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凤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若干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千金要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动，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孙思邈原书的原貌。当时囿于所见资料不足，论文对宋人校书理念的探讨浅尝辄止，结论亦有失偏颇[1]。近期的研究发现：宋臣整理《千金要方》时没有保存其本来面貌的意图，而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以便于日常使用为指导思想，采取重新编次、重辑事类等方法对原著进行了全面调整；如此做法，与设立校正医书局的提议者、时任丞相韩琦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本文拟以《千金要方》新雕本与宋校本的编次异文为例，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中医古籍的原则、方法及其对中医学术产生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1 三朝丞相韩琦与北宋校正医书局的设立

《宋史》卷312列传第71记载，韩琦（1008－1075）为宋仁宗时进士，曾任宋英宗、宋仁宗、宋神宗三朝宰相。在他出任陕西安抚使期间，曾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这段经历使他非常重视戍边军民的健康医疗问题。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丙子，赐德顺军《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韩琦言：军城初建，屯集师旅，而极边之地，人皆不知医术，故赐之”[2]。“琦又言：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3]。此外，参与编写《嘉佑本草》的苏颂，在《本草后序》说：嘉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