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峤 朱蓓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敏感问题。日本深知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其对台战略认知和涉台言论却往往不顾及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在处理对台关系过程中经常性违背中日之间业已建立的互信，单方面凭借自身和其首要盟国——美国个体利益观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制造摩擦。

2021年4月16日，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谈。会后，日美发表联合声明直接提及台湾问题：“我们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自1969年尼克松与佐藤荣作会谈以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这一共同声明本身反响巨大，足以引起警惕，更应该注意的是，共同声明前后，日本频繁在对华关系上做出消极举动，各部门密切联动，多次恶意炒作台湾议题。对此，我外交部已作出严厉回应，指责美日联合声明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无视历史经纬，罔顾事实真相。

一般认为，一国对外政策建立在其对目标国家（地区）的认知基础上，日本对台政策也应主要建立在其国家安全认知和地区政治抱负之上。但是，考察历史不难发现，战后日美同盟的特殊性质才是日本对台政策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从联盟起源来看，日美同盟的建立源自战后两极格局的迅速形成，由于联盟的完全不对称属性，日中框架捆绑于美国东亚政策;从联盟发展来看，由于美国对中政策的改变以及日本在日美同盟中自主权的增加，对台政策已逐渐成为日本促进联盟管理、解决联盟困境的“棋子”和“工具”;从日美同盟发展来看，日美双方已逐渐完善同盟架构，构建所谓的“双边联盟政治典范”，就台湾问题而言，双方已达成“利用”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共同推进联盟战略意图的共识。本文认为，此次“日美新台湾条款”事件和近期日本政府涉台言论均根植于日美联盟政治框架，其深层政策逻辑来自面对日美共同界定的“外部威胁”，两国在“善意试探”基础上作出克服联盟困境，共同推进联盟战略的政策选择。

一、近期日本政府涉台表态

2021年4月16日美日首脑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两国首脑就台湾情势的现状表达共同的担忧，这一共同声明被称为继《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尼克松——佐藤荣作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1978年《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中的“台湾问题”以及冷战后《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中的“台湾问题”后的“日美新台湾条款”。值得关注的是，在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政府各部门，自民党首脑均积极发声，为日本对台政策背书。相关事实如下：

1.防卫省。防卫省是就“联防台湾”和加强“日台防务关系”表达意愿最为积极、最为直接的日本政府部门。今年3月16日日美“2+2”会谈，双方就声称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不测事态”表达关切，并称会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密切合作。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也先于日美元首会谈强调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随后，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分别在自民党议员会议、与澳大利亚防长电话会谈、第八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务小组委员会在线演讲时大谈台湾问题，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称“如果台湾赤化，形势将發生重大变化”。最应该注意的是，7月13日，日本政府敲定发表了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明确写入“台湾局势的稳定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首次将“台湾”部分从“中国”章节抽离，列入新增的“中美关系”部分专门介绍。9月7日，岸信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台海两岸军事平衡总体上朝有利于大陆方向发生变化，台湾局势稳定对日本安全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鉴于日本新一届政府内阁于10月正式组建，岸信夫继续留任防卫大臣，防卫省对台政策延续性将得到有效维持。

2.外务省。外务省在涉台问题上的态度与防卫省形成联动，但政策转向态度、对台海形势的关切也已相当明确，只不过相较防卫省其涉台态度相对模糊。日本前外相茂木敏充在4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对中国军力、海洋活动以及涉港涉疆政策等内政“表示关切”。新版《蓝皮书》中中国被提及273次，有相当篇幅涉及中国台湾问题，但依旧将台湾定位为“极为重要的伙伴”“重要的朋友”。“台湾”被巧妙地藏在中国、蒙古等国那一章节当中，且副标题层级上是与中国、蒙古国、东南亚各国并列的。5月21日，茂木敏充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中国，声称西方七国（G7）外长会议中各国外长就“中国的行为有可能扰乱国际秩序”达成一致，并称在G7外长会议中首次谈及中国台湾相关事宜。此外，台湾于9月22日正式递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申请，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表达了肯定的看法。

3.首相、副首相、官房长官。日美首脑会谈以来，前首相菅义伟、首相岸田文雄和前副首相麻生太郎也多次发表不当涉台言论，体现涉台政策转变意向，主要方式是借“口误”或“假设性前提”碰瓷台湾的地区属性和一个中国原则，模糊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区别。同时，由于国家元首的敏感性，无论是菅义伟还是岸田文雄，都注意避免对军事介入台海冲突明确表态，“模棱两可”是其共同立场。访美返日的菅义伟在国会与在野党党首辩论时声称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三国”的防疫措施严格限制公民私权利。在G7峰会上，菅义伟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10月，新上任的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众议院代表质询中称，将维持与“台湾”“非官方的实质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作和交流”，将持续关注台湾局势。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上宣称“台湾局势正变得极其紧张”，大陆“入侵”台湾可能被视为一种存亡威胁，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果（台湾）发生重大事件，如果又涉及危及生存的情况，那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和美国必须一起‘保卫‘台湾。”当然，作为首相官邸的发言人，日本官房长官一直扮演着为首相灭火的角色，就“中国政府反对日美联合声明提及‘台湾”一事，前官房长官加藤表示“将通过与中国的坦率对话传达关切，同时强烈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的基本方针与姿态没有任何变化”，并敦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遵守规则，不要辜负国际社会的期待”。对菅义伟称“台湾”为“国家”，加藤回应与“台湾”之间关系一贯维持非政府间实务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表态与日本的一贯看法一致，把台湾视为“地区”。此外，加藤还以台湾发生事态是“假设性问题”为由避谈麻生太郎关于美日共同防卫台湾的言论。

4.民意调查。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民意调查，日本民众赞成台湾海峡安全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比例高达74%，反对的只有13%。

不难发现，日本2021年以来开始对台湾问题表现出高度的紧张感，利用各種对外场合宣传其台湾政策转向，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其意图和政策逻辑值得分析研究。

二、日本对台政策转向的自身战略意图

安倍政府时期，特别是2016年民进党上台前，日本鉴于与马英九政权的对立性，虽然对台政策已经展现出一定的进取性，但主要仍以经济合作为依托、民间交流为杠杆，主要表现仍然贯彻“以经促政”“以民促官”方针，并未在台海安全领域过多触及中国核心利益。

2016年以后，随着台湾民进党政权的上台，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展开，日本开始以中国正在尝试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和危害亚太安全局势为借口，将台湾问题列为其安全保障政策需要考量的热点。日本从那时开始希冀拉拢“台湾”进入亚太区域内的“反华包围圈”。

但是跟之前的内部动作不同，2021年以来日本开始公开宣传其对台态度转变，主要是依据以下战略判断：

一是“台湾”蔡英文政府与大陆的对立，民进党治下台湾岛内独立意识的增强会造成台海形势的紧张对立，从近期大陆方多次对台军演和频次增多的台湾海峡方向军事前出行动来看，这无疑对日本认为的地区安全、海上航线安全稳定造成影响。

二是日本判断中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望与“统一台湾”有必然联系，鉴于中国对实现伟大复兴各步骤的时间表出台，日本认为虽然对中国而言“一国两制”是完成对台湾的统一的最优手段，但如果台湾发生异动或者时间表时间临近，那么武力统一也是中国必然会行使的政策选项。

三是当前中国大陆的军力发展已经形成了对台的压倒性优势，且对美国等可能武力干涉台海形势的拒止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甚至美国印太司令部退役司令也宣称西太平洋形势已呈现出不利于美军和日美同盟的趋势。

四是中国一向主张，钓鱼岛在地理上不是冲绳的一部分，而是台湾地区的一部分。因此日本判断，中国如果武力进攻台湾地区，极有可能同时采取夺取钓鱼岛的军事计划。

五是中国武力进攻台湾地区的军事设想中，一定会考虑到驻日美军基地的牵制作用。日本判断中国也会制定攻击驻冲绳美军基地的作战计划。由此推论，“台湾有事”同时也意味着“日本有事”。

六是为预防“台湾有事”造成的“日本有事”，日本需要在西南方向加强军事准备，“2+2”会议上，美日防长就“美军驰援台湾时日本如何提供支持”这一非常敏感的议题进行商讨，日媒指出岸信夫在会上提议“增派人员”，以便在台湾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够提供支持。

可以发现，“台湾”对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也就是说，作为东海和南海中间的节点，“台湾”如果和日本处于敌对状态，对日本的海上航线将形成重大威胁。这一观点甚至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存在，当时山县有朋就曾提出对日本国家防卫来说“主权线”和“利益线”都需要维护的主张，这个“利益线”一直以来就包括台湾。

因此，鉴于当前亚太局势，力量对比发生的改变，日本为维护其重要海上航线节点安全，为避免钓鱼岛、冲绳乃至日本本土受到“台湾有事”的牵连，明显开始将对台海政策向安全领域倾斜，这一转向意图是将台湾问题与东海、南海问题“扣”在一起，与日本军力整备计划“扣”在一起，与日本解绑宪法限制、谋求正常国家意愿“扣”在一起。

三、日本对台政策转向在日美同盟视角下的政策逻辑

虽然日本对台政策转向基于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和政治意图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但因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一问题上触碰业已成为全球性大国、综合实力远超日本的中国国家利益“红线”，所需要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显然是现今日本一国体量和能力所不具备的。根据现实主义原理，当一国能力与意图不相匹配时，其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必然更多地受到能力的制约。[1]因此，真正促使日本各政府机构乃至民意基础涉台言论和政策指向发生转变的底层推动力，必然来自对其能力的“加成方”，同时也必然是同其战略意图的“契合方”。现实来看，这一推动力就是日美同盟。由日美同盟政治带来的区域能力均衡，结合美日两国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指向，这一契合不仅克服了日美同盟在冷战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系列困境，也促成了联盟战略选择和行为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才是日本对台政策转向的底层逻辑。

战后历史，这一底层逻辑一直主导着日本对台政策选项：

1.战后初期。驻日美军在《日美安全条约》中加入“远东条款”，为从日本本土出击“台湾”等地寻找法律依据。联盟理论认为：“小国缺乏足够的实力来明显地影响联盟的总体实力状况，在面临日益上升的军事威胁时也没有什么动力来增加军事开支。但是，完全免费地搭车是不太可能的。当面临被抛弃、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和政治边缘化的处境时，弱小国家将会变得顺从。”[2]这一时间段，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处境和地位甚至还不如“楔子战略”中被大国拉拢的小国，因此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可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日本政府要求废除“远东条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后，日本能做的也仅是谋求与盟国美国建立一种“事前协商机制”，以限制驻日美军任意出击台湾等地的权力。[3] 这一时间段，对美外交即日本对外政策的全部，也就是说，日美同盟初期，由于联盟的完全不对称属性，“日台”、日中框架完全捆绑于美国东亚政策，美国的对外战略即为日美同盟的联盟战略。这也可以解释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地区的“政府承认”问题。

2.中美苏大三角时期。尼克松时期开始，鉴于全球冷战局势的转变，美国开始寻求对中接触政策。在敏锐地捕捉到中苏分裂迹象后，美国对中苏同盟采取“楔子战略”，有选择地拉拢中国，坚定地反对苏联，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逐步形成。伴随而来的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作用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中美接触曝光后，日本国内充斥着被联盟“抛弃”的怨气，其联盟策略也开始从“追随强者”向“制衡威胁”转变。联盟政治中，制衡的目标是保障自我生存和已经拥有的价值，制衡源于避免损失的渴望。也因此，日本先是在1969年为换取美国归还冲绳，在台湾问题上危害中国利益，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亦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最重要因素。”[4]后又为进一步为绑定同盟体系，与美国签订《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不仅确认了“远东有事”的范围包括台湾，还就在“远东有事”时为出动美军提供方便达成协议。

3.冷战后。冷战后，主要战略对手的消失，世界“一超多强”局面的产生使得美日同盟的目标和属性均发生了改变。从联盟政治角度，日美同盟属性逐渐从传统“硬实力”为主的“指挥性”联盟逐渐向“软实力”为主的“同化性”联盟过渡，日美同盟的目标也逐渐从制衡主要目标国向维护地区安全秩序方向转变。双方均认为，虽然冷战的紧张对峙已经结束，但地区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因此日美安全体系的主要课题变成对付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不稳定局势。此时间段，日本也逐渐开始借助对地区热点问题的介入（主要是增加对美军援助的承诺）加强联盟管理，追求一定意义上的联盟对称性。日本在1995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周边地区”概念，在“台湾”等区域安全问题上对美国承担更多、更具体的军事义务。

4.21世纪。对日美而言，21世纪最大的变化来自中国的快速崛起，因此，日美双方都有意加强同盟政治从而应对新的战略对手。21世纪初期，日美双方及同盟整体一方面加强对中“接触”，一方面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近年来，日美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均加强了对中“制衡”，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发布以后，对中战略遏制已成为双边同盟共识。但是，日美双方就加强联盟的期望和途径時而产生分歧。美国一方面督促日本加强对联盟的安全贡献，一方面希望继续维持非对称性联盟实质;日本一方面追求在联盟中的对称性匹配，一方面又在“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中无限纠结。因此，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时而成为日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双方均利用台湾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互相试探联盟诚意;时而又成为加强联盟凝聚力的信号和推力，双方利用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共同推进联盟整体的地区安全战略意图。

总体而言，二战后日美同盟中的涉台政策具备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在日美双方就对台安全选项的双边协商是一个延续性发展的过程;二是鉴于日美同盟双边力量的不对称性，协商过程中美国较为主动，日本较为被动，但日本的主动性也在逐渐增强;三是日本从战略和安全领域构建干涉台湾问题的意图和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随着日本在同盟中主动性的增强，日本也想进一步利用同盟的涉台机制谋求“正常国家化”，在军事上成为“普通国家”，发挥更大的国际军事作用。日本认为自身是世界上除美国外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武力干预台湾安全事务的国家，也有意将台湾问题继续作为日美发展安全关系的动力之一。

四、下一步日本可能的政策选项

可以判断，此轮日本对台政策转变仍在进行当中，虽然具体趋势的急缓可能会受到10月以来的首相更迭、内阁重组影响，但其战略指向和推动这一转变的底层逻辑却已显露得相对清晰。因此，可以判断日本下一步的政策选项应该包括：

1.加速军事力量建设是必然选项。日本自身的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和深化日美两军防务合作两方面都可以间接为“台湾”防卫提供威慑。为此，日美可能会联手制定“台湾”有事时的共同作战计划，针对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情势，持续进行兵棋推演及联合军演，组织类似于防卫钓鱼岛的共同训练和演习，同时可能会加强日本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部署，以应对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事实上新版防卫白皮书已经有类似计划出台。

2.加速地区遏制中国圈子形成是长期政策。日本会积极鼓动“台湾”加入这个圈子。通过持续渲染中国武力改变现行秩序，加强与周边国家乃至域外国家的军事联合。有可能在多边军事联演联训场合邀请“台湾”参加，加速与“台湾”武装力量的融合。

3.预备出台日版《对台关系法》。日本政府已开始正式讨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所谓“突发事态”时日本自卫队活动的相关法律运用，就所谓“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日本遭受直接攻击的“武力攻击事态”等状况及自卫队的作用进行梳理，力图加强必要的防卫能力。中近期内存在仿效美国订立日版所谓《台湾关系法》的可能性，以此来突破对台军事关系特别是军援军贸和人员培训方面的限制。

4.在经济、高科技产业方面加大对台扶持。日美均认为，帮助“台湾”摆脱对大陆地区的经济依赖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日本政府业已针对台积电在日本设立先进材料研发中心给予补助，推动“台湾”相关技术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8.

[2]RINGSMOSE，JENS.Paying for Protection.Denmark'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Cold War[J]. Cooperation & Conflict， 2009：73-97.

[3]刘世龙.日美安全体系与台湾问题[J].外交评论， 2013（1）：110-125.

[4]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密約と虚構の五〇年[M].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2：146.

〔本文为2021年全军军事理论科研计划项目“新时期基于积极防御理论的国家海外利益军事保护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汤文峤：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军事外交教研室主任，讲师;朱蓓：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军事外交教研室讲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