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莹

2021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趋于缓和，但由于变异病毒的扩散，近期部分国家感染病例再度上升。2021年7月下旬国外变异病毒由南京禄口机场输入国内，再次提醒我们全球疫情短期内不会彻底结束，中长期还可能会出现间歇性暴发风险。受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全球价值链遭受巨大冲击，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比以往更加突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江苏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大省，应主动应对全球贸易形势变化的中长期影响，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加快培育外贸新特色和新优势，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全球疫情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

近年来发达国家全球化逆流倾向引致的全球供应链重构和全球价值链收缩，以及2020年以来全球贸易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共同作用，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球贸易受冲击后缓慢恢复，货物贸易反弹速度快于服务贸易。由于疫情暴发同时对国际需求和供给造成冲击，2020年全球贸易额下降9%，其中货物贸易下降6%，服务贸易下降16.5%。2020年上半年贸易额受影响最为严重，其中第二季度贸易额降幅超过20%（见图1）。之后由于货物贸易的反弹，全球贸易在第三、四季度开始复苏，但服务贸易增速仍低于平均水平。随着全球疫情形势逐步趋缓，并且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财政刺激政策，2021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延续了积极趋势，预计下半年仍可保持较快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21全年贸易额将增长约16%。

从行业发展看，2020年三季度以来，与疫情需求相关的行业（如制药、通信和办公设备）贸易持续反弹，至2021年上半年，矿产和农产品等多数行业贸易也在增长。相比之下，能源和运输设备等行业的国际贸易仍低于平均水平。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由于航班停飞、旅馆和其他与旅游有关的服务关闭，旅游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发达经济体贸易受影响程度较大，中国贸易反弹带动全球复苏。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數据看，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均超过10%，其中美国和欧盟在疫情发生后份额略有下降，而中国在2020年第一季度经历短期下降后，从第二季度开始份额明显提升（见图2）。同时，东盟地区贸易份额也在疫情后略有提升，印度则呈现先下降后回升态势，日本和韩国份额变化不大。在贸易增长速度方面，美国、欧盟和中国在疫情前差距不大，但疫情后美国和欧盟受冲击明显，贸易跌幅在2020年第二季度均超过23%，直到2021年第一季度才重回增长。而中国自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实现正增长，2021年上半年增长率进一步提升至27%。

全球需求下降迫使缺乏竞争力的供应商退出全球市场，同时使最具竞争力的供应商在复苏过程中逆势增长。疫情期间，中国、越南、瑞士、土耳其和中国台湾的出口表现相对较好，而南美、非洲、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出口表现相对较差。中国由于更快、更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扩散，并且扎实推进“六稳”“六保”以及复工复产工作，抓住了全球对疫情相关产品的旺盛需求，因而实现更快速地反弹，也带动了全球贸易的逐步复苏。但是，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国通信设备和办公设备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削弱，越南、泰国和中国台湾相对更好地抓住了这些行业的增长需求。

跨国公司调整供应链运营策略和模式，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近年以来，美国政府担心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落得下风，开始通过增加关税等国家干预的方式，对来自中国的供应链进行阻断和拆解。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主要源于制造业跨国公司利用全球网络做精益和及时到货生产，贸易摩擦加剧会驱使跨国公司调整和重新布局其供应链运营策略和模式。跨国公司在加快供应链区域化和替代化建设、提升供应链安全性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构。

然而疫情发生后，中国对世界贸易平稳恢复的贡献，反而凸显中国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从美国对外贸易走势看，贸易摩擦后美中贸易额自2018年底开始下滑，而同一时间美国与印度、东盟的贸易额迅速上升，也表明部分供应链开始从中国向这些区域转移。但疫情后由于中国生产线更迅速、更稳定地恢复，使得对美一部分供应链和产能又回到中国，美中贸易额增长速度也超过其他地区（见图3）。从欧盟外贸走势看，疫情前美欧贸易更为稳定，但疫情后同样是来自中国的贸易增长高于其他地区。可见，疫情冲击下中国供应链体现出强大竞争力。但从长期看，中国贸易的反弹式增长不会一直持续，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风险依然存在。

发达国家强化贸易保护措施，引起全球价值链收缩。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上届政府的对华关税政策，同时还联合其盟国强化对中国的价值链封锁，妄图从产业层面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质性打击。一方面，通过加征关税改变消费需求，进而影响生产者收益，以加速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由中国转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鼓动高新技术企业撤离中国，推动所谓中美科技“脱钩”，同时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阻止中国对其关键企业的并购，以实现对中国价值链中高端的打压。从美国和中国数据看，近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比例已经控制在比较低的份额（见图4）。而在受疫情冲击之后，部分发达国家也开始认为在关系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重要领域，需要拥有完整产业链条，才能在危急时刻掌握主动，一些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本国企业、重点产业回迁本土。

但从实际来看，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特别是此次疫情中，中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对全球贸易的支撑，凸显“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具备的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因此在全球产业链中“去中国化”是不具备现实基础的。而且，对全球产业链的人为干预和加强本国生产能力的自给自足，实际上并不能增强本国供应链的安全性，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冲击，而只有全球各国共同努力，分散风险，加强协作，全球化产业链才更具有韧性和稳健性。

数字经济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数字贸易正在改变传统实物贸易。近年来，数字技术和数据流动逐步成为连接全球化的新动脉。疫情发生后，中间品流动、国际投资流动、国际人员流动等受到很大限制，更加激发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活力。疫情期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占全球服务贸易的份额从2018年和2019年的约10%增加到2020年的14%。而且，包含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服务、信息服务、视听和相关服务在内的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占比已超过52%。

可以预见，数字经济还将通过重塑全球化主体、重构竞争格局和调整全球收益，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数字化正在重构价值链分工体系，数字技术提高了无形资产在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同时低附加值服务的商品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共同作用进一步改变价值链“微笑曲线”。数字化正在改变全球化产业竞争格局，专而优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非传统制造业、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甚至个体创业者都可能成为竞争格局的新生力量。数字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全球化缺陷，信息不对称的消除、供应链网络单元扁平化和多边平台的调整，将弥补全球化网络的脆弱性，有利于缓解全球化收益的不平衡和实现包容增长。

贸易格局变化对江苏外贸发展的影响

疫情发生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江苏在202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6%的基础上，2021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进一步增长19.9%，保持了较好增长势头。但从中长期看，疫情继续冲击叠加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强化的保护主义，可能对外贸平稳发展产生明显影响。

外需有望保持增长态势，但货物贸易顺差将面临下降趋势。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不同地区生产恢复进度不一致，会引起进出口需求变化。一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需求仍然强劲。部分发达国家为应对疫情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加上美国库存周期和地产周期处于上升趋势带来的外溢效应，使得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仍存在缺口。二是部分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对产能的依赖会减弱。这些地区疫情好转后，疫情期间增加的一部分产能可能会回流到国外，2021年二季度江苏对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已开始出现回落。三是货物贸易顺差面临下降趋势。一方面海外材料、设备、零部件等供应价格增加，进口额可能增长较快;另一方面当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以及2021年7月南京市新一轮疫情，会抑制部分产品的出口供给。

传统服务贸易受损较为严重，新兴服务贸易发展将助推结构升级。由于人员等要素国际流动受限，传统服务贸易一度受到严重冲击，但也给新兴服务贸易带来发展机遇。一是服务贸易进出口明显受损。2020年，全省服务贸易恢复速度弱于货物贸易，南京和苏州两市全年服务贸易额合计下降1.9%，其中旅行服务受损最为严重，而2021年上半年全省传统服务贸易及制造业相关的服务贸易有所回暖。二是服务贸易结构高端化趋势加快。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新兴服务增速较快，正在成为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同时ITO、BPO、KPO等新型服务外包正快速增长，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生物技术研发外包正在实现突破。三是数字化发展为服务贸易注入强大动能。数字技术引领下的“宅经济”“无接触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跨境电商、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新兴服务贸易行业迅猛增长，数字服务需求还将延伸至其他服务贸易领域。

供應链瓶颈仍难缓解，外贸企业运营成本明显提升。由于全球供应链中的部分地区生产恢复较慢，加上一些国家仍在强化人为干预，因而供应链瓶颈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一是中间品供应问题短期内或难以缓解。目前计算机、电子及光学、汽车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基本金属制造等行业产品的海外供给，多数处于历史平均水平的65%—90%，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放慢。二是大宗产品价格上涨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南美等大宗商品资源国仍受到疫情困扰，同时欧美刺激政策提升了市场对大宗商品的价格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要持续处于高位。三是国际运输时间和成本提升较快。海运效率降低、运费居高不下已明显压低中小企业利润，江苏很多企业的库存周期明显增加，供给冲击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新兴产业发展面临打压，而倒逼效应有利于企业和地方转型升级。美国的打压和封锁虽可能影响部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竞争力，但对产业转型发展来说也同时存在积极因素。一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发达国家直接的投资限制政策或间接管制手段，将阻碍相关新增投资流向江苏，而且会加大江苏省内部分产业外移的风险，使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脱钩难题。二是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将成为贸易保护的高发领域。发达国家出于对我国在数字技术革命中“弯道超车”的担忧，正实施以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实施出口限制，会增加江苏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三是有利于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从积极因素看，疫情和经贸摩擦形成的倒逼效应也有利于促进江苏企业加快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而且在土地、环境等资源趋紧情形下，部分产业向外转移也为地方转型发展特别是培育高端产业链、引入新动能释放空间。

提升江苏外贸应对能力的相关建议

为更好地应对世界贸易格局变化的深远影响，江苏应紧盯率先建成开放强省的目标不动摇，主动应对新挑战，积极把握新机遇，加快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推进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交融落地，构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加快结构升级，提升对外贸易发展引领力。在切实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新型贸易发展创新、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中有重要影响的贸易稳定。一是加快新型贸易发展和创新。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打造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公共海外仓，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相融合。推动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发展，探索专业市场国际化创新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离岸贸易，带动金融开放创新，增强全球供应链集成管理能力。二是推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优化出口结构，提高一般贸易、高附加值贸易、自主品牌、重要中间产品的出口比重。主动扩大进口，增加适应居民消费升级需要的高品质消费品进口，扩大进口国内较为稀缺的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核心资源。三是推动市场多元化布局。持续深耕欧美发达经济体市场，拓展RCEP成员国市场，扩大“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支持企业利用展会和线上交易平台开拓市场。

加快优势培育，提升新兴服务贸易创造力。把握疫情后新兴服务需求增加的机遇，推进现代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提升新兴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一是培育服务贸易新优势。大力推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发展，加快服务外包向各行业深度拓展，促进ITO、BPO、KPO等新型服务外包发展。积极打造服务贸易公共平台，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创新发展。二是大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利用好跨境电商平台，发展大数据营销、电子支付、网络广告等数字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能力。挖掘具有“零接触”特征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广泛应用移动互联技术，拓宽线上服务贸易边界。三是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信息+”“金融+”“健康+”等，推动传统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主动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进程，更广泛地提供江苏技术、标准与经验。

加快全球布局，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支持有实力的企业针对疫情后需求变化，从“被整合者”向“整合者”转变，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一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创新对外合作方式，向研产销全链条拓展，优化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构建畅通的国际物流运输体系、资金结算支付体系和海外服务网络。二是增强中小企业贸易竞争力。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走国际化道路，在元器件、基础件、工具、专用装备等行业，支持企业围绕主业实施兼并重组，打造行业“隐形冠军”。三是提升協同发展水平。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组建企业进出口联盟，推进中小企业“抱团出海”，深度融入供应链，引导企业与境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供需保障的互利合作。

加快强链固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控制力。抓住未来2—3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窗口期，把提升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作为主攻方向，增强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支撑能力。一是巩固和提升产业链水平。以高水平双向投资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弥补关键环节短板，深化补链强链固链，着力引进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型企业。二是攀升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培育一批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和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的创新型企业，支持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需求、高端化发展需求，加快融入全球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链条，提升研发、设计、品牌、服务能力。三是加强产业链区域合作。推进产业链生态主体间的国际合作，扩大承接欧美日服务外包，参与RCEP的经济合作，发展构建东南亚产能循环，开拓多元化市场、嵌入全球创新网络，构建坚实稳固、内外循环的供应链体系。

加快制度创新，提升开放体制机制支撑力。充分利用各类开放平台在规则变革和制度优化中的先试先行作用，打造新型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与新规则、新制度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一是高水平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标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国际先进自由贸易园区，复制推广贸易投资自由化、产业促进、人才激励等体制机制，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针对关键产业链升级，形成系统性集成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二是健全制度型开放新体制。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从业自由等为重点，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制度体系。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接受者、跟随者向参与者、贡献者和制订者转变。三是营造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加快生产要素双向流通速度。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和城市能级，优化海外人才工作和创业绿色通道，加快国际社区及配套设施建设。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嘉尧.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及应对策略[J].价格月刊，2020（7）：90-94.

[2]胡德宝，赵静.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不确定性下中国供应链重构的策略研究[J].学习与实践，2021（1）：21-28.

[3]袁振邦，张群群.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与中国对策[J].当代财经，2021（4）：102-111.

[4]唐宜红，张鹏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0（11）：4-10.

（作者单位：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蔚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