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君

（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 陕西西安 710000）

进入二十世纪后，在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洗礼下，中国进入了艰辛的近代文化转型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这次近代文化转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胡适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次转型中，胡适顺应文化转型的时代潮流，发挥了杰出人物对历史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探究胡适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可以深化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理解，并加深对胡适思想的认识，更可以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所启示。胡适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和传统文化观等方面上。

胡适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贡献

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观点，并合理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这些思想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着积极意义。

主张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和人格独立。胡适认为实用主义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还认为“有用即真理”。他的实用主义和西方原版的实用主义在理论上基本是一致的。他将其引进中国后，对中国人的方法论思想、效率观点和实证精神的培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和先进方法正是古代中国所缺乏的、近代中国所必需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工业时代或市场经济的哲学，鼓励着人们积极进取。这一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文化走向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在五四时期，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也是反封建的武器。胡适的自由主义主要包含自由、民主和包容等观点。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影响。比如说其中的人格独立、思想言论自由、社会包容和民主法治等“近代的精神”，对近代文化转型有着精神导引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促进中国哲学近代转换。胡适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促进中国传统哲学近代转换的最早代表。这一著作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产生和中国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有着积极影响。胡适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先秦诸子哲学，对老子哲学作出了和平主义的新解释，并认为中国哲学有很多独特之处可以发扬，可以为近代文化变革提供思想资源。质言之，胡适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化变革，从哲学的高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胡适从海外比较完整地引介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有利于中国社会形成新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当然，胡适的哲学思想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说，人化实在论和实用真理说。不过在当时，中国社会面临从古代转向近代的问题，中国哲学面临从传统经学转向近代哲学的问题。胡适哲学思想正是在此关键历史阶段上出现，顺应了时代潮流。

胡适传统文化观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贡献

传统文化观，“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估计”[1]。文化转型必然涉及到对传统文化基本估计，然后对其扬弃，古为今用。人们应该承接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转换，才能实现文化转型。

提倡“中国文艺复兴”，反对封建社会糟粕。胡适不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观是“全盘西化”的，他用“中国的文艺复兴”来总结他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2]。由于胡适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有较大的贡献，有一些人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3]。他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偶像，反对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反对封闭自守的民族心理。胡适并不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他对中国文化的“怀疑批判”是同促进近代文化转型联系在一起的。他把中华古代文化看成是振兴中华文明的重要条件，把优秀传统文化看成是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资源。胡适提倡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有利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

提出“整理国故”和“充分世界化”，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胡适从“疑古”出发，“整理国故”，认为吸收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近代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与具体的过程，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也必然要经历一番遴选、借鉴和内化的过程。对于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要进行丢弃；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要经过“西化”的改造后而“文化复兴”。这种传统文化观是比较正确的，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有利于近代中国承接文化传统，实现近代文化转型。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能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供文化资源。

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指的就是近代社会转型。胡适提出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针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4]。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性的。在具体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他提倡的是“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是，在对海外文化的合理吸收的基础上，使中华文化转型到新形态，实现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也就是“再造文明”。

胡适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贡献

胡适教育思想是胡适思想的比较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这些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有着较为深远的意义。

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胡适从西方引进了很多教育思想和理论。胡适至少在学术自由观、民主办学观、科学治学观、学生发展观、留学教育观和教育救国观等方面，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5]。在高等教育观上，胡适主张建立西方的近代大学体系，提倡建立高水平现代大学；在学术自由观上，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反对学术垄断；在民主办学观上，他认为大学应该实行民主办学；在学生发展观上，胡适强调学生各方面才智的培养，使学生得到综合发展；在教育救国观上，他认为，教育可以救国，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批判；在留学教育观上，他认为留学教育可以吸收外部文明的文化养料，有为自己国家创造“新文明”的作用。

胡适的这些教育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教育的近代化。而社会教育的近代化则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直至今日，这些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依然具有意义。

提倡博雅教育和公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胡适还是现代博雅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提倡者。博雅教育和公民教育包含着“民主、科学、真理、正义、自由、宽容”的“近代精神”。博雅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素质教育。博雅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发展个性，拥有较广的知识面，增强学习主动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进而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供人才基础。胡适还主张公民教育，认为公民教育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要培养个性自由独立的公民，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现代化。胡适的公民教育提倡人权、尊严、独立，鼓励思想包容，有利于塑造一个民主和公正的近代社会，促进近代文化转型。

社会教育对社会文化变革具有导向作用。胡适的博雅教育和公民教育思想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是现代性的，有利于培养近代知识分子，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有利于把压制个性的封建文化转型为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

胡适文艺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贡献

胡适文艺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革命理论中。他的文艺观对于开启民智、开以后之风气有重大意义。

提倡“八不主义”，促进白话文崛起。胡适对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倡崭新的治学思想，促进了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转型。他的学术研究思想，便是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尊重事实和证据”和“多研究问题”[7]。这些思想是创新精神与尊重事实的有机统一，促进了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对中国国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崭新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视角，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力倡文艺启蒙和革新，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的文艺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具有推波助澜之功效，而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性环节。胡适文艺启蒙思想，旨在培养国民所缺少的独立自主和理性的现代精神，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虽然他的文学思想具有过渡性的特征，但其文艺理论和实践促进了文学的通俗化，对于文学的近代化变革有着重要意义。胡适把各种西方新思想和新知识通俗地推广给知识分子，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和公民，而近代知识分子和公民正是构成近代文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近代中国社会便由此展开了文化的“启蒙”，加速了文化近代化的进程。胡适的文艺思想还体现了较强的革新愿望和批判精神。他力倡文学革命，主张中国文化必须革新，不新则败。他对传统文学的强烈批判，使新文化运动彻底、坚决、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胡适的文艺思想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着传统文学的结束和现代文学的开始。

胡适的传统文艺批判思想，虽然有点偏激，但它意味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否定，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有着重要意义。从更深层次上讲，胡适的文艺思想象征着中国社会现代性意识的觉醒，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有着较大影响。总之，胡适学术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贡献在于，提倡学术自由独立，倡导归纳法、历史变化观、进化观和实用主义方法。这些思想有利于确立了崭新的研究方法，更新学术理念，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变革有着较大的意义。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一个复杂和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鸦片战争，高潮于新文化运动，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实，胡适的思想并不深奥，是比较通俗的。而且，胡适不像其他的学者脱离实践，他是很积极将自己的思想投入实践之中的。但是，胡适的思想与实践走的却是一条“中间道路”，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不能应乎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潮流。胡适思想虽然一定意义上达到了通俗化，但没有达到大众化，通俗化只是大众化的必要条件，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没有实现大众化，没有真正地影响人民，正是胡适思想的局限性所在。这同时也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