不会反抗的劳动力与工具,也就失去了自我意识。

(四)身份上:“无产阶级”的代表

由于阿Q 没有“姓”、没有“名”、没有“籍贯”,作为“三无”人士,一般将他看成社会上的“大多数”,甚至是“全部”。但更多人认为,阿Q 代表的人群具有一定的阶级限制。从阿Q 的身份入手,他的社会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其行为活动与生活环境的改变,有着阶段式的变化。

一开始,阿Q 是未庄底层的流浪雇农。他连地主的佃户和长工都不是,只是在农忙时给人雇去打短工。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家,村外的破庙勉强算作他固定的处所,时常还有被赶出去的风险,是一个类似且接近于流浪汉的形象。

第二个阶段是阿Q因为“女人”犯了错误,导致生计问题,从而离开未庄,去了城里。当阿Q 再次回到未庄时,他成了人们眼里“中兴的商人”,手里有不少好货。然而,随着赵家父子的怀疑,加之阿Q 并不隐瞒他在城里的经历,其社会身份很快转变为“不能再偷的偷儿”,成了未庄中被“敬而远之”的分子。

第三个阶段,也是阿Q 生命最后的阶段,他以革命人士标榜自己。即使他并没有进行革命的行为,只是去庙里“逛了一圈”,并且被勒令“不许革命”,但由于其平日的言语,用竹筷盘发的行为,仍在未庄被认定为“革命党人”。

虽然阿Q 的身份在发生变化,但我们不难发现阿Q 始终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代表。其范围涵盖农民、工人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他们提供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却没能占据社会的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尚且可以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但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国家中只会面临统治者的剥削。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从性格到社会身份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阿Q 形象。

二、阿Q 形象背后的内涵

阿Q 的典型不在于形象塑造的生动,而在于其背后的内涵,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普遍性。这使阿Q 的形象更加历久弥新,直至今日仍然有回顾的价值。

(一)时代性: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塑造阿Q 性格的必然是那个阴暗扭曲的社会,他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悲也是时代的悲。那时近代外国势力的入侵使中国的封建秩序迅速崩溃。国家无力反抗,处处被欺辱,不得不退让。国民愤怒于这样境况,却无法改变现状。国民的力量是渺小脆弱的,不管处于哪一阶级,他们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民更是没有实力和手段去反抗镇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因此,渐渐地,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盛行一时,以来逃避现实问题、缓解精神压力。它不是阿Q 一人的专利,同样存在于小D 的精神世界里,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的写照。在战争频发、物质匮乏、朝不保夕的背景下,它是底层人民必不可缺的生存手段。

当时国民的整体精神面貌使得阿Q 的形象还在被构想时,就注定具有时代性的内涵,因为他是描摹时代而创造出的。鲁迅曾提到“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以当时时代下的民众为蓝本创造出了阿Q,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引起人们的共鸣,达到鲁迅的目的。即唤醒麻木愚昧的中国人民,启蒙其思想,从而推动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改革。

现今,我们通过阿Q 的时代性可以窥见当时国民的总体状况。即使历史书上对此也略有描述,但其文字未免有些冰冷,使我们与历史之间隔了一层薄雾。而阿Q鲜活的形象则让我们走近了那个年代的人民,并对他们的境遇有了更深的感触。

(二)民族性:国民的代表

阿Q 是国人魂灵的代表,具有民族性。他不是个体的存在,而是社会群体的突出表现。我们现在读《狂人日记》,不能单看主人翁一个角色,把一切都压在一人身上。更应看主人翁所牵扯到的人,这些人也便是鲁迅口中所谓的“看客”,他们往往与阿Q 具有相同的特点。

例如,精神思想的空洞就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底层人民的特征。当时的人们也普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国民没有思想自由,以传统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专制君主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主见,这等于没有自己的头脑……人们轻易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思想,认为其是理所当然的真理。封建思想之所以如此根生蒂固,是因为这种由上而下的思想灌输不是一朝一夕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两朝的“文字狱”,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控制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普遍存在。

即使现在,在中国封建王朝与制度已不复存在,我们依然要以此为鉴,警惕他人的思想灌输。尤其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网络上真假消息混杂在一起,看似真理的“毒鸡汤”越来越多,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很容易被带入错误的思想中。而面对不同的观点,我们要拒绝盲目跟从,“不要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三)普遍性:人性中的共同点

任何形象越典型,就越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魅力。因此,我们不能将阿Q的形象限于中国的框架内,它具有全人类范围的普适性。

印度作家班纳吉曾说:“阿Q 用来安慰自己失败的‘精神胜利法’,都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阿Q只是名字是中国的,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到过。”又如《圣经》中“骆驼穿过针眼”的故事,也体现了西方思维上穷人战胜富人的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不仅跨越了空间,而且超越了时间的限制,现在仍存在于部分人们的脑海中。只是其表现的程度并不明显,没有像阿Q那样极端,因而被人忽略。例如,当个人利益遭受侵害时,老一辈的人常说“吃亏是福”,这其实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变相体现。特别是在不少农村地区,经济与思想的发展远落后于当代平均水平,过去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根除,仍存在“阿Q 式”的人物。因而,我们也要以此为鉴,直面困苦,警惕精神胜利法的再现。

三、结语

阿Q“诞生”之初便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人们精神面貌的革新。在《阿Q 正传》发表后,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类似阿Q 的人物,例如1948 年《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1980 年《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等。阿Q 一直活着,不是因为他的伟大,而是因为他的平凡。他就在我们身边,或者也是我们自己,他的生存无论是褒义或是贬义,都是让人反省的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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