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 明 亮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一、 问题的提出

回顾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虽然在2016—2018年间,我国281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法院适用该项制度的刑事案件已达试点法院同期刑事案件的53.5%[1],但若根据周强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所列数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案件无上诉、抗诉的案件占96.3%,被告人上诉的案件占3.6%,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占0.04%”[2],从涉案体量上进行估算,认罪认罚上诉或抗诉案件仍相对较多。然而对此,无论是“两高三部”于2019年10月11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2月2日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却均未就该问题作出任何特殊的制度安排。同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该问题实际也认识不一:一方面法官群体普遍认为,公诉机关认为的一旦适用认罪认罚审理便意味着被告人认可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故只要其上诉就发起抗诉,这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被告人上诉权[3];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则一般认为,倘若对其不加纠正,不仅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与程序正义,还容易助长被告人在享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带来的红利的同时,继续获得量刑或服刑上的优益[4]。

由此,本文立足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试从案例群分析的角度出发,勾画出实务中认罪认罚救济程序的主要样态,并在此基础上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