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雪玲

（安康学院 外语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一、安康富硒农产品外宣资料英译现状

安康位于中国西北部、陕西省东南部，北靠秦岭、南依巴山，汉水横贯东西，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美，其森林覆盖率达65%。全市2/3的土壤富含硒元素，54%的土壤硒含量达中硒以上水平，是全国富硒面积最大、地层最厚，硒储量大，属全世界难得的天然富硒区，被誉为“世界硒源、中国硒谷”。生态富硒赋予了安康市富硒农产品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安康目前已建成富硒产品基地450万亩，以富硒魔芋为原料开发生产的富硒魔芋精粉、富硒魔芋干、魔芋粉丝等魔芋系列食品远销海内外，出口量占到全市出口总量的2/3。安康坚持走现代生态富硒循环发展之路，立足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把富硒产业作为立市之业来抓。安康富硒产业产值连续7年涨幅持续保持在30%左右，2019年全市富硒食品实现产值544.31亿元，综合产值达到700亿元以上，全市富硒产业发展呈现了勃勃生机[1]。

毋庸置疑，富硒农产品已成为安康助农脱贫的重要项目，而安康富硒农产品要真正走出安康，走向世界，其对外宣传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安康富硒农产品外宣工作已初有成效，投资指南、招商说明书、宣传册、电子出版物、网页、新闻稿和专题片等都已成为安康富硒农产品外宣的直接或间接渠道，但是相应的外宣翻译研究工作却相对滞后。据调查显示，目前安康富硒农产品的外宣资料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现有的外宣资料翻译处零散状态，主要表现为不系统不完善且没有完整的资料。这使得信息传播的通道不畅，安康富硒农产品走出国门困难，且无法被国际社会认识，从而影响品牌效应。二是外宣资料翻译人员构成混乱，对翻译的认识不统一。既没有统一的行业翻译标准，也没有形成翻译规范，翻译方法和策略使用混乱，导致译文良莠不齐。三是对富硒术语翻译研究重视不够。术语的混乱势必给信息的对外传播造成障碍，而术语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不仅能使富硒农产品的国际化更加顺利，也能帮助翻译工作者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速度。

二、传播学与外宣翻译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活动或行为，其最基本要素是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传播的本质体现为信息的共享、交流与传播。它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即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2]。传播的本质属性不仅仅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为，更是信息传递和交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突出特征就是参与传播双方的互动性，即传播涉及的各要素之间自然地组成一个有关联的、系统的和不断变化的整体。审视翻译的过程，不难发现，其同样具有传播学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功能。翻译的过程依靠语言符号在两种语言间的互动来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换，因此，研究翻译必须要关注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语言使用规则以及语言使用环境等要素。实际上，翻译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的翻译要求的框架下，基于一定的翻译理论的指导，尽量真实的还原原文作者在原文中所要传达的信息，这也是信息在两种语言间的传播过程。传播学关注两大问题，即想要传播的信息能否真实到达传播对象以及实现这个传播过程所需要使用的手段和方法。而翻译同样解决两大问题，那就是译者能否将原文作者在原文中所要表达的信息真实地传递给译语读者，以及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和方法。由此看来，传播学与翻译的过程共享着相同的发生机制，那就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以及运用何种手段和方法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流。

外宣是一种以国家、民族和地区为主体而进行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外宣翻译的根本就是通过翻译构建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的通道，反映到具体的翻译策略上，就是双重策略的合理使用，即语篇层面上的归化和文化层面上的异化的相互协调。因此在翻译中应遵守外宣翻译的五个特点和两个基本原则：准确性、针对性、目的性、政治性和挑战性；信息的信和效，即效果为先原则和目标受众中心原则。效果为先是指译文对原文信息的真实还原的度，具体体现为质的准确和量的充分，强调源语文本的重要性。而目标受众中心原则是指信息的效果和有效性，体现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最终使传出的信息取得预期效果，强调译语文本的重要性[3]。

外宣翻译，其中心词是翻译，理所当然要遵循翻译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不能忽视外宣这个修饰词，正是外宣这个修饰词赋予了翻译识别性的特征，因此，外宣目的的达成也应是翻译过程中须关注的焦点之一。

传播学理论和外宣翻译研究的结合，可以为外宣翻译实践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和指导，有助于解决外宣翻译中语言以及文化两个层面上的策略和方法的选择问题[3]。可以说，外宣翻译也是中国话语权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这种基于跨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话语权力构建不同于意识形态操控过于直接的“权力话语”传播，它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可理解性也更强[4]。

三、安康富硒农产品外宣资料标准化英译原则

（一）标准化缺失的原因及其影响

标准（standard） 是对一定范围内的重复性概念所做的规定，是对技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存在的或潜在存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重复适用的条款的活动，也就是制定、发布以及实施标准的过程则为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标准化的对象是“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产品、过程或服务的质量问题。质量是指“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标准化的目的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这既是制定标准的目的也是标准化的目的[5]。通过调查研究，安康富硒农产品外宣资料英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政府对富硒农产品外宣资料英译的重视不够。目前，安康市及各县区政府的网站上有关富硒产品招商推介的资料几乎都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政府也未曾聘请组织专业人士制定富硒农产品外宣资料英译的标准和规则。

其次，在前期调研所涉及的富硒农产品的投资指南、招商说明书、宣传册、电子出版物、网页、新闻稿和专题片中，仅有个别企业的招商说明书和宣传册有英文翻译，而绝大多数企业的宣传资料仅有企业或主打产品名称的英文翻译，其他内容均为汉语。

再次，在现有的富硒农产品外宣资料英译中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硒”或“富硒”这些关键词的翻译形式不统一。富硒米的译文是“Se-rich rice”；“富硒的土壤，富硒的茶”被译成“Selenium-rich soil，rich selenium tea”；“富硒食品”的译文是“SE food”和“Se enriched food”。再如，有的译文中省略了关键词“硒”或“富硒”，有的甚至没有译文只有汉语拼音。“三沈硒乡纯正菜籽油”“和平茶业紫阳富硒茶”和“平利茶业”的译文分别是“pure rapeseed oil”“Heping Tea Company”和“Pingli Tea Industry”，某著名魔芋食品企业在介绍公司主要产品“富硒魔芋精粉、富硒魔芋米和富硒魔芋即食食品”时，对应的译文是“konjac micro-powder，konjac rice and konjac readyto-eat food”，先不论译文质量如何，单就译文中没有把最核心的词语“富硒”翻译出来，就达不到传递最基本语言信息的目的。还有一些涉及人名地名或者典故的资料，直接用汉语拼音而没有相应的译文，这在跨文化交际中，既不能达到语言层面上的目的，也无法实现文化层面上的效果，从而影响产品的销路和销量。考虑到汉语语言的特殊性以及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困难，虽然在翻译时可适当使用汉语拼音，但也应根据英语本身的构词方法，取其音、补其义，构筑出一个合乎商品实质的译文[6]。比如如果商品名为“地名+富硒产品名称”的结构，此处的地名属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只能使用汉语拼音，那么就可以把这样的原文规范译为“地名首字母大写+富硒产品名称”的形式，这样既译出了文化指向，也可避免地名全拼引起的繁琐，并使得商品名称翻译简洁明了。

由此可见，安康富硒农产品要走向世界，创造更多的价值，就要对富硒产品外宣资料的英译进行规范，就现状而言，此项翻译标准化的工作亟待开展。

（二）标准化英译原则

首先，汉语属于意合语言，英语属于形合语言，两者在句子结构和语篇模式方面都存在差别。一般说来，汉语的句子较短，松散句多，句子的前后衔接较松弛，平行结构较多，词语叠加情况普遍。而英语句子通常通过对主干句的修饰达到表达复杂概念的目的，故句子前后衔接较为紧凑，重叠结构较多，词语叠加使用的情况较少。翻译中语言的归化是由汉英两种语言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及其目标语读者来自不同的语言系统，受不同语言背景的影响，因此译文想要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译者需要克服其背景文化的干扰，尽量使译文在译语中不发生变形，首先要避免译文对原文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以及文体风格的改变。译者的任务是用译语的形式将源语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因此翻译中需要改变的是形式和表现，保持不变的则是意义和信息。汉英翻译时可以用浅化的方法来弥合汉英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既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也是顺应外宣翻译，这既属语际翻译又属符际翻译之复合体的需要[7]。比如一则木耳的广告词为：“无根无沙，口感好，有嚼劲！我们始终保持——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如果译者在翻译中过多地受母语句式结构的影响，那么可能会将其译为：“No roots，no sand， good with chewy taste！ We always hold on——we own what others don’t；we renew what others own and we better what others renew”，这样的译文不仅繁琐且达不到广告语简洁的基本要求。如果将译文调整为“Without roots and sand，it is good with chewy taste!——We are leading”，这样的译文表达明确，清晰明了，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从而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再比如“魔芋主要生长在海拔250—2500米的山区土质肥沃、疏松的隐蔽地带，在我国食用历史悠久。左思的名著《蜀都赋》中就有记载。”译文为：“Konjac mainly grows in the fertile and loosely concealed area of mountain area with an altitude of 250-2500 meters.It has a long history of edibility in China.In The Fu of Capital Shu（Fu is a form of Chinese ancient poetic essay.）——Zuo Si（a famous essayist in Jin dynasty）’ s famous work， it has been recorded”，此译文以加注形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因素，信息明了，文字易懂。因此，当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策略，是就译文的语言形式而言；当谈到内容是归化还是异化时，则是就文化而言。

其次，归化与直译，异化与意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不能简单把归化理解为直译，也不能把异化理解为意译。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面上的讨论，而作为直译和意译的延伸的归化和异化则升格到了文化、文学甚至意识形态层面。直译和意译之争的中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与异化之争的中心则是处在意义形式得失矛盾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力的得失问题[8]。比如如果为了提高译文在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将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的“握手”翻译成“hug；kiss one’s forehead/hand”，就不仅仅是直译还是意译或者归化还是异化的问题，因为“握手”并没有反映“拥抱或者亲吻”的内容事实，这样做不仅是歪曲原文，更是在交际中自损了话语权。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很难划清，甚至近乎模糊。比如“lying on one’s back”和“lying on one’s stomach”被翻译为“仰面躺着”和“趴着”，如果被翻译成“躺在背上”或“躺在胃上（肚子上）”，那便是仅为了追求与原文字面的完全一致而词不达意了，也就是周作人先生所谓的“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所以，此处“仰面躺着”和“趴着”是直译，也可以是意译，如果非要逐字翻译，那就变成死译了。再比如“魔芋干”和“腊肉干”，如果照着文字一对一的翻译，那不就成了“konjac dry/dried”和“preserved pork dry/dried”，这样的翻译不仅离原文万里，甚至是贻笑大方。因此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直译和意译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两个对立面”[9]。由此可见，归化和异化也应该是有这样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最后，当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与文化内容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兼顾时，应遵循语篇归化而文化异化的原则，这样既可保证译文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语言信息，又能借助语言信息传达文化因素，从而满足外宣翻译的传播功能。但是如果在翻译时遭遇语言形式与文化内容相互冲突，二者无法兼顾时，则需要首先考虑语言形式，然后才是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虽然外宣翻译的传播功能要求译文不仅传递语言信息，还要传递文化信息，但是外宣资料实用性这一特点又要求译者首先强调产品的自然属性，即名称、特性以及功能等。只有在译入语读者充分了解这些自然属性之后，才有可能有兴趣了解其背后承载的其他属性，比如渊源、背景、历史或传说等。总之，无论选择怎样的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译文最首要的应是传达出产品最基本的信息。

传播是人类信息的传递活动，包括同语信息传递和异语信息传递；翻译是符际转换（主要是语际转换）活动；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信息传递，是有符际转换（主要是语际转换）的传播。在“翻译传播”这个概念中，“翻译”与“传播”不是“翻译即传播”“翻译与传播”，而是“翻译的传播”[10]。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外宣翻译的符际转换首先要求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等效，也就是语言层面的等效强调语篇层面的归化策略，而文化层面的等效则强调在文化交际层面的异化处理策略，这样就使得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二元之争”转化为“二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