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倩,李庆四

(1.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现代社会发展增强了现实生活诸要素各环节多领域的关联性，公共危机逐渐从单一向复合型演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全方位嵌入社会整体运行发展之中，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因素。新冠病毒自身的高度变异性及快速传播性导致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公共卫生事件突破行政区域及时空边界影响，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民众焦虑情绪，破坏了社会力量凝聚，挑战了国家治理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指出，新冠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将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和冲突[1]。约翰霍普金斯流行病学教授詹妮弗·纳佐(Jennifer Nuzzo)坦言，由于全球环境正变得越来越适合病毒传播，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太可能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甚至可能不是最糟糕的[2]。

一、中美新冠疫情治理效能的差异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不仅严重冲击了各国医疗卫生系统，更将根源于不同政治制度的应对机制和治理效能聚焦于公共危机治理这一共同场域。虽然国内外学界对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人类历史转折点这一议题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传播不受国家制度限制，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维侵害，公共危机应对成为考验各国治理效能和制度根源的共同标准。

从疫情治理效能角度出发，中美两国客观而言差异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