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丹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712082）

作为中国近代报纸开端的《申报》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该报秉持“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与毕载。”[1](P1)的办报宗旨，记录当时中国的社会变迁和近代化历程。西藏地方一直是《申报》重点关注对象，无论是1903年之前对《京报》全录式的报道形式，还是1903年后对《京报》摘录、评论、译报、外电及大量自采的内容[2]，都说明《申报》对西藏的持续关注，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一部近代治藏史。《申报》对国家在藏主权最直接也是最主要代表的驻藏官员群体的报道篇目众多，其中对奉旨查办藏事的驻藏官员张荫棠在藏期间及前后参与藏事的持续报道，更是呈现出当时驻藏官员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也将西藏问题及相关情况展示出来。

目前学界关于张荫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事改革及与此关联的事件上，而对媒体视域下的张荫棠，尤其是《申报》对张荫棠驻藏官员媒体形象的呈现与塑造方面甚少关注。仅在对《申报》驻藏大臣报道的群体研究和以《申报》张荫棠条目为史料载体的张荫棠生平、交游研究等中有所涉及，如2019年袁爱中等《旧报刊与新报刊转换视野中的驻藏大臣报道——以<申报>（1872-1911）为例》、马忠文《清季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家世、宦迹与交游》。总览已有张荫棠研究成果可知，目前有关张荫棠的研究主要关注方向较为集中，而专以《申报》张荫棠报道为研究对象，并细致分析近代媒体视域下的张荫棠驻藏官员媒体形象研究的成果较少。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申报》张荫棠报道文字的考察与剖析，结合清政府对驻藏官员的要求，分析清末民初《申报》视域下张荫棠驻藏官员媒体形象呈现与塑造及其重要意义。

《申报》对关涉西藏的大事都会有公开、连续的报道，除了一般的公文电奏、宫门抄，川藏奏牍、译闻之外，还在论说等栏目刊发大量评论性文章。这些评论性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知识分子对西藏事务的看法，表达着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其中有大量是对驻藏官员张荫棠的连续报道文字，首次报道见于1905年8月2日的《唐京卿请派张荫棠接英藏议约》记张荫棠议约藏事，至1913年3月3日《中国之蒙藏敷衍策》是最后一次正式报道张荫棠参与藏事，共计82篇①。这些报道又集中在1906年初到1909年底，尤其持续跟踪报道了两个重大事件，一是1907年到1908年清廷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始末，二是张荫棠奉命全程参与接待进京觐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申报》对当时这两件牵涉西藏时局的政治大事不遗余力的跟踪报道，既表明当时官方和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也有对查办藏事钦差大臣张荫棠的肯定，可见，张荫棠的治藏办法及功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些对张荫棠的报道文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总体上塑造了一个驻藏能臣张荫棠的媒体形象，但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

一、从《申报》文本中关于张荫棠官职称谓的不一致问题说起

《申报》中对张荫棠官职的称谓，包括张荫棠京卿、张大臣、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西藏帮办大臣张荫棠）、驻藏大臣张荫棠（驻藏大臣张荫棠钦使）、全权大臣、驻藏会办大臣张荫棠、驻藏办事大臣、（西藏办事大臣）、钦差西藏议约大臣、西藏大臣、张荫棠钦使、张大臣荫棠、驻藏副大臣②等。其中报道多次称张荫棠为帮办大臣，实为误解。《申报》1906年12月6日“电传上谕”有：“十月二十日奉旨有泰著来京当差，驻藏办事大臣著联豫补授。张荫棠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钦此。”[3]此为《申报》称张荫棠为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帮办大臣的出处。1906年12月8日，清外务部有电文《旨著有泰来京代以联豫并著张荫棠为驻藏帮办大臣电》载：“本日奉旨：有泰著来京当差，驻藏办事大臣著联豫补授。张荫棠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钦此。外寄。”[4](P1317)报道内容与电文内容完全一致。但是，张荫棠《致外务部电请代奏办事艰难情形吁恳收回成命》诉藏事之难：“顾微臣办事艰难苦衷，有不得不沥陈于皇太后皇上之前者。……唯有吁恳天恩，俯准收回成命，别简贤能，接帮办大臣之任，以免贻误。抑或由驻藏大臣联豫暂行兼署，以一事权，俾臣得以专心筹办开埠诸事。”[4](P1317)清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在回电中同意了张荫棠的奏请，并收回任命：“奉旨：张荫棠电奏悉。驻藏帮办大臣著联豫暂行兼署。所有亚东关开埠各事宜著张荫棠妥筹办理，以专责成。”[4](P1318)可知，张荫棠在藏期间行使的权利，虽基本与驻藏大臣无异，但实际上，张荫棠并未赴驻藏帮办大臣之职，而是始终以钦差大臣之名查办藏事。③究《申报》中张荫棠官职称谓混乱的原因，除西藏与内地的信息沟通不及时的缘由外，还因当时张荫棠是清廷属意的驻藏帮办大臣最适宜人选，而且，他本人也确实以钦差身份由印赴藏查办藏事。是以，当张荫棠出任帮办大臣的消息一经传出，必然被世人先入为主地将张荫棠安放于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职位上。且《申报》毕竟不是官媒，其报道难免有失误之处。而《申报》对张荫棠官职称谓的不一致，也成为后人将张荫棠直接划归驻藏大臣群体的一个原因。

驻藏大臣专指清廷派往西藏的驻扎大臣，其任期、员额、衙门驻地等皆有定制。张荫棠治藏期间并未担任驻藏大臣官职，也未长期在驻藏大臣衙门办理公务，更没能任职三年，完全不符合驻藏大臣官员任命。由此可知，张荫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驻藏大臣，而是应时局而派出的治藏特派员。④唐绍仪请辞于议约进行时，其继任者须有外交能力，又要对西藏事务诸多了解，才足以担此重任，而张荫棠正符合此要求，经其师唐绍仪举荐，由朝廷任命代替唐绍仪继续与英人议约藏事。在议约中，张荫棠展露其出色的外交才干和对藏事的独特见解，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再次任命张荫棠为钦差，由印度直接入西藏查办藏事，就近赴任也符合经济原则，有利于治藏筹藏。加副都统衔是朝廷议定张荫棠出任帮办大臣一职的加封，符合驻藏大臣任职惯例，但后应他个人要求，允其不担任帮办大臣职，而是命其为自由且权利更集中的入藏查办事件钦差，享有驻藏大臣的权利，并参与西藏日常管理，以保清廷在西藏的主权为己任。张荫棠在藏期间履行了驻藏大臣的义务和责任，无论是关注、搜集与西藏大局有关的信息，还是承担西藏地方上层与清廷之间的沟通任务，抑或肃清吏治和奉命与英印政府议约，都和驻藏大臣的职责一致。因此，张荫棠是以钦差的身份入藏查办事件，任职期间所作所为承担了部分驻藏大臣基本职责，但其身份却始终游离于驻藏大臣制度之外，这是当时西藏特殊形势下的灵活变通。英国打着通商旗号以实现蚕食西藏的目的，通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西藏各处设置商务机构，并由此派驻官员以商务委员的名义入侵西藏，企图削弱西藏与清廷的关系，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开埠通商事，就成了当时清廷和西藏地方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开埠通商专员的任命也就应时而生。张荫棠在特殊时期被清政府秉承破格重用人才的原则，任命为以办理西藏开埠通商事宜为主，统筹西藏事务的查办藏事钦差大臣，是清廷开始重视西藏的体现。

二、《申报》对驻藏官员张荫棠的报道和媒体形象的呈现与塑造

（一）驻藏能臣张荫棠媒体形象的初步呈现与塑造（1905年8月-1907年5月）

据《张荫棠驻藏奏稿》可知，从1905年9月18日接旨代替唐绍仪正式接议藏约，到1907年7月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再次议约，张荫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议约大臣、查办藏事钦差等身份参与藏事及对英外交谈判，使他对当时西藏面临的国际形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张荫棠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敏锐的政治触觉在与英印议约和处理班禅事件中得以初步展露，而之后他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总览西藏全局，详陈英人长期觊觎西藏、阴谋图藏进而图谋全中国的事实，反复申明整顿藏务、收回政权“有刻不容缓之势”。而后张荫棠提出的一系列安边治藏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藏族民众的广泛赞扬和支持，对西藏地方有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是张荫棠治藏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时期，而清政府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关注西藏，正视西藏危机，派遣有志官员驻藏统筹，张荫棠就是此时期应时而生的驻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清政府对西藏的重视。

然而，由于西藏的特殊性以及张荫棠在藏时间过短等因素的影响，《申报》并未对这一时期的张荫棠予以过多的关注，从1905年8月2日首次报道到1907年8月报道张荫棠奉旨往印度与英国再次议约事，这些报道仅呈现简单粗略、以点带面的特点。除涉及唐绍仪、有泰等人连带性的报道外，仅有《唐京卿请派张荫棠接英藏议约京师》《催议英藏条约》《查办英兵围张大臣之密使起程》《电传上谕（补授张荫棠为驻藏帮办大臣）》《电参西藏大臣》《日下新闻（驻藏大臣张荫棠电奏前藏粮台候补知县余钟麟）》《电饬慎重西藏交涉》《日下近闻（因张荫棠经手事件多，暂行搁置西藏改省事）》《中英定期会议藏事》等九篇报道。

以上九篇报道以点带面，勾勒出此阶段张荫棠的治藏轨迹，呈现并塑造出驻藏能臣张荫棠的媒体形象。这些报道先后报道唐绍仪的请旨——张荫棠在印度电覆催议英藏条约——张荫棠赴拉萨路上遭遇事件——清政府拟授张荫棠为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正式查办藏事及雷厉风行的察吏行动——清政府电饬张荫棠须慎重西藏交涉而不得草率从事——张荫棠因公务繁忙暂不能返京参加清政府因西藏改设行省召开的会议——中英拟派代表于印度会议藏事，将张荫棠两年来在西藏的行迹与大事略现于报端，为民众和读者初步呈现出张荫棠符合清政府期许的驻藏能臣形象。以《查办英兵围张大臣之密使起程》对甘波洛事件的报道为例，据《张荫棠驻藏奏稿》所载，1906年9月24日张荫棠一行抵达靖西时遭遇了甘波洛的无理挑衅，并于27日将此事奏报外务部，而《申报》刊发《查办英兵围张大臣之密使起程》的日期是1906年10月22日，时差几近一月，当属此事事关重大，又属机密，故报道较晚。细致分析和考察报道文本可知，清政府对张荫棠在挑衅事件中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在藏主权的行为是予以保护的：“未派密使之前，先有电致西藏办事大臣有泰，令其将张京卿被英兵围困之详细情形速行查办，覆以便核办。”[5]《申报》也将各界对张荫棠在西藏被围原因的猜测一一罗列：“至张大臣在西藏被围之故，或谓系查界，或谓系因张未迎接该英员，或谓系英员与张议藏事不合，莫衷一是。”[5]既是媒体对涉藏事件的关注，也凸显了张荫棠异于昔日与英交涉中一味逢迎妥协官员的难得之处。《申报》1907年1月27日有《电参西藏大臣》，报道张荫棠电参有泰溺职贪婪和清政府命有泰听候查办，有泰随员或革职查办，或永不叙用情形，是张荫棠奏章《致外部电请代奏参藏中吏治积弊请旨革除惩办》的内容要旨。此外，《申报》还报道了张荫棠对待渎职官员的不同处罚方式，1907年5月17日“日下新闻”有：“驻藏大臣张荫棠电奏前藏粮台候补知县余钟麟案招摇查明属实，拟请旨罚银六千两，充地方善举。该令以县丞降补以示薄惩。”[6]因为西藏地处偏远、自然环境艰苦，经费和人才的缺乏是西藏新政改革的最大阻碍，故据西藏当下形势而察，罪行较轻者以罚款、降职以示惩戒是恰当之举。

由上可见，《申报》通过对张荫棠最初治藏期间所涉事件和施政的选择性报道，包括治藏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以维护清廷在藏主权为己任，以西藏地方自强为目标，制定系列措施和主张等等，初步呈现张荫棠驻藏能臣形象，并成为构建张荫棠媒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真实立体的驻藏能臣张荫棠媒体形象的深度呈现与塑造（1907年8月-1908年12月）

从1907年8月报道张荫棠奉旨前往印度与英再次议约，至1908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离京期间，《申报》对张荫棠的报道更加频繁、密集，主要集中在与英国交涉通商开埠议约、力促达赖进京觐见等两个系列事件上，呈现定期性、连续性特点。

张荫棠入藏查办的主要任务是依照1906年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相关条款开通商埠，确定开埠日期、划定埠界、开埠具体安排等。在与英人交涉相关事宜中遇到众多阻碍，直接威胁到中国在藏主权，张荫棠据理力争，极力抵制，多次磋商未果，在中英政府交涉下拟定于印度再次议约。张荫棠凭借着杰出的外交才能、敏锐的政治触觉和强烈的爱国情怀筹办藏事，为中国在藏主权维护立下汗马功劳。《申报》对此重大问题自然特别关注并进行系列报道，包括《中英定期会议藏事》《江孜开埠之计画》《驻藏大臣奏保襄助会议人员》《张大臣电告会议情形》《中印大臣议商藏事》《春丕英兵撤退实信》《详纪藏印商约》《电诸速派专员会议藏事》等，还刊登了张荫棠议约期间的专电和筹藏奏稿。通商开埠议约系列报道呈现出殚精竭虑、致力维护中国在藏主权的驻藏官员媒体形象。

对张荫棠印度议约结束并于1908年6月回到北京后有关西藏的系列活动，《申报》的报道也是巨细无遗。包括回京日期、被两宫召见密谈、面奏西藏办理事宜详情、返京原因、奉旨与唐绍仪办理西藏改省事宜、陪同接待达赖喇嘛并与之商谈藏事、任职变迁等等，均一一详细报道。如张荫棠返京后蒙两宫召见事见于1908年6月24日“专电”：“昨日召见张荫棠屏退侍从，奏对至两小时之久，极为秘密”[7]、6月30日“紧要新闻”：“二十三日西藏大臣张荫棠召见两宫垂询，颇殷，张大臣将议订中英藏约一事详细面奏约二钟之久”[8]、7月3日“紧要新闻”：“特召张荫棠回京，该大臣已于……赴颐和园觐见”[9]三则报道，凸显清政府对藏事的关注和对张荫棠查办藏事的首肯。另外，《申报》报道提及张荫棠对达赖进京事的看法，如1908年7月14日“专电”有：“张荫棠面告军机大臣宣召达赖进京于藏事大有裨益，以速为妙”[10]，这是他在深入了解西藏内情外势的前提下，对当下局势做出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说达赖喇嘛入京觐见是由他一手促成的。张荫棠驻藏后期，曾数次电奏朝廷，希望同意达赖、班禅的觐见请求。《致军机处外务部电请代奏达赖班禅同请入京陛见》申明理由，一为怕英人趁达赖班禅不合挑唆生乱，一则希望达赖班禅能合二为一，冰释前嫌。即使在清廷下旨暂缓来京后，他仍认为令其陛见，则“主国名义愈见巩固”[4](P1325）。《致军机处外务部请饬达赖回藏》中说“现在英兵既撤，似应请旨饬达赖回藏，以维我主权而慰藏情”[4](P1410），《致外部电请谕饬达赖回藏》中述“观察情形，达赖回藏，藏民当能相安”[4](P1418），认为现在藏事初见端倪，应该让滞留在五台山的达赖及时返藏，有利于维护中国在西藏主权和稳定西藏局势。张荫棠初到西藏筹谋藏事，准确把握形势，电奏清政府令达赖暂缓回藏，认为此时达赖返藏会使藏事更复杂，⑤应抓住时机尽快督办藏事改革具体事宜，将主动权掌握在朝廷和驻藏大臣手中才是首要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张荫棠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认为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让达赖返藏，“以慰藏人之望”[4](P1412）。1908年达赖再次奏请让入京觐见，朝廷多次商讨后予以准奏。《申报》跟踪报道了达赖喇嘛觐见过程及前后情形，从是否强召达赖入京事商之张荫棠到议派张荫棠往五台山迎接达赖、派达寿张荫棠接待到京之达赖喇嘛、列席军机政务两处与达赖会议磋商藏事等等，从这些报道文字中见朝廷对张荫棠查办藏事的认可与肯定。

这一阶段的报道中，还穿插着多则张荫棠离藏返京不再赴藏的报道。《申报》1908年6月28日《张荫棠留部消息》：“西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此次来京系为中英藏约事宜，闻大臣有留外务部当差之信，即不再回西藏。”[11]此报道于张荫棠初回京之时，当不是空穴来风，张荫棠于6月返京后，当确实有意留任外务部。之后的报道和事实也为明证：《申报》1908年7月17日“电”：“张荫棠以藏事危急，不愿再往，运动留京。”[12]7月22日《张荫棠不愿赴藏》再次谈及此事：“张荫棠以藏事异常棘手，拟留京不往。……仍欲令张前往，故张日来极力运动留京。按刻接电传上谕张已补授外部右参议，大约已达留京之目的矣。”[13]虽报道有主观猜测之嫌，却也合乎情理。这一时期的《申报》多次报道张荫棠在外务部的升迁情况，如1908、1909年连续报道“张荫棠著补授外务部右参议”，“张荫棠着署理外务部右丞”，“张荫棠候补四品京堂”，“军机处商议外部侍郎一缺提及邹嘉来、梁士诒、张荫棠三人”，“张荫棠以外务部左右丞记名请旨简放候补四品京堂”，“上谕外务部左丞著张荫棠署理”，“上谕外务部左丞著张荫棠补授”等都表明张荫棠在外务部任职几成定局。外务部是1901年改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来，班列六部之首，是当下清政府最炙手可热的部门，张荫棠与外务部众多官员交往甚密，加上他出色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已然得到朝廷和外部各官员的认可，故他想要留任外务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返京后，朝廷肯定张荫棠驻藏期间的出色成就，对其颇为倚重、信赖，著张荫棠全程参与接待达赖和与之谈判的任务，还令其妥筹治藏办法，并多次申明让他随达赖一同返藏，继续查办藏事，但最终张荫棠确实没有再次返藏。从现实比照印证，可知《申报》新闻报道的来源还是较为可靠的。从有关张荫棠返京不再赴藏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张荫棠是否再次赴藏，虽是自我抉择，却也因朝廷用人制度混乱所致。张荫棠驻藏生涯自此终结，然其善于处理藏务，致力维护中国在藏主权的驻藏官员媒体形象留存于历史，也为其他驻藏官员提供了可资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但翻检相关史料文献，并未有张荫棠就此不愿返藏的记载，因此更显《申报》此类报道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考察张荫棠不愿返藏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经过数年对英交涉和西藏实地考察，张荫棠对藏事的筹谋可谓愈见成熟，善于抓住时机和优势。但议约过程的举步维艰，朝廷和西藏形势的复杂多变，张荫棠对西藏的严峻形势和筹藏之难也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二是人事关系的复杂，如有泰的诽谤，联豫的排挤，朝廷的训诫，藏事改革的难行，议约的反复，英印政府的无理指责，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荫棠对查办藏事有了退心；三是个人身体原因，张荫棠高原反应严重，在藏期间身体一直抱恙，有泰曾言：“张憩伯身体亦不见好，多喘”[14](P680），“闻弓长病甚重，已不能理公事云云”[14](P691），张荫棠自己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中说“咯血日剧”[4](P1328），在《致外部丞参函述筹藏详情及参劾番官原委》说“棠自抵拉萨，患咯血气喘，日食虚粥半瓯，夜不成寐”[4](P1359）。结合《申报》对张荫棠不再返藏的一系列报道的分析，可以见出驻藏官员张荫棠更真实、全面、立体的形象。

（三）驻藏能臣张荫棠媒体形象的补充呈现与塑造（1909年之后）

张荫棠由于个人意愿及其他原因返京后未再赴藏，而是改任驻美钦使。1909年赴美后，因工作重心转移，张荫棠几乎不再牵涉西藏事务，《申报》的报道也由其涉藏逐渐转向其使美。但是，由于张荫棠治藏期间的筹藏策略和功绩得到了清廷和朝中要员的认可，《申报》在之后的筹藏工作报道中，仍多次提及张荫棠，被认为是极了解藏中形势之人，清廷还是认为他可任筹藏要职。例如，《申报》1909年12月5日“京师近事”：“（理藩部）拟在部内设蒙藏事务所一处，……唐绍仪、张荫棠、伍廷芳则可望简任会办藏政大臣”[15]；1910年7月4日“电”：“摄政王以藏事棘手，欲派重臣往驻，世中堂保荐唐绍仪，庆邸亦力言唐能胜任，王谕恐其办事任性，庆邸又保张荫棠……”[16]；1910年8月6日《驻藏大臣更动原因》：“……又闻继其后者为驻美钦使张荫棠……均将列保。”[17]

及至民国时期，袁世凯对张荫棠治藏能力也一直持认可态度，如《申报》1912年4月4日：“大总统以蒙藏问题极关重要，前日特与边事股诸幕僚会议收抚办法，据大总统之意，以前驻美外交使张荫棠曾两任印藏划界事务，该地情形颇为熟悉，拟派充蒙藏行政使，以期联络闻已电，张迅即回国矣”[18]。在后世所编《最近官绅履历汇编》和《民国人物大辞典》里，有关张荫棠的条目有“西藏办事大臣”[19](P145)和“辛亥革命后，任西藏办事大臣”之说[20](P968)，前者将此职列于张荫棠任职经历中的驻美公使后，参政院参政前，大约为1912年或者1913年，后者直接交代是张荫棠辛亥革命后的职务。然而张荫棠自1907年离藏之后，便未有史料显示他再次前往西藏供职，故应为只有任命，而张荫棠并未赴任就职。除此外，袁世凯还电询张荫棠针对目前形势有何治藏良策，《申报》对此也有报道。《申报》1913年3月3日《中国之蒙藏敷衍策》：“……袁总日前曾电致驻英代表张荫棠略谓该代表驻藏多年深悉藏事，现在对藏方针应如何施行，希即速覆，以备采择。日昨张荫棠已将藏事详细条陈电覆政府，探其内容，大致分两种手续：（一）对英政府当根据《印藏新约》，速向英使交涉，此时英廷对藏方针尚持稳健主义，若失此时机，必噬脐无及。（二）对藏政策多一羁縻，徐图改良，英俄方面由民国直接交涉，务使达赖顷心内向。所陈各节极为中肯，大总统颇然其议。”[21]此条报道内容涉及张荫棠晚年的筹藏驻藏策略，代表了他晚年对藏事的关注和思考，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对于研究完整的张荫棠驻藏官员形象构建提供了重要凭证。可见，张荫棠对藏事的关注度并未因其离开西藏不再筹办藏事而削弱，他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对藏事有了更深切的认知，可惜的是，这些措施和之前的新政命运相同，都不了了之。这一时期的张荫棠涉藏报道巩固了此前塑造的张荫棠驻藏官员的正面媒体形象，也从侧面见证了清末民初西藏危机的升级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变迁，民众可以多角度更深层了解到西藏问题的严峻性。

三、余 论

《申报》系列报道呈现出一位熟悉藏务并为筹藏鞠躬尽瘁的新时期驻藏官员形象，张荫棠两次参与英印政府议约西藏，并通过奏稿详陈其整顿藏务以维护中国在西藏的国家主权和抵御外侮的一系列主张,是后来西藏推行新政的基础和纲领，对西藏地方乃至全中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但是，史书对张荫棠筹藏功绩的记载略显单薄，例如《清史稿》中仅有数条关涉张荫棠筹藏事宜，其余史料文献较少提及。世人了解张荫棠治藏情形除官方文献，则多是通过他驻藏时期的奏稿电文等窥视其人其才，却忽视了《申报》中有关张荫棠涉藏报道。故《申报》对张荫棠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张荫棠奏稿和史书等的记载缺失，与驻藏奏稿、史书互证，共同构建出张荫棠驻藏官员形象。

综上所述，张荫棠筹办藏事的核心思想是对外维护中国在藏主权，对内改革藏事，以图自强，并以此为原则，筹办一切藏事。《申报》对张荫棠的报道文字，既能完整地呈现张荫棠驻藏期间，以及前后对藏事的筹办和关注，也展现了当时清政府和国人对张荫棠及西藏的态度和看法，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注 释]

①《申报》“张荫棠”条目共有151条。

②“驻藏副大臣”张荫棠1908年回京后，清廷决议简派时为外务部侍郎的张荫棠为驻藏副大臣，后未果。

③张荫棠是否为驻藏大臣一说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代表性的有：马忠文《清季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家世、宦迹与交游》《学术研究》（2019年第6期），康欣平《清廷选择张荫棠查办藏事原因探微》《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曾国庆《论清季驻藏大臣张荫棠》《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等等。

④张荫棠任职初期经历与唐绍仪当初如出一辙，《时报》1904年11月18日《拟派唐京卿前往西藏专办善后》（京师）（政界纪闻）：“前放唐少川钦使赴西藏重订藏约一节，兹探悉政府已与驻京英钦使商订，俟签押后，即派唐钦使赴藏专办善后事宜，以保主权而符名实。”

⑤亚东税务司韩德森在《韩德森为报印度新修通往春丕谷两条路及江孜地区不安宁难以开展贸易等事致赫德半官方性函（1904年9月3日第1号）》：“达赖喇嘛被暂时废黜，俗人等皆感忧虑不安。一旦达赖喇嘛重返拉萨，必将再度引起麻烦。”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9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