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军豫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牛汉是“七月诗派”的杰出代表，其创作从1940 年代开始，横跨两个世纪，他也因此被诗学界誉为“常青树”。牛汉一生遭受许多坎坷和磨难，在其生命历程中，饥饿、战争、流亡、监禁、下放等接踵而来。1969 年9 月，他随“文化大军”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向阳湖”呈现给诗人一派盎然的诗意，其自然风光中蕴育的诗情画意和当地乡亲们饱含的深情厚谊，熏染和抚慰了他孤寂而痛苦的心灵。牛汉拥有一双慧眼和一颗慧心，他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豁达的个性对“向阳湖”作出了“诗意的裁判”，以“咀嚼苦难，反刍人生”的抒情姿态不断地创造着诗情诗意。沉潜于“向阳湖”的5 年多时光里，诗人并未沉沦，而是在沉默中蓄积力量，向更深处和更广处发掘生活与生命之美，坚持不懈地追求诗神，与诗歌守望相助，赢得了诗意人生和“潜在写作”的奇迹；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人生艺术和艺术人生的思考与启示。当前，学界在牛汉“向阳湖”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略显薄弱，且几乎所有研究凸显的都是“向阳湖”生活的消极意义，“向阳湖”被视为牛汉“炼狱般”的劳动场所和诗人被迫的“流放地”。其重点强调的是“向阳湖”苦难的“一面”，而忽略了“向阳湖”本身具有的诗意和美好，轻视了诗人诗性的创造力，以及他在苦难中化苦为甜的能力。笔者重新审视牛汉在“向阳湖”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后认为，“向阳湖”应“旧貌”换“新颜”，一改“苦瓜脸”，成为牛汉的诗意的栖息地。试想，倘若没有在“向阳湖”生活的人生经历，诗人哪里会有“归来”后创作的辉煌？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向阳湖”语境的再现，分析“向阳湖”诗意生成的原因，探讨牛汉的诗歌守望与“潜在写作”问题，力求在牛汉“向阳湖”诗歌创作研究上有新的发现。

一 “向阳湖”“五七”干校出现的历史语境

1957 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的主要矛盾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工作中心和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有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生特权思想和贪图享乐习气。毛泽东一直以来就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高度警惕各种官僚主义倾向。当觉察这情况时，他陷入忧虑之中。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一是精简各级机构，“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1]，以避免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为此，中共中央先后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围绕整顿作风、改造思想、改进工作、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与实际工作能力，下大力气整治资本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倾向，并把下放干部工作同改革体制、压缩机构、减少冗员、加强基层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的主要途径是“上山下乡”，参加农业劳动锻炼。中共中央预期经过10 年左右的数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能得到全面的思想改造，国家机构得到大幅度的精简。二是开展“反右运动”，掀起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浪潮，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鼓励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遗憾的是，这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建设的正确举措，随着“反右运动”扩大化而失效，一大批忠诚的干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热情的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受歧视和迫害。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牛汉在这次运动中也未能幸免，他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定为“右派分子”，并遭到严格管制。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5 年，他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文章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地主知识分子。1939 年他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知识分子作出新的界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他们的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认为，革命道路上，知识分子虽然能在革命队伍中发挥先锋和桥梁作用，但自身又存在着软弱、容易妥协的缺点，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到了革命最紧要的关头，经不起严酷的考验，消极绝望中懈怠革命工作，甚而擅自脱离革命队伍当逃兵；其中少数人，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为捞取个人利益投敌叛变，成为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耐心，容易产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行动，其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革命遭受挫折时垂头丧气，表现为悲观主义和逃跑主义；空谈理论脱离生产实践和实际状况而导致教条主义抬头；因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孤立性、保守性和散漫性，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革命热情虽然高涨，但不情愿放下身段与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因而极易产生游离于革命队伍的危险倾向。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斗争经验与实践经验丰富，只有工农群众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是国家最可信赖的坚强的柱石。因此，知识分子需要俯下身子向工农群众学习。他一直倡导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甘当工人、农民的“小学生”，走“劳动化”“工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态度和清晰的界定为以后包括“向阳湖”在内的大批“五七”干校的创办成立埋下了“伏笔”。

国内形势上，1966 年，“文革”全面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在这种时代语境里，知识分子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受批判的对象，其中一部分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专”等帽子，遭受残酷的压制和打击，成为时代的“受难者”。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裹挟下，跟时代发生了错位或龃龉，处境异常艰难。1968 年之后，“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被整个摆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加大了对他们批判和思想改造的力度，并且在舆论上造声势突出他们的出身、来源以及阶级属性，强调他们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完成思想改造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原有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大规模地下放到农村、工厂、水库等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如此一来，改造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

1960 年代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导致两国关系彻底恶化。1964 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恣意挑起纠纷，制造流血事件。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引发他的忧虑和思考。他担心因苏联的进攻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于是提出了“备战”的要求。为了“备战”和“文革”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和“军管”的工作要求。接着，各级政府对现有的机构作了较大的调整，撤销或合并了一些部门，压缩编制，减少冗员，成立新的机构“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样，许多政府部门和机关出现了一些没有工作可干的干部及相关人员。在全国范围之内，这些人员还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些干部和相关人员的妥善安置问题也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除此之外，经过历次运动的揭发、批判，清理出一批遗留历史问题的人，这些人戴着“资产阶级走私派”等各种帽子，也需要下放改造。以上的两类人员需要妥善安置，这对“五七”干校的创办成立也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五七”干校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仅是其中的一个。“向阳湖”原名关阳湖，地处荆楚大地，是古“云梦泽”的一小部分，位置在湖北省咸宁市边郊。当时，国家文化部在此选址创立“五七”干校，文化部及其下属机构单位几乎所有人员被下放到这里。一时间，6000 余人云集此处，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作家、诗人、画家、翻译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文博专家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其人数之多、密度之高、影响之大，构成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2]。他们在“向阳湖”围湖造田，按上级要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脱胎换骨般的思想改造。虽然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劳动可有两种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同样可以创造财富，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大家普遍认为，只有这种带有体罚意味的体力劳动，才符合政治的要求，才能从根本上剔除知识分子头脑里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鉴于此，国家文化部门的6000 余人下放到“向阳湖”从事体力劳动。牛汉在1969 年9 月也随着这支“文化大军”进驻“向阳湖”，当了文化部“五七”干校的一名学员。到1974 年底“返城”时，他已经在此劳动改造了5 年多时间。

二 “向阳湖”诗意的生成

“向阳湖”的自然风光带来了诗情画意[3]44。在干校学员刘炳森看来，“向阳湖”周边的自然景色比较耐看。门窗向北，一眼望去水天一色，横无际涯的水面时有渔船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人与船犹如在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周边村镇上狭小的街道，早年铺设的仄仄不平的石板地面，走上去虽磕磕碰碰，但有古风尚存[4]。学员秦岭是一位画家，在他看来，“向阳湖”的自然景色优美，可称之为诗画之乡，在那里劳动、生活了一段时间对他的美术创作大有裨益[5]。学员张广也是一位画家，他认为自己在画牛方面取得的成绩与“向阳湖”的生活密不可分，正是在“向阳湖”，他打下了画牛的坚实的基础[6]。牛汉本人对“向阳湖”也充满了温馨的回忆，他念念不忘“向阳湖”给了他“诗情的美丽的乡村”“向阳湖的大自然”[7]33，以至于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还对一些在“向阳湖”生活的过往情节记忆犹新。他禁不住慨叹：“我现在常常梦到的是咸宁（“向阳湖”所在地——引者注）葱郁的枫林和竹林，还有那条潺潺流响的温泉，它们多次抚慰过我伤痛的身躯和心灵。”[7]33诗人对“向阳湖”灌注了一片深情，他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的诗集《温泉》，就是直接取名那里的“温泉”。“向阳湖”附近是全国有名的温泉之乡，那里四季汩汩流淌的温泉给牛汉烙下深刻的印象。

“向阳湖”当地农民的深情厚谊营造了浓厚的诗意气氛[3]45。在这里可选择数位干校学员的回忆为证。林穗芳起初被下放“向阳湖”时，是抱着真心实意向农民学习的心态的。那里的农民并没有对她另眼相看，而是视她为知心朋友，他们在一起劳动中结下深厚的情谊；所以后来她再三强调：“我在这里所受的教育，所得到的关怀与帮助，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淡忘的。”[8]张珊珊指出，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向阳湖”的父老乡亲不因她是“黑五类”的子女而欺负侮辱她。他们把她当作朋友，视同姐妹，使她那颗曾在城里受伤的心放松了对他人的戒备，并得到了真诚的对待。她说道：“20 多年过去了，我不曾忘记这温暖，不曾忘记这真诚。”[9]臧克家的女儿郑苏伊也将近3 年的干校劳动锻炼视作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她说：“在干校，我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辛和淳朴……”[10]数千文化人一下子下放到“向阳湖”，刚开始没有现成的房子住，老乡就一家一户地腾出来；干校学员不会干农活，老乡就手把手地教；有的老乡的孩子结婚，也会提前告知干校学员来吃喜酒，并礼让为上宾。尤其感人的是，“向阳湖”的老乡对军管干部整人批斗人的过分做法实在看不过去时，会主动上前制止。这种打抱不平的行动纯粹出自农民的一种纯朴的阶级情感和善良的心理。牛汉感激“向阳湖”老乡的深情厚谊，这份真挚的情感令他魂牵梦绕。他诚恳地表示：“有机会回咸宁时，我一定拜见拜见老乡们，他们给过我不少温暖。”[7]33

的确，“向阳湖”的自然风光里所蕴含的诗情画意和当地老乡们的深情厚谊生成了浓郁的诗意，笼罩和滋润着牛汉的诗心。美丽的山水带给诗人自然的熏陶和感染，让他忘情于山水之间，从苦难的境遇中挣脱出来；那里真诚善良的农民和纯朴厚道的世风人情给予牛汉情感的慰藉，让他沉浸在温情之中，从紧张的阶级斗争和批判的环境里抽身远离。牛汉在“向阳湖”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人性的暖意，心灵得以舒展和自由。对牛汉而言，“向阳湖”不是他倾倒满肚子苦水的地方，而是他诗意的栖息地。它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诗人情感上内在的需求，成为他精神上依傍的故乡，启发了他的诗歌和人生，加快了他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的来临。牛汉的第一创作高峰是在1940 年代，那时，他完成了《鄂尔多斯草原》《老哥萨克刘国夫》《绿色的生活》《智慧的悲剧》《牛三底枪暴笑了》等重要作品，夯实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出现在“向阳湖”劳动改造期间。具有“诗情画意”和“深情厚谊”的“向阳湖”给了牛汉精神的照拂和支撑，安顿了他焦灼的灵魂，点燃了他心灵的诗性之灯，正如他所言，“向阳湖哺育过我的诗”[7]32。“向阳湖”的生活，赐予牛汉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他别样的人生和诗歌艺术的辉煌。他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后来坦陈：“没有我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11]

牛汉以审美的眼光对“向阳湖”，对其作出“诗意的裁判”。诗人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作出了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并非出自理性和科学的认知，而是源于其主体性、审美性和诗意性。 “诗意的裁判”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把握，是以一种独特的情感态度和审美眼光对所要表现的现实生活作出的价值判断，其更多彰显的是审美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牛汉的价值判断蕴含着他的人生体验，融入了他诗歌的意象世界。对诗人而言，“向阳湖”的人生体验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是一种生命的全身心的投入，是一种人生诗意的回归。生命体验伴随着审美活动，它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牛汉全部情感的融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激发生命的感悟，进而进行生命的艺术创造。在充满创造力的诗歌写作活动中，这种“诗意的裁判”的过程对诗意的生成和艺术表现尤为重要。

“诗意的裁判”使牛汉“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12]。“向阳湖”的劳动改造虽然艰辛清苦，但牛汉有着较强的化苦为甜的能力，他善于在痛苦中寻找生命的乐趣，所以，他的周身洋溢着盎然的诗意。诗人的身体高大强壮、力气过人，干校安排他的都是一些繁重的体力活。每周他都要拉着木制的平板车到咸宁县城为食堂运回一车蔬菜，路途漫长，来回一趟步行百余里。冬天冒着凛冽的寒风，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光在路途上就得跋涉六七个小时，委实令人苦不堪言，但牛汉却不以为意，还很“享受”这样的时光，因为他在拉菜的路上能放松绷紧的神经，获得暂时的“轻松”和“自由”。再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去时是空车，他一路上可以“游山玩水”，陶醉于两边的风景之中，这令他心情格外惬意。

牛汉豁达的性格也有助于诗意的生成。他领教了时代的风云变幻，饱受人生的风霜雪雨的洗礼，所以他能以达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个人的遭遇。他常常对自己说：“遇事要看淡一些，苦难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积极的一面。我苦难受得多，承受的能力才特别强，对逆境处之泰然，从不惧怕。”[7]33别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的活，他任劳任怨，并且干得津津有味，正如他所言：“我经常扛240 斤一个的麻袋，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有段时间，还一人专职杀猪……”[7]32干校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大家凌晨三四点钟上工，晚上七八点钟收工，还要见缝插针“斗私批修”，一天到晚忙碌不停。牛汉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在他看来，苦难是生活的馈赠，“向阳湖”的劳动改造虽然艰苦，但也自有乐趣。此外，劳动还能强健体魄。时隔多年，他还自豪地对采访者说道：“你摸摸我的肌肉，多么坚硬、结实。”[7]32

牛汉通过“咀嚼苦难，反刍人生”来创造诗意。他说，在“向阳湖”的后期，管制放松了，自己“成天幽灵般游荡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13]6。“咀嚼苦难，反刍人生”是一种别致的生活姿态和生命形态。在这样的生活姿态和生命形态之下，牛汉仔细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逆境里执着追求诗意。即使生命遭到外在环境的逼仄和碾压，诗人也不屈服，他生命 “河床”的周围因而出现了空旷的“地带”。如此一来，牛汉生活的天地就宽广起来了，生命的格局也壮阔起来了。“咀嚼苦难，反刍人生”的另一个表现是，牛汉善于经营自己的时间和善于营造自己生活的空间。他有言为证：“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着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立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13]37牛汉通过“咀嚼苦难，反刍人生”，不断地创造着诗意，将痛苦的生存体验升华为艺术情趣和审美愉悦。

三 诗歌守望与“潜在写作”

牛汉喜欢诗歌，早在甘肃国立第五中学求学期间，他就对俄罗斯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在西北大学读俄语专业，他因自身专业的便利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他尤其钟爱莱蒙托夫、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诗歌。在国内，他喜欢阅读同时代诗人艾青的作品，诗集《北方》常常爱不释手。对中国的古典诗歌他也青眼有加，当他刚被下放至“向阳湖”时背包里携带有李贺的《歌诗集》。他特别推崇“诗鬼”李贺，对李贺诗歌奇特怪异的想象、诡丽缤纷的辞采、跳跃多变的意象、奇峭晦涩的语言十分赞赏，甚而达到痴迷的地步。正是爱诗、读诗，才有了牛汉自己的诗。牛汉自证：“诗突然地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并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诗找寻回来，是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这时才感知有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散。”[13]6-7

牛汉在“向阳湖”与诗“相依为命”[13]1。生活的遭际激发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创作激情，在体验生活滋味和领悟生命秘密的过程中，他把诗作为生活的坐标和生命的支点，将自己的生活品味和生命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正是因为如此，牛汉对诗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曾使用“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13]6这样富有褒奖和感恩意味的字眼来赞叹诗歌。此外，他还在不少场合谈到他对诗的热爱和依恋。他认为，倘若没有诗相伴，他的生命也许早被厄运吞没了，是诗拯救了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打心眼里爱诗、写诗，与诗形成了相互缠绕“相依为命”的亲密关系[13]1。 “七月诗派”诗人绿原曾为牛汉的诗集《温泉》写过序言，其中表达了这样的惊奇和钦佩：“当时当地，几乎人人都以为诗神咽了气，想不到牛汉竟然从未停过笔。”[14]无论是牛汉的“夫子自道”，还是绿原中肯客观的评价，都证明了诗在牛汉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正是诗，给了牛汉在特定时代直面困境的勇气。

牛汉诗歌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出现在“向阳湖”劳动改造期间，这一时期，他创作了60 多首诗。这些诗歌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称为“地下诗歌”，诗人也被推举为“潜在写作”的主要代表之一。“潜在写作”最早是陈思和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不少作家在正常写作权利被无情剥夺后，却依然葆有对文学真诚的热爱和不懈的追求，他们写下了在当时客观环境条件下无法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15]。可以这样说，牛汉当时的写作没有读者，自然也就无法在诗歌界传播，诗人的创作只能是面对自己的独语。尽管如此，诗歌的精神传统并没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断裂，相反，它以秘而不宣的方式延续下来了。人如其诗，牛汉的精神品格和审美思想熔铸在地火一样沉默而坚韧的诗歌里。诗如其人，他的诗歌显示出蓬勃向上的生机和生生不息的活力。牛汉的“潜在写作”表征了时代的病灶，他的这些时过境迁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依然带有生命体温的文字，成为那个严酷岁月有力的见证，顽强地地体现出诗歌的精气神。在文学失语的日子里，牛汉一直与诗歌守望相助，默默传承着诗歌精神，固守着诗歌节操，一往情深地进行着“潜在写作”，所以，他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真诗人、大诗人，他的“向阳湖”诗歌可以称得上新诗的典范之作。

牛汉虽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但他并没有放弃诗人的本色和本分。诗无法写在纸上，他就记在心里。他有过这样的描述：“有时候/在深夜/平静的黑暗中/我用手指/使劲地在胸膛上/写着，划着/一些不留痕迹的/思念和愿望/不成句/不成行/象形的字/一笔勾成的图像/一个，一个/沉重的，火辣辣的/久久地在胸肌上燃烧/我觉得它们/透过坚硬的弧形的肋骨/一直落在跳动的心上……”（《在深夜》）牛汉在“深夜”里“写”诗，只能以独特的方式“写”给自己，字里行间透露出写作处境的艰难。他在另一首诗里也表达了同样的窘况：“聂鲁达伤心地讲过/有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改不了许多悲伤的习惯——/……/他没有笔没有纸/每一句抒情/只默默地/封记在心里……”（《改不掉的习惯》）牛汉笔下“聂鲁达伤心地讲过/有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的情况跟其本人何其相似。牛汉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和传播的对象，但他以别致的方式“写”诗，为生活抒怀，为生命留痕。诗人“归来”后的1980 年代初期公开出版发表的诗，几乎都是在“向阳湖”默默“写”下来的。这些诗抒发了他的真性情，表达了他清醒的生命意识，寄予了他的现实情怀。

牛汉的“潜在写作”颇具写实性特色，他以敏锐独到的眼光观察和发现“向阳湖”的自然风光里所蕴藏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再现了独具魅力的景观。如《三月的黎明》里写道：“蓝色的湖面/吐出一溜泡沫，那是鱼群在水里/开始了一天的行进与歌唱//村边的一片荒地/微微地颤颤地被掀动/那是笋尖向坚硬的地层/发起最后的冲击//没有一点风/竹林的枝叶瑟瑟摇动……”牛汉将“向阳湖”的自然景观一一再现，表现出他对“黎明”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和期待。《通红的月亮》是牛汉望月情形的再现。“月亮/从黝黑的竹林后边/冉冉地升起//那么大/那么圆/那么红/真像刚刚沉落的/那个太阳/不，看上去/比太阳还要美丽。”诗人给黑夜赋予一轮“通红的月亮”，由此，黑夜不再显得阴森可怕，而是迸发出美好的诗意来，激发起诗人改造旧思想创造新生活的豪情。

“潜在写作”写实性特色还在于，诗人在“向阳湖”找到了人与动植物间的精神联系，巧妙塑造了富有意味的动植物形象。如《冬天的青桐》中“青桐”是牛汉在“向阳湖”亲手栽植的，他与其朝夕相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青桐”的生命犹如一支壮丽的歌了——能够天然地生成一颗能歌唱的灵魂。它的坚韧不屈、有力度和弹性的特征，正是人的精神品格的象征。牛汉深情观照和赞美“向阳湖”土地深处的“根”，先后塑造过多种不同的“根”的形象。他使用第一人称在《根》中写道：“我是根/一生一世在地下/默默地生长/向下，向下……/我相信地心有一个太阳/听不见枝头鸟鸣/感觉不到柔软的微风/但是我坦然/并不觉得委屈烦闷/开花的季节/我跟枝叶同样幸福/沉甸甸的果实/注满了我的全部心血。”他的《毛竹的根》《伤疤》《巨大的块根》等诗里也有对“根”淋漓尽致的描写和表现。“根”不仅是牛汉的精神象征，而且也是苦难人民隐忍性格的真切写照。

“潜在写作”的写实性也体现在牛汉对“向阳湖”亲身经历的描述中。如《坠空》一诗就描述了牛汉所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和数个少年在“向阳湖”畔的沼泽地的一片草丛中发现了一只坠空的老鹰。正是这只昔日搏击长空而今却异常瘦小的老鹰，让诗人动了恻隐之心，他写诗表示纪念。牛汉有感于亲眼看见猎人设下陷阱、用阴森森的枪口瞄准麂子的情景，写下了《麂子》一诗；一个深夜，诗人顶着黑魆魆的夜空，沿着崎岖的山路，踩着泥泞去沈家湾担鱼，于是有了《夜路上》的书写。又一个深夜，牛汉从咸宁拉着一平板车蔬菜返回驻地，于是《车前草》进入了他的审美世界。《半棵树》其实在喻人，是牛汉看到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瘦小的形象而作；《悼念一棵枫树》的背景是“向阳湖”的一所小学为盖教室做课桌把一棵大枫树砍伐掉，诗人为此心痛不已，于是用诗纪念这个消失的生命；《华南虎》是牛汉趁干校放假游了一趟桂林，参观动物园后回来“一气呵成”的。

通过这些典型例子，我们不难看出，牛汉的“潜在写作”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向阳湖”的社会现实。这些诗烙下了牛汉生命的印痕，他的一部精神自传就这样形成了。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将不得不吮吸的“苦汁”当作生命的营养，增加了“向阳湖”诗意的浓度。牛汉坚守脚下一方诗歌的净土，默默地营建着自己诗歌的宫殿。经过5 年之余的“潜在写作”，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其如空谷足音，勃发出强大的震撼力，洋溢着他的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寄托了他在“惊悸不安”的岁月里的诗歌守望和诗性怀想。这些诗歌犹如一座熠熠不灭的灯塔，指引着诗歌创作的方向。牛汉的“潜在写作”告诉我们，诗人在“生命的沉湖”里应该如何诗意地生存，如何进行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它展示给我们的远远不是牛汉个体人生的苦难史，而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净化史和生命奋进史。牛汉“向阳湖”的“潜在写作”，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