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派主义与叙利亚危机教派化机制浅析
2021-11-28李海鹏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1年1期
李海鹏
自2011 年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界、政策届、媒体围绕教派因素对危机爆发及其走势的影响众说纷纭。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少数学者持原生论的观点,将教派矛盾界定为叙利亚动乱爆发的本质或根本因素①李国富:《大国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载《求是》2012 年第15 期,第55-57 页;殷罡:《叙利亚危机何以峰回路转》,载《中国报道》2013 年总第116 期,第40-41 页。,更多学者或将之视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②唐志超:《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11 期,第51-55 页。,或强调国族认同建构失败是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③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6 期,第4-22 页;韩志斌、闫伟:《从国家构建缺陷到国际体系变迁:叙利亚危机的深层逻辑及其前景》,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5 月(下),第66-73 页;王新刚、马帅:《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解析》,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5 期,第65-80 页。。 在西方学界关于叙利亚案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三种倾向,但在内战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于冲突教派化的原因,关注教派化的长期结构性原因、教派主义动员的机会与环境以及精英的策略性行为。 在媒体领域,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及各自支持者之间的论战,恰恰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工具论者的论点:政府派坚称叙利亚危机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和某些国外势力合谋,试图摧毁叙社会机体的阴谋;反对派则强调叙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民众自发的、跨教派的和平抗议运动转变为教派性质暴力的首要甚至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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