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宇

语录类文献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语录体成为古人思想表达的一大特色。受其影响，诗话体裁也在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成为主流。从语录与诗话的源流演变关系、诗话对不同哲学思想观念的传达、古代文论诗话文体的选择与生成，以及诗话对古代文论整体风貌和内容特征的影响看，再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儒、释、道各家不同思想话语与诗话体裁的结合，体现出古代文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特征的指向生命之本然状态的本体性的生活/生命审美特色。这与中国古代思想追求沟通天人之道的内在理路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化内在生命精神的一以贯之，以及中国古人通过审美获得感性共识和深度共鸣的独特智慧。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嘉言懿德的记录和传承，形成了大量的语录类文献。这类文献形式，不仅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话语系统的建构和传承有着重大意义，就其传世数量和表达方式而言，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话语建构和价值承续当中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语录体的言说方式更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建构中被广泛采用，对古代文论的创作风貌甚至内容都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何以不同思想内涵和审美追求的文学观念都选择了语录体作为最佳载体？为何注重公共话语建构与理性共识的儒家语录和诗话能够在这松散灵活、看似私人的话语空间中对审美与情感置喙，成为主要的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