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路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一般认为，充满浓厚世俗色彩的市民文化兴起，是现代文化兴起的重要特征。世俗性的市民文化追求个人幸福、欲望的满足，冲破前现代的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礼教伦常的束缚，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精神动力。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表现为三个分离，其中两个分离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经济与(非功利主义)道德的分离。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结果是经济被视为独立于政治的领域，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与道德分离的结果是实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道德观。[1]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政治与世俗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中并不是那么截然分立的。自中国城市化运动起步以后，以世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市民文化得到了迅猛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如上海这样的沿海口岸城市，吸收西方城市文明得天独厚，十里洋场、霓虹摩登、轻歌曼舞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符号。可是，尽管在市民生活的层面，不可阻遏地呈现出世俗化特征，在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和城市执政者的视野里，却一直都在将城市文化纳入政治的范畴里。哈贝马斯认为，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随后才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而近代中国的各种有识之士则不同，从一开始所关注的就是政治问题，“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