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煦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文化身份也称文化认同，是指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内蕴和外在的特征。[1]任何国家和民族必须拥有一种维系情感的稳定因素，拥有一套核心价值观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精神支柱，而承载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纽带根源自文化。丧失民族固有文化的国家终将因缺乏向心力、凝聚力而变成一盘散沙。中东变局、乌克兰叛乱等时局表明，一旦国民对民族文化身份产生质疑就会动摇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跨文化传播背景下重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困境

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给后发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西方现代文化的竞争优势与本土文化的退场。以美国为代表好为人师的西方社会凭借其现代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着传媒、主导着学术，到处复制资本主义价值观，严重破坏了文化多样性。统计表明，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每天的发稿量占据世界总量的80%，西方50家出版传媒类跨国公司占领全球了95%的传媒市场。全世界近3000种编入索引（ISI）的科学期刊80%以上来自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2]西方现代话语的强势殖民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形成了本土与全球、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格局，“本土”往往意味着落后、愚昧，“传统”往往意味着保守、僵化。西方政客对于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更是锲而不舍，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3]这些“主义”虽在实践中严重水土不服、屡战屡败，却是逼退和矮化本土民族文化的元凶，也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标杆。

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创新能力不足与传播媒介“失语”。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在创新，在东西方文化和社会习俗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文化产品的审美品位、思想空间和价值追求是竞争力生成的关键因素。只是对传统文化照搬照抄而不加以现代性创新，很难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中国为例，我们老底子的一些民族文化传统如武术、京剧、皮影、剪纸、中国画等以象征性符号的功能向受众勾勒了中华文化的外形，满足了国人的审美需要，但由于选材层次浅显、传播手段单调、内容缺乏哲学感悟而难以形成深层记忆。此外，文化原创力不断减弱、文化大家、文化经典罕见，当代精神的提炼总结与传播不足、文化作品缺乏国际视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度不够等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还有相当的提升空间。从传播技术上看，西方国家文化传播均借助数字化技术以高速度、无损耗、大容量的形态进行高效储存与传送，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多以初级形态为主，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品稀少，其吸引力、传播力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版传媒尚无世界级影响力的大牌公司，没有构建属于自己且被世界认可的话语体系，常常被动“失语”或者“误读”。相反，西方主流媒体垄断国际话语权，造成传播体系严重失衡。为了切合其背后政党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其传播内容自然有所偏袒、有失公允，这进一步挤压了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提升空间，削弱其影响力和创造力。

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自信薄弱与极端民族主义危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相似的境遇即跨越式发展与二元结构并存，这对文化身份的重构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许多国家还没来得及从现代物质财富积累的惊喜中清醒，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也随之孕育而生：贪腐猖獗与国家治理能力落后；社会结构分化与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面对周遭变化巨大、对比鲜明的社会环境，国家文化的内核——民族信仰与本土价值观松动瓦解，稳定的思想观念变得躁动不安，基本的是非判断也充满怀疑和猜测，西方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潮流受人追捧，民族文化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在复杂扭曲的社会环境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民会走向事物的另一端——极端民族主义。他们基于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极度厌恶，打着民族利益和国家至上的旗号，彻底排斥全球化、排斥工业文明、拒绝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与选择、放弃对其他民族合理利益的尊重，走上以暴易暴甚至恐怖主义的道路，成为国家长期发展的隐忧和大患。

基于重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国家文化安全策略

文化身份使社会成员找到归宿、感受温暖，它往往以集体认同和精神连结为纽带成为抵御文化侵略、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石。虽然困境重重，发展中国家仍十分有必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推动文化身份的重构，以应对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激烈竞争。

理性看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采取积极防御的文化传播策略

在跨文化传播中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大气场，一部分人显得过于焦虑，甚至到了谈西方色变的地步。本土文化真会在这场跨文化竞争中显得不堪一击吗？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只能做到你死我活吗？中西文化比较专家乐黛云认为：“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4]在“选择性定律”之下，即便是涉世不深的年青人都能够产生相当强大的免疫力。

然而，有了免疫力未必一定不会受病毒的侵害，放任充满诱人光圈的西方价值观肆意横行一定会祸国殃民，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防御的文化传播战略十分必要。一是基于对全球跨文化传播现实的考量，在文化霸权主义盛行的世界里，后发国家要维护文化安全、谋求持续发展，必须学会在世界舞台上与资本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和平竞争、和谐共处。二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繁重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播方式都急需转型，这方面西方社会积累了丰富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三是应高度警惕西方文化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保证国家文化安全为前提，推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文化强势包围中开拓前进。[5]

守牢国家文化主权，通过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教育创新增强文化自信

如前所述，跨文化传播是把不可回避的双刃剑，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通过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教育创新，做到“堵”“兴”结合、扬长避短、固本强体，把有害于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堵在国门以外，大力弘扬本土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价值观，不断强化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身份认同。

一是健全涉外文化法律体系和管理体系，创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压力逐步升级，至今仍没有一部事关国家文化安全的法律文件。实践中对文化产业管理还普遍存在覆盖面有限、管理盲区多，力度不足等问题，需要建立国家统一的文化制品进出口管理体制，打造与之匹配的信息网络系统，形成全面高效的管理体系。此外，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体系，实时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科学评估，一旦某项指标跨越了文化安全红线，预警系统立即启动，依法依规进行干预。

二是追寻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赋予民族文化新的价值意蕴。文化共同体是重构民族文化身份、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里面蕴含着“共通的起源”“共同的神话”“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人物”等文化元素，这些记忆存在于文物古迹、历史遗迹等载体中，还存在于文学描述和民间传说中，拣选、提取和重塑这些民族文化的共享资源，分享和传播本土民族的历史叙事能增强个人的归属感和群体成员间的亲密感，实现将民族的经历变成“我”的记忆。[6]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民族文化符号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观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在全球跨文化传播中，我们要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坐标系中，探寻民族文化新的价值意蕴。

三是创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教育，增进国民民族文化自信。教育是国民形成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发展中国家要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和价值观进行实证、选择、培育、确定和灌输，动用行政机构、教育体系、通讯网络、传播媒介等面向大众开展宣传教育。首当其冲的是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民族文化内核，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扎根基层、面向百姓，从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和人物身上挖掘和提升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化认同教育，大力开展历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向国民展示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和共同记忆，培养国民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激发其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唤醒民族文化觉醒来唤起国民的民族文化自信。

推进本土文化走向世界，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与传播力

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势不可挡，长远来看，闭关自守也无法实现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本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在。发展中国家克服弱势文化的固有缺陷，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既能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与激发文化自觉，同时也是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一是要提升经济水平、创新传播科技，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能力方面的差距。二是要更新文化传播理念，改革文化传播管理体制，建立适合国情的传播机制。三是要建设或联合建设类似美联社、路透社等全球化传播媒介，利用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文化传播平台发出响亮声音，获得话语权。四是要研究文化传播规律和内容，注重文化产品的包装和市场运营，创新传播模式、方法和手段。五是要研究传播受众的趣味特征，应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传播内容和策略。六是引进和培育熟悉国际文化市场、眼光独到、经验丰富的操盘手、出版商和经纪人，努力培养能够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民族文化品牌并进行有效推广和资源整合的专业人才，培养具有专业文化素养的优秀翻译人才、文化鉴赏人才、媒介传播人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