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灿

(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

在我国二十四部 “正史” 之中， 《宋史》《辽史》《金史》是元朝官方修订的， 合称 “元修三史”。 在修史前后， 对宋(含北宋和南宋)、金、 辽三个并立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正统性如何处理， 在当时是一个涉及政权正当性、 夷夏观等的重要问题， 经过争论， “元修三史” 最终采取了“各与正统” 的立场， 后继的大一统王朝在正史中给予历史上并存的各个政权以正统地位。 “元修三史” 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事件， 史学界也一直较为关注。

学界耆宿饶宗颐曾在其名著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中对 “元修三史” 前后关于正统的论争有过概括性论述[1]52－54。 赵永春也有两篇论文谈到这一问题: 其一是元明清三朝对 “元修三史” 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 认为 “倡导‘华夷一体’， 主张华夷互相吸收， 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 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2]； 其二是通过反驳刘浦江的观点[3]得出结论: “试图否认辽、 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明代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 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 金 ‘各与正统’ 的地位， ‘宋、 辽、 金三史的正统体系’ 并未被颠覆。 也说明， 逐渐强化‘华夷之辨’， 并按照 ‘尊夏贱夷’ 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 并未为明人所普遍接受。”[4]与赵永春的观点相对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除了刘浦江之外， 还有一些学者， 比如， 朱仲玉就认为: “宋、 辽、 金三史正统之争， 争论很久， 为什么最后表面上调和矛盾， 而实际上却用 ‘天命论’ 的形式把正统付给了 《金史》 呢? 这由于元朝统治者一方面要平息汉族文人的意气之争， 而另一方面它却偏爱同是少数民族政权的金， 所以就采用了阳一套阴一套的做法。 元灭金比灭宋要早45 年， 它当然愿意说它的正统地位早在灭金时就已确立， 决不会同意直到灭宋以后它才取得正统地位这种说法的。 三史监修人脱脱和阿鲁图都是蒙古人； 主要的总裁官张起岩等虽是汉人， 却或者早就受到元朝的恩宠， 或者从其祖辈起就在金的统治区里生活， 他们也多是愿意以金为正统而看不起偏安江左的南宋的。 少数想要以宋为正统的史官是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的。”[5]

从上述可见， 对于 “元修三史” 中的正统论及夷夏观问题， 目前还存在分歧， 故拟在学者们论述基础上， 再做分析。

一、 元修三史时的相关争论

关于 “元修三史” 之 “正统论” 问题， 饶宗颐在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一书中对 “元廷修辽、 金、 宋三史， 朝野人士提出不同意见者”[1]51有过简要叙述， 在书的后半部分又附录了各相关文献[1]52－53， 把相关的线索梳理得很清晰， 饶宗颐说: “元修辽、 金、 宋三史， 皆由中书右丞相脱脱为总裁。 而三史之修， 巙巙实发其端…… 《宋史》 之易于措手， 由资料保存之完整， 董文炳之功为多。 …… 《辽史》 成于至正四年(1344)三月， 《金史) 成于至正四年(1344)十一月， (宋史) 成于至正五年(1345) 十月。……先是三史倡修， 状元宋本曾于乡试策问‘三史宜以何体裁， 及凡例正朔， 如何予夺’ 为试题……而诸儒前后论列， 意见颇不一致， 文献可征者， 亦有下列各篇……铁崖之论， 即可代表在野一种相反意见。”[1]52－53赵永春在其论文中，有过更加详尽的梳理[2]。

此后， 史家们对北宋地位绝少异议， 唯独南宋地位具有两难性: 若承认南宋为正统， 则无法解释金朝灭亡了北宋的合理性， 而且对于南宋而言金朝曾经为其上国， 况且元朝继承自金朝， 金朝又继承自辽朝； 若不承认南宋为正统， 则又无法解释元朝事实上是因最后灭南宋才完成一统，否定南宋则元代正统地位也失去理论根基。 所以， 南宋是否为正统， 是当时争论的关键问题。综合来看， 围绕着是否同意以宋尤其是南宋为正统， 相关争论按基本倾向主要分为两种意见。

其一， 主张以宋尤其是南宋为正统者。 此派代表人物是杨维桢。 杨氏在三史修成后不久著有《正统辨》， 坚决主张以两宋尤其是以南宋为正统， 其主要理由包括两点: 其一是认为元朝灭南宋是完成统一的最后一步， 所以应该以接续宋统为正， 杨氏论曰: “宋以甲戌渡江， 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 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 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 故我世祖平宋之时， 有过唐不及汉。 宋统当绝， 我统当续之喻。 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 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 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 其国可灭， 其史不可灭也。 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 论而至此， 则中华之统， 正而大者， 不在辽、 金， 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 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 当在平宋， 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 又可推矣。 夫何今之君子， 昧于 《春秋》 大一统之旨， 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 至于天数之符， 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 吁! 不以天数之正， 华统之大， 属之我元， 承乎有宋， 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 而妄分闰代之承， 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 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 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 於乎! 《春秋》 大统之义， 吾已悉之， 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6]其二是饶宗颐所曾指出的“杨维桢始以道统配合治统”[1]77－78， 杨维桢的理由如下: “抑又论之: 道统者， 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汤、 文武、 周公、 孔子。 孔子没， 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 而孟子传焉。 孟子没， 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 而濂洛周、 程诸子传焉。 及乎中立杨氏， 而吾道南矣。 既而宋亦南渡矣， 杨氏之传， 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 及于新安朱子。 朱子没， 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 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 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 在宋而后及于我朝。 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6]杨维桢在这里认为: 由于理学的正统也转移到了南宋， 所以， 元代接续南宋之 “统” 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二， 主张并立者。 这又主要包括两种意见: 一是谢端(或为 “修端”)主张 “辽自唐末保有北方， 与前宋相次而终， 当为北史； 金太祖破辽克宋， 帝有中原， 亦当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当为宋史。 自建炎之后， 中国非宋所有， 宜为南宋史。 又谓周当为闰， 欧阳不当作 《五代史》， 合作四代史， 见解新颖”[1]53。 二是 “王圻《续文献通考》 正史考称有待诏王理祖谢端之说著 《三史正统》， 欲以辽金为北史宋为南史”[1]53－54。 除了上述主张外， 还有一种意见是王祎在元朝时认为元代应该继承南宋之 “统”，从灭亡南宋时开始算起； 但是这种意见又认为南宋由于不能合天下于一， 所以南宋不算正统。 这种意见可以算是一种折中的观点[1]55。

由此可见， 流传下来的观点以数史并立或者倾向于数史并立者为多。 史载， 当时撰述诸臣也是争论不决， “先是， 诸儒论三国正统， 久不决， 至是脱脱独断曰: ‘三国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 议者遂息， 然君子终以为非也”[7]。 可见， “各与正统” 最终是执政者确定的， 但是仍然有士大夫们并不认为这是合理稳妥之见。

那么， 如何看待这些争论和元丞相脱脱最终“各与正统” 的意见呢?

二、 “各与正统” 的原因剖析

首先， 有的元代学者如杨维桢主张尊宋， 其理由是: “不以天数之正， 华统之大， 属之我元， 承乎有宋， 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 而妄分闰代之承， 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 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 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 ……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 在宋而后及于我朝。 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6]关于杨氏之意， 不应从其维护汉族政权的角度去看， 而是有其他的理由。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 宋代虽然不比辽代更早建立， 但是， 南宋却是比辽、 金灭亡得晚， 而正是在这一最重要前提下， 元代才统一全中国， 这是元得以成为“正统” 的重要理论依据， 并非毫无道理。 这是一些学者主张以 “宋” 为正统的最重要原因，不应该忽视， 也不应该简单地地认为是轻视少数民族。 而且， 更重要的是， 金是南宋与元联手灭亡的，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 有的学者主张以南宋为正统也是有其根由的。 至于杨维桢引入道统论以为正统说辞， 其立意主要是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的。

其次， “元修三史” 最终以 “各与正统” 为结果， 其实未必是为元代的少数民族政权考虑的结果， 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折衷解决办法； 换言之， 是一种反对意见最少的办法。 而且， 这种解决办法体现了一种 “各退一步” 的圆融智慧， 通过承认辽金宋三代各自的“正统”， 达到了使得三代在正统上各进一步、皆为正统(而非偏安政权或者 “伪国”)之目的。这种智慧， 既是政治智慧， 也是历史智慧， 恰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和弹性。 在这过程中， 脱脱是否有左袒 “华夷之辨” 之 “夷” 之意呢?现在看来， 至少从记载中看不出其明显倾向。 前引朱仲玉先生的观点， 只能看出是其推测， 而缺少文献依据。 如果按照权衡 《庚申外史》 的记载看: “至正四年， 春， 欧阳玄、 揭奚斯等修辽、 金、 宋三国史告成。 礼部引国史合院官， 禀右丞相脱脱奏闻。 脱脱摇首曰: ‘此秀才事， 我弗知。’ 三禀三却， 众皆患之。 或曰: ‘丞相好美名， 今此史具列某修， 丞相见其名不列， 宜其愠也。 盍禀之曰: “自古前代史事， 虽以史官秉笔， 而总裁则归一人， 如 《唐书》 则欧阳修总裁， 《资治通鉴》 则司马光总裁。 今辽、 金、 宋三国史， 幸蒙丞相奏用儒臣， 某等行其文， 而所以掌其事使就绪， 实赖丞相之力也， 某等谨以书丞相为总裁官， 丞相幸始终成之， 以为一代之盛典。” 岂不可乎?’ 于是脱脱大喜， 即命掾史具进史仪部， 鼓吹导从， 前后辉光， 自史馆进至宣文阁， 帝具礼服接之， 观者以为近代无之。”[7]脱脱对修三史之事既缺少专业知识， 也不愿参与， 他最终的 “独断”， 也不过是嫌弃诸儒之久论不决而索性简单化处理而已。

再次， 虽然官方确定并最终形成了 “各与正统” 的事实， 但是， 在民间还存在着一些反对意见。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主张以宋为正统的， 其代表杨维桢所谓: “我元，承乎有宋， 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 在宋而后及于我朝。”[6]这充分反映出一个问题， 任何一种妥协性结果， 尤其是这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突破时， 遭到反对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面要承认这种妥协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坚守原有道德准则的必要性。 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是相辅相成的。

最后， 还必须认识到， “元修三史” “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 的做法， 不仅是有学者的论证和坚持， 在中国传统史学上， 也有成例可循， 即唐初八史的修撰。 唐初官修 《梁书》 《陈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五史； 后来，又有以唐太宗 “御撰” 的名义修的 《晋书》， 以及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的 《南史》 和 《北史》，此即为 “唐初八史”。 这 “八史” 之中， 六部前代史， 是分政权修撰， 并不区分 “正统” 和“非正统”， 这实为实质上的 “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 而 《南史》 和 《北史》 在重视贯通的基础上， 也是同样视南北平等， 并无 “正统”与 “非正统” 之分。 关键是要思考， 为什么“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 在唐初并不成问题，到了元初反而成了问题呢? 这实际上是因为与宋代并立的辽、 金， 一直对北宋或者南宋采取攻势， 而元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历史变局， 所以， 士大夫和史学家们面对这一个命题，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

三、 三史论赞之正统论和夷夏观的历史意义

元修三史的 “论” “赞” 部分， 是当时的三史修撰者对于史事和历史人物的评论， 体现出修撰者的历史观， 同时也是当时官方的观点， 当时处于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 并且是第一次在 “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的宗旨之下进行三史修撰， 因而， 这些史官的论赞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 就具有较典型的意义。综合来看，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力证元代的正统地位者

首先， 史臣要为元代的正统地位辩护。 例如， 在谈到南宋灭亡时， 史臣评论说:

赞曰: 宋之亡征， 已非一日。 历数有归，真主御世， 而宋之遗臣， 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 可谓不知天命也已。 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 其亦可悲也夫![8]946

本朝臣子为本朝唱颂歌， 说本朝是天命所归， 历来如此。 但是， 仍需注意的是， 即使事关元朝， 但是元朝史臣仍然赞扬了陆秀夫、 张世杰等南宋忠臣的气节； 而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无丝毫涉及夷夏之防， 仅是从君臣大义角度立论。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史臣是在有意回避，但也不妨理解为是遵循固有的文化传统， 因为以前的史臣在谈到本朝少数民族政权时无不如此， 即使这个 “本朝” 并未如元代那样完全统一全国。

其他类似的议论如:

论曰: 宋之辱于金久矣， 值我国家兴师讨罪， 声震河朔， 乃遣孟珙帅师夹攻， 遂灭其国， 以雪百年之耻。 而珙说礼乐、 敦诗书， 诚寡与二。 杜杲、 王登、 杨掞、 张惟孝， 思以功名自见， 虽所立有小大， 皆奇才也。 陈咸不从逆曦， 虽不能死， 然理财于丧乱之余， 蜀赖以固守， 岂不贤于匹夫而莫经沟渎者哉![8]12391

这里叙述南宋是趁着元代势力大张之时而夹攻灭金， 虽有贬低南宋之意， 却也基本符合事实， 同时也对忠于南宋的臣子之气节予以赞扬。这里恰恰表现出一个事实， 即: 忠义之节， 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对道德律， 故 《明史·贰臣传》之收录降清明臣入内， 同样无须惊讶。

2. 对元前的各朝平等相待

其次， 史臣对其他朝代也是持平等态度， 这点与 “各与正统” 的总基调相一致， 例如元朝史臣在论赞中对于辽的世系议论如下:

赞曰: 辽之先， 出自炎帝， 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9]24

承认辽朝统治者是炎帝后裔， 即把辽也纳入了华夏正统帝王的世系， 也是在承认华夷一家。还有其他例子， 如对历代辽代帝王的如下评论:

赞曰: 太宗甫定多方， 远近向化。 建国号， 备典章， 至于厘庶政， 阅名实， 录囚徒，教耕织， 配鳏寡。 求直言之士， 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 嘉唐张敬达忠于其君， 卒以礼葬。辍游豫而纳三克之清， 悯士卒而下休养之令。亲征晋国， 重贵面缚。 斯可谓威德兼弘， 英略间见者矣。[9]60－61

赞曰: 世宗中才之主也， 入继大统， 曾未三年， 纳唐丸书， 即议南伐， 即乏持重， 宜乖周防， 盖有致祸之道矣。 然而孝友宽慈， 亦有君人之度焉。 未及师还， 变起沉湎， 岂不可哀也哉![9]66

赞曰: 辽起朔野， 兵甲之盛， 鼓行皞外，席卷河朔， 树晋植汉， 何其壮欤? 太祖、 太宗乘百战之势， 辑新造之邦， 英谋睿略， 可谓远矣。 虽以世宗中才， 穆宗残暴， 连遘弑逆， 而神器不摇。 盖由祖宗威令犹足以震叠其国人也。 圣宗以来， 内修政治， 外拓疆宇， 既而申固邻好， 四境乂安。 维持二百余年之基， 有自来矣。[9]359

上述引文， 很明显都是把辽代君主视为正统君主， 并无贬低之意， 这与 “三史” “各与正统” 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谈到金代君主时， 元朝史臣的评论是:

赞曰: 宣宗当金源末运， 虽乏拨乱反正之材， 而有励精图治之志。 迹其勤政忧民， 中兴之业盖可期也， 然而卒无成功者， 何哉?[10]370

赞曰: 金之初兴， 天下莫强焉。 太祖、 太宗威制中国， 大概欲效辽初故事， 立楚立齐，委而去之， 宋人不竞， 遂失故物。 熙宗、 海陵济以虐政， 中原觖望， 金事几去。 天厌南北之兵， 挺生世宗， 以仁易暴， 休息斯民。 是故金祚百有余年， 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结人心， 乃克尔也。[10]403

这里， 史臣并未因为金代是元的敌国而曲意维护元朝的权威， 相反，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 史臣反而对金源氏最终没能中兴深表惋惜。 这种态度， 反映出史臣的客观态度， 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即: 史著乃是为总结经验教训而鉴戒后世的， 而真正的史官， 一方面应该秉笔直书， 另一方面也要总结历史规律供后人借鉴。 因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非一朝一人可得而私之。 这种传统， 由来已久， 是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精神遗产。

更有意味的是， 元朝史臣对高丽和西夏的评论完全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

论曰: 高丽、 西夏之事辽， 虽尝请婚下嫁， 乌足以得其固志哉? 三韩接壤， 反覆易知； 凉州负远， 纳叛侵疆。 乘隙辄动， 贡使方往， 事衅随生。 兴师问罪， 屡烦亲征， 取胜固多， 败亦贻悔。 昔吴赵咨对魏之言曰: “大国有征伐之兵， 小国有备御之固。” 岂其然乎!先王柔远， 以德而不以力， 尚矣。[9]1529

所谓 “高丽、 西夏之事辽， 虽尝请婚下嫁”“三韩接壤， 反覆易知； 凉州负远， 纳叛侵疆”等语， 还有 “贡使” “兴师问罪” “亲征” 等词， 以及引言中所谓 “ ‘大国有征伐之兵， 小国有备御之固。’ 岂其然乎! 先王柔远， 以德而不以力， 尚矣” 之类， 莫不都体现出中国古代特有的天下观、 国家观和族群观， 这些观念都极为包容和灵活， 主要是从文化上而非从人种上区分族群。

3. “君臣大义” 掩过族群之界

再次， 史臣们在评论中， 一如前代的著史者， 其对君臣大义的坚守， 超越了族群的分别。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 不理解这一特点， 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中的诸多现象。 因为，传统中国人本来就极少从人种、 地域上出发的族群畛域之分， 最看重的是文化和伦理关系。 只要接受华夏之 “道” 即华夏， 亦即 “我” 之同类。所以， 华夷之界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最重要的。 在最重视伦理关系的古代中国人看来，君臣大义等人生中时刻不离的道德伦理关系， 弥漫于天地之间， 无所逃避，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在二者发生矛盾之时， 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 华夷之界让位于正统观念的情况下， 以君臣大节为信念， 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譬如， 元朝史臣在其所修三史中， 明确指出君臣大义的重要性， 抨击那些乱臣贼子， 甚至对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贿赂而立其为君也大为不满。 基于同样理由， 对金人立张邦昌、 刘豫为伪政权首领， 也予以抨击:

赞曰: 君臣之位， 如冠屦定分， 不可顷刻易也。 五季乱极， 纲常斁坏。 辽之太宗， 慢亵神器， 倒置冠屦， 援立石晋， 以臣易君， 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 金人效尤， 而张邦昌、 刘豫之事出焉。 邦昌虽非本心， 以死辞之， 孰曰不可。 豫乘时徼利， 金人欲倚为功， 岂有是理哉。[10]1765

正是基于 “君臣之位， 如冠屦定分， 不可顷刻易也” 的道德原则， 史臣们对辛弃疾归宋之举予以赞扬:

论曰: 古之君子， 出处不齐， 同归于是而已。 辛弃疾知大义而归宋。[8]12178

同样， 元朝史臣指出， 论史上之人， 要“观其大者”， 而所谓 “大者”， 即 “忠孝” 大节， 设若大节已亏， 其他小节皆不足道:

论曰: 君子之论人， 亦先观其大者而已矣。 忠孝， 人之大节也， 胡纮导其君以短丧，不得谓之忠； 何澹疑所生继母之服， 士论纷纭而后去， 不可以为孝。 彼于其大者且忍为之， 则其协比权奸， 诬构善类， 亦何惮而不为乎?[8]12023

史臣们还指出之所以要坚守君臣大义的原因， 首先在于即使臣子们功业煊赫， 也是因为君主为大臣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论曰: 神册初元， 将相大臣拔起风尘之中， 翼扶王运， 以任职取名者， 固一时之材，亦由太祖推诚御下， 不任独断， 用能总揽群策而为之用欤! 其投天隙而列功庸， 至有心腹、耳目、 手足之喻， 岂偶然哉! 讨党项， 走敌鲁， 平剌葛， 定渤海， 功亦伟矣。[9]1243

4. “和为贵” 的思想根基深厚

最后， 中国历来主张 “和为贵”[11]， 体现在国家和族群观念上， 可以概括为 “和平思想”。中国古代的和平思想源远流长， 即使是在边境问题和国家安全情势一直较为严峻的宋代， 也是以“和平主义” 作为基本外交原则:

论曰: 兵， 凶器也， 虽圣人犹曰未学。 轻敌寡谋， 鲜有不自焚者。 永乐之陷， 安南之畔， 死者百万， 罹祸甚惨， 良由数人者不自量度， 以开边衅。 禧、 稷、 永能之死， 宜矣。[8]10729

史臣们对妄开边衅的诸臣予以批评， 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 正是由于以 “和为贵” 为立国原则， 所以史臣们对宋、 辽、 金等朝的君主， 凡是偃武修文、 安边息民者， 皆不吝赞扬之词:

论曰: 宋太宗既厌兵， 一意安边息民， 海内大治。 真宗、 仁宗深仁厚泽， 涵煦生民， 然仁文有余， 义武不足， 盖是时中国之人， 不见兵革之日久矣。 于是契丹、 西夏起为边患， 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 神宗抚承平之运， 锐焉有为， 积财练兵， 志在刷耻， 故一时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长， 以兴立事功， 若熊本、 萧注、陶弼、 林广实然。 本、 注起身科第， 弼能诗好士， 广学通 《左氏春秋》。 昔孙权劝吕蒙学，文武岂二致哉! 本上书以媚时相， 广之征蛮，发冢杀降， 君子疵之。[8]10739

论曰: 辽在统和间， 数举兵伐宋， 诸将如耶律谐理、 奴瓜、 萧柳等俱有降城擒将之功。最后以萧挞凛为统军， 直抵澶渊。 将与宋战，挞凛中弩， 我兵失倚， 和议始定。 或者天厌其乱， 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9]1313

论曰: 耶律合住安边讲好， 养兵息民， 其虑深远矣。 六符启衅邀功， 岂国家之利哉?牛、 杜、 颇的、 合里只辈衔命出使， 幸不辱命。 褭里杀人婢以求婚， 身负罪衅， 画其主客， 以冀免死， 亦可丑也。[9]1321

甚至， 这种和平主义可视为解释中国古代重大政治和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 如不理解这一点， 就很难理解中国历史。

四、 结语

由上可见， 杨维桢等主张以南宋为正统的观点， 其理由首先是因为南宋比辽、 金灭亡得晚，南宋灭亡后元代才统一全中国， 兼之金是南宋与元联手灭亡的， 这是元得以成为 “正统” 的最重要历史依据， 否则元朝的正统也就接续不成，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至于杨维桢以“道统” 在南宋作为南宋应该成为元代接续的另一理由， 也主要是从文化上着眼。 最终， “元修三史” 最终采取了 “各与正统” 的立场。 从史料上可见， 并不能推断出脱脱做出 “各与正统”的 “独断” 是由于元代为少数民族政权之故。总体而言， 中国古代虽亦有族群畛域之见， 但是这种区分仍以文化为标准， 而君臣大义一直被视为须臾不可离的首要大事。 至于族群之分， 与君臣大义相比则居于次要地位。 正是基于此， 在二者发生矛盾之时， 多数情况下是以君臣大节为首要信念。 在中国历史上， 包括元代在内的历朝历代， 仍然以兼收并蓄、 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和族群意识为主流。 这正如学者们所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圆融共生、 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圆融共生、 交流互鉴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 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因。惟其如此， 中华文化才能波澜壮阔。”[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