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豪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导言

步国家后尘，“边疆”①最是勾起世人复杂情感。这或许因为，世界各地之人，（1）还在草莽初辟时就藉由开土拓疆谋得了生存的确定性，（2）通过形形色色边疆运动，锻造了自身能力，进而为那些恣肆汪洋的文明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3）基于边疆争夺，也上演了一场场“诸神大战”，无数生灵因之惨遭涂炭。

根植不同问题意识，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将边疆纳入了认知题域。2400余年前，中国古人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说：“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②大抵此际，古希腊人和波斯人都将爱琴海东边的亚细亚（后称小亚细亚）视为己身边疆，从而有了无尽恩怨情仇。据说，伊斯兰法系也早早有了明确的边疆意识和观念，罗马人的“边疆”则指“有组织的运动，有系统和理性的事业，整个领土的组织受用手中武器探索世界的边疆领土观念的支配”。③近世，因了西方，边疆更是成了一个显词，甚或一门显学。我国边疆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即根植于这个大历史背景之中。

然而，“边疆”并不容易被把握。且以拉策尔以来而论，中西方到处使用或展拓这个语词，似乎其意涵已不言而喻，待及细究则见人言人殊。又，在我国，因为行走在自身历史和现代西方间的非对称性“夹缝”之故，国人自误不少，故傅斯年先生曾劝告同侪少谈“边疆”。当然，“少谈”并非“不谈”。毕竟，人类的问题认知和求解总是在不断试错的探索而非回避中行进。何况，前此种种未必就意味着“边疆”真的无法捉摸，反是表明论者可能仍然欠缺一份克里斯托弗意义上的“更具理论性的思考”以为置论边疆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