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临，葛桂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1926 年，哈罗德·马里奥·米歇尔·阿克顿（Sir Harold Mario Mitchell Acton CBE,1904-1994）从牛津大学毕业，开始历史研究并撰写文学评论。但继牛津学友罗伯特· 拜伦（Robert Byron）和彼得· 昆内尔（Peter Quennell）相继出版著述，挚友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创作也渐入佳境时，投身历史研究的阿克顿经历了文学生涯第一次滑铁卢。他不再是1922 年初入牛津时那个光芒四射、著作频出的创作明星，甚至还被罗伯特·拜伦揶揄为“懒惰的学术爱好者”。阿克顿的小说与诗集无人问津，文学理想遭到重创，“我希望能建造一座巴洛克文体的纪念碑，与我的唯美主义理想相契。于主流之外，在使命之中，我希望笔下的文字，能像英文经典名著那般完美无瑕”[1]200–201。在追随牛津文学风潮与欧洲文化评论主流之外，阿克顿与众人的脚步背道而驰，将目光对准遥远的中国，“一种超越理性的爱——对中国与生俱来的爱，一种对中国的使命感被唤醒了。直到我前往中国，我的生活才始与周遭融会贯通”[1]198。

1931 年，阿克顿开始着手第一项汉学研究课题，从大英博物馆的《古今小说》中，节选《醒世恒言》中四则具有训诫意义的故事进行翻译，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Love in a Junk：Four Cautionary Tales），这是一部结合作品翻译与文化研究为一体的汉学译述。因尚未学习中文，阿克顿决定与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宜燮（Lee Yi–hsieh）合译，先由后者将原著翻译成达意的英文，再由阿克顿根据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文化背景修饰语言，并详尽参引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既有著述作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