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雪飞

（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7）

出生于俄罗斯的尼古拉·康斯坦蒂诺维奇·列里赫(1874-1947)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作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列里赫幼时起便受到家庭的熏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一生中写了近三十本书，创作了超过7000幅绘画和大量精美的剧场设计，其中大量涉及与印度相关的内容。

东方缘起

列里赫童年时常旁听父母与友人的茶话会。茶话会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时政之外还有艺术创作、旅行经历等等，其中就包括“东方冒险”，这激起了小列里赫旺盛的好奇心，为他的东方情怀埋下隐秘的种子。

列里赫的暑假通常是在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55英里的家族庄园伊斯瓦拉（Isvara）度过的。“ Isvara”是一个梵文单词，其意思为“神圣的住所”“静修所”，是初代主人印度旅行归来后所取。庄园城堡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干城章嘉峰。许多年后，在中亚探险途中亲眼目睹了干城章嘉峰雄伟的模样后，列里赫也创作了一幅名为《干城章嘉峰》的画作。

学生时代的列里赫结识了俄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塔索夫（1824-1906）。斯塔索夫在研究东方国家古代文学上有突出成就，在列里赫出生之前，他就写过一篇分析俄罗斯民间史诗《比利尼》与印度史诗《Shāhnāmé and Mahābhārata》之间相似性的文章。斯塔索夫认为与印度史诗相比，《比利尼》的起源相对较晚，且其中含有大量东方元素。[1]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俄国人与亚洲人有着相同的根源。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看来是难以被社会接受认同的，却都深深启发了列里赫。

自1905年以来，他的许多画作就表现出印度主题，如《拉克什米》《印度之路》《印度梦》等，而这都是在他印度旅行前创作的。

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界处于一种精神狂热的状态，各种唯灵论、哲学、宗教团体的出版物充斥了民众的生活。除了关于解梦、算命和超自然故事的书籍外，当时传阅较广的还有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的哲学著作，以及海伦·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的神智学著作等作品。这些书籍都深深影响了列里赫的精神世界，使得印度在他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种种经历激发了列里赫想要探访文明之源的想法，而亚洲便是源头。列里赫曾写道：“了解亚洲所有源头和浪潮的人将再次感受到亚洲有多么充满活力，所有所谓的预言和传说都来自最古老的源头。”[2]在列里赫的精神世界中，略带缥缈的“东方”一词，有一个更为实在的地点，那就是印度。

印度之行

1900年，正是俄国印度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方产生浓厚兴趣的时期，列里赫与妻子海伦娜对印度的文化和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同年，列里赫积极参与了圣彼得堡的第一座佛教寺庙建造计划，并主持了寺庙的建筑装潢工作。他还从达赖喇嘛委托人阿格万·多尔季耶夫（Aghvan Dordzhiev）（1854-1938）那里听到了一个关于佛教世界最隐秘和高深的概念——天国香巴拉，这对他以后的艺术创作与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香巴拉是佛教密语，为藏语音译，又译为“香格里拉”，其意为“极乐园”，是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为时轮佛法的发源地。列里赫之所以渴望到达印度，游览东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寻找“香巴拉”的所在之地。

列里赫在《喜马拉雅——光之家》一书中近乎狂热的赞美“香巴拉”。“香巴拉的宇宙之眼给人类带来了仁爱。香巴拉的宇宙之眼就像人类道路上的光。……香巴拉之主是召唤者与被召唤者！香巴拉之主呼吸真理并肯定真理。香巴拉的主是不可战胜的。香巴拉之主是旗帜的顶峰，也是光的顶峰。”[3]足以见得列里赫对“香巴拉”的无比憧憬与尊敬之情。

怀揣着对梦境之地美好的想象，二十世纪初，列里赫和他的团队开启了探索东方的大门。1923年11月17日，列里赫与妻子海伦娜及两个儿子——尤里·列里赫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列里赫乘坐轮船前往印度。12月2日，轮船抵达孟买，列里赫一家第一次踏上他们的梦中圣地——印度。在为期一个月的印度之行中，他们访问了印度的斋浦尔、阿格拉、萨尔纳特、贝拿勒斯、加尔各答等地。1923年12月底，他们抵达锡金和大吉岭市，列里赫一直在那里待到1924年9月。

列里赫在印度参观了许多佛教寺庙并驻足聆听诵经，拜访了当地知名的艺术家和学者。他夸赞贝拿勒斯将古韵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建筑风格，感慨空气中弥漫的玫瑰与檀木香气。列里赫曾长久的驻足在恒河边上，看着络绎不绝的人群站在河水中清洗他们的身体，诉说他们的愿望，目睹一场又一场葬礼的举行，生死交加的人间百态。

列里赫对印度的感情可以用他文章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印度，我知道你的悲伤，但我会像春天大地上盛开的第一朵花一样，怀着喜悦的颤抖来纪念你……印度，你是致命的烈火，但我们知道你芬芳的本质。印度，我们知道你思想的深度和内涵。我们知道你伟大的引导之灵。印度，我们知道你古老的智慧！你神圣的经文，概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4]

虽然第一次印度之行时间不长，但是却在他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列里赫公约》在印度的推行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行动者，列里赫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拥有划时代的前瞻性与普世性。由他所提议并落成的《关于保护艺术和科学机构及历史纪念物条约》即《列里赫公约》于1935年4月15日在美国白宫由21个美洲国家签署。《列里赫公约》作为第一个专门讨论文化遗产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保护问题的文件，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进程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印度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厚的历史沉淀。列里赫在他的作品里多次提到印度的文化遗产。在《亚洲之心》中，列里赫就曾记录下一次考察岩画的经历：“在克什米尔的岩石上，可以看到一些古代雕刻。它们被认为是达尔德图像，是达迪斯坦的古代居民所创作的……在这些古老的图像中，我们可以分辨出长着巨大而弯曲的角的野山羊，还有牦牛、猎人、弓箭手、圆舞和仪式。这些雕刻的特点值得仔细注意，因为我们在新疆、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山脉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哈尔斯宁格附近的岩石上也看到了类似的图案。”[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列里赫公约》在印度的推行工作开始了。首先是向印度社会通告公约的基本思想，以及在他国的推行进程。此外，还登载了许多有关列里赫艺术和社会活动的材料，及其文章和画作翻印品。印度和锡兰的众多报纸、杂志上均刊登有相关的简讯。

与此同时，列里赫还向各社会组织与名人发送了信函，请求支持这一重要的文化倡议，并得到了其中大多数人的响应。1931年，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给列里赫的信中说到：“……您的和平公约及文化瑰宝保护旗帜将会是非常有效的象征。对于国际联盟博物馆委员会能采纳该公约，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深深地感受到这将对民族文化的和谐产生深远影响……”[6]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列里赫在印度开展了大量推行文化保护思想的工作。他组织了多次个人画展、多次致函印度媒体、印度文化机构、并与印度知识分子交往。1946年第六届全印度文化统一会议对《列里赫公约》表示支持，并在决议中声明：“决议如下：本次会议在加强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所有印度团体的文化，完全赞同尼古拉·列里赫教授旨在战时、和平时期避免世界历史古迹、博物馆、科学、艺术、教育和文化机构遭受破坏而进行的努力。会议强烈支持并赞同《列里赫公约》。”[7]

1948年8月初，独立仅一年的印度政府宣布认可《列里赫公约》。但遗憾的是，因为印度国内日益严重的领土、宗教和社会文化矛盾，使得印度政府无暇顾及批准及批准《列里赫公约》。

魂归印度

1935年秋天，列里赫一家人回到了印度的库鲁山谷，并在此定居。他晚年的许多画作主题都包含神圣的喜马拉雅山脉风景，如《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使者》《香巴拉的讯息》，以及他生命中最后一幅画《大师的命令》。

晚年的列里赫更喜欢思考有关于生命与责任的宏大的主题。即便是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形下，他也一直坚持写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未来而存在。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需要认识到我们责任的重大。”[8]

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人也终有一天要迎来死亡。在一封写于1947年10月10日的信里，列里赫向朋友表达了他正处于病痛之处的情形：“在六月份收到你的那封信后，我很久没有回信，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原因有很多。 从七月初开始，我就突然病倒了。我躺在床上约三个月，经历了疼痛、手术，这一切都在我所居住的僻静的山区进行……我从来没有生过这么长时间的病，这一切都非常痛苦。”[9]

1947年12月13日，由于心脏衰竭，列里赫倒在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这位一生奔波而忙碌的俄罗斯人，最终长眠于儿时神往的东方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