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安

普洱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2021年是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年。70年来，盟誓及其民族团结的相关话语不仅是历史记忆，它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的情感依附、精神力量、文化传统和共同追求，更是普洱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回溯“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碑历史，深入探究其在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历史回溯

普洱是祖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是中国著名的“普洱茶”原产地。在这块神秘、富饶的红土地上，生活着哈尼、彝、傣、拉祜、佤、布朗、基诺、回、瑶、傈僳、白、苗、壮、汉等14个世居民族。历史上普洱各兄弟民族在普洱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创造了丰赡的民族地域文化。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为了让全国各民族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疏通民族关系，中央决定从各民族中选派代表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在选派代表的问题上，云南特别是普洱专区(包括现在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的沧源县)受到了中央和西南局的特别重视。在全国组织的41个民族158名代表中，有53名来自云南，占了1/3，而普洱专区的代表就达34人。中共云南省委把组织少数民族赴京观礼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

1950年12月26日，赴京观礼的各民族代表回到普洱。趁观礼团返回之际，为进一步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团结对敌，巩固国防，适时地召开一次全区性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共商民族团结建设边疆的大计，就成为各族人民心系的头等大事。1950年12月27日，在中共普洱地委领导下，举行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当时，全区有15个县26个民族代表300余人出席，其中包括到北京观礼回来的代表。会议最后一天，也就是1951年元旦，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按照佤族传统习俗，各民族代表歃血为盟、剽牛盟誓，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块“民族团结誓词碑”。“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从此，团结一心跟党走，同甘共苦永相济。70年来，盟誓及其民族团结的相关话语不仅是历史记忆，它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的情感依附、精神力量、文化传统和共同追求，更是普洱各民族宝贵的地方性知识和共同的精神财富。誓言不朽，同心永结，普洱各族兄弟紧密团结，为社会和谐、国家统一、边疆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书写了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一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模糊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观念逐渐清晰确立的历史性标志。它不仅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也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写照和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型和谐民族关系建构的成功案例。

二、“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历史意义

（一）历史上普洱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的团结和爱国精神，是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内在动力

普洱各族人民爱好和平，追求自由幸福，反对剥削压迫。“改土归流”后，普洱各民族“苦汉法繁重”[2]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联合起来反抗清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清雍正5年（1727年），镇沅，威远（今景谷）的拉祜、傣、哈尼、彝等族人民，“宰牛歃血，饮酒盟誓”，举行了反抗清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武装起义。雍正十年（1732年），思茅、普洱（今宁洱）等地拉祜、哈尼、傣等族人民，因反对反动官吏、军官搜刮无度，在蛮坝河蝙蝠洞（今思茅竹林）举行起义，得到了他郎（今墨江）、元江等地哈尼、傣、彝族等族人民的纷纷响应。1796至1807年，威远、镇沅、宁洱、思茅、澜沧、孟连等地的拉祜、哈尼、傣、佤、布朗、汉等民族举行了反清大起义。威丰五年（1855年），以哈尼族田政为首领的哀牢山中段镇沅、墨江、元江的哈尼、彝、傣、白、布朗、汉等各族农民，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16年的反封建、反庄主（地主）大起义。1918年，拉祜族农民李龙，李虎率澜沧新营盘区、雅口区等地的拉祜族、佤族、哈尼族等各族人民在仙顶营举行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起义。

近代以来，普洱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英国殖民者对边疆阿佤山区丰富的金银矿藏觊觎已久，早在清朝时，就不断派出间谍到澜沧、孟连一带测绘地图，盗验银矿，为入侵阿佤山作准备。1934年，英军进兵班洪，攻打班老寨子，企图凭武力掠夺这一地区的金、银矿产。当地的佤族同胞在爱国头人的率领下英勇抗击侵略军。景谷、澜沧、耿马、双江等地的拉祜族、佤族、汉族群众，在爱国人士的领导下组成了1 200多人的“西南民众义勇军”开赴佤山进行抗英斗争，使英军受到了重创，并收复了班老、垭口、南大、户算、炉房等失地，迫使英军退回缅甸。1936年中英第二次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会议在西盟勐梭召开。英方耀武扬威，中方勘界委员会软弱无能。勘界那天，在爱国绅士和民族头人的倡议组织下，15 000余佤、拉祜、傣、傈僳、汉等民族群众云集勐梭，示威抗议，使英国殖民者企图侵占阿佤山的阴谋再次宣告破灭[3]。

1942年，侵缅日军进犯中英（缅甸）未界定之阿佤山滚弄江一代，并出动飞机连续对孟连、澜沧、思茅等地进行轰炸，伺机进犯阿佤山。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佤、拉祜、傣、布朗、哈尼、彝、汉等民族，在开明绅士罗正明等的率领下，成立了阿佤山抗日自卫总队，多次袭击日军据点[4]，连续收复了班洪、十七王地及所属部落之大片国土，迫使日本侵略军从南卡江、滚弄江一线退入缅甸腹地。

普洱各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促进了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无论是反对封建专制、剥削的斗争，还是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表现出各民族联合斗争。特别是班洪抗英斗争和佤山抗日中，有佤族、回族、景颇族、傈僳族、汉族等十多个民族，具有广泛的民族性。普洱各族群众和民族上层人士，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摒弃长期存在的械斗、血仇造成的隔阂和戒备，同仇敌忾，团结御侮，同生死，共命运，为保卫边疆，为捍卫国家尊严而献身，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英勇对敌的伟大壮歌。普洱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班洪抗英斗争中，佤族17部落王发表的《告祖国同胞书》表达了佤族人民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深情和对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表达了佤族人民抗英到底，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慨。组织起来的佤族人民，发出了“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断”，“此志此情坚持到底”的誓言，与英帝国殖民者展开英勇斗争，有44位佤族英雄儿女为保卫祖国边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普洱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是“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直接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普洱地区情况复杂和特殊。云南全境解放，野战大军进驻思普区，普洱边疆已经成为和全国连成一片的解放区。但还有少部分边沿地区，人民解放军还没有进去，政权工作还未展开。这些地区的佤族、拉祜、傣、哈尼、布朗、傈僳、苗、瑶等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与境外民族同族同宗，经济、宗教、婚姻、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交往频繁。由于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及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少数民族之间也有隔阂，民族内部部落中也有矛盾。还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传播崇美思想。逃到境外的国民党军残部还不断派遣特务和武装残匪内外勾结，窜扰我边境。这一切，使这些地区在全国解放的形势下成为敌人与我争夺的最后地盘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清匪肃特、巩固边疆、民族工作是解放初期思普边疆工作的三大任务。其中，民族工作是核心。在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情况下，做好民族工作，实现民族团结，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普洱专区党、政、军的工作中心，始终放在民族工作。

首先，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普洱“各族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生产很落后，生活极痛苦”，“要求经济上、文化上的实际帮助很迫切。因此加强从经济、贸易、文化工作上去帮助各族人民的发展是巩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5]。普洱各级党政部门和解放军派出工作队，深入村寨，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组织群众兴建水利，积肥施肥，提高耕作技术，战胜自然灾害；供应农具、食盐、棉布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发放各种救济粮、衣物和贷款；送医送药免费为群众治病、防病；办学校，组织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等。仅1950年就供应澜沧、西盟价值六万元的食盐、布匹、百货。澜沧县政府1950年10月组织千人万马运输队到景谷运盐满足群众需要。党和政府从经济、贸易、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帮助使他们感受到温暖，认识到党和政府才是真正关心、帮助他们的。

其次，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按各民族的意愿办事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意愿，就是尊重民族。在1950年7月召开的澜沧县第一届各族代表会议上，宁洱地委书记、39师政委侯德才和与会代表举行了喝咒水盟誓，取得互信。为动员沧源佤族代表参加国庆观礼团，做动员工作的李晓村与佤族喝了咒水，赢得民族的信赖。特别是在1950年12月举行的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上，专区党政军领导与各兄弟民族代表以普洱各民族普遍通行的结盟方式喝了“鸡血酒”，采用了佤族剽牛、喝咒水的方式举行集体宣誓，签名不搞强迫，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意愿得到充分尊重。

三、“民族团结誓词碑”对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理论意义

新时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工作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各级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深入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将社会时代特征与民族工作特征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求我们认清楚中国属于统一且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和现实，且在民族和民族问题解决方面没有“标准答案”，需要自力更生，立足中国已建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发展新时期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内涵，通过“中国化实践”的方式创造解决方案，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结合古今中外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立足当前中国基本国情与时代特点，提出创造性的工作机制与建设载体。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工作，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引领。

（一）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对我国统一及多民族国家事实的历史、现状的全新认识与深刻把握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民族与国家，或民族与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国家”概念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历朝历代也都将民族团结进步视为一项国家构建的基本职责，其共同体的最终形态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等并不矛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正是在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求同存异”中实现的，其演进过程是基于国家或社会文化共识，逐渐从区域性的“较小中心”汇集成整体的“一个中心”。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案例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此，“民族中心化”是“国家中心化”的重要阶段。进入新时期，在“国家统一”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之下，涌动着大量的颠覆势力、恐怖主义，由此也存在从“国家中心化”向“民族中心化”逆反的可能性。因此，不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理论“中国化”的理解与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从理论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与方向，“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实践成果，规避了教条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负面影响。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均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事实的尊重。进入新时期，我党把民族团结、人民幸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扬、创新传统民族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共同实现“中国梦”。

（三）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对民族及民族问题方针的不断丰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当今中国时代 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基本内涵包括“八个明确”，全面阐述了中国在新时期国际、国内的核心问题，对于民族及民族问题方针的制定做出了重要指示，涉及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小康建设、法治国家等众多内容，为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 行为。”

四、“民族团结誓词碑”对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有效策略

第一，经济建设优化措施。发展区域经济，促使民族地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红利，这是使经济落后民族地区居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导向，深入挖掘民族地区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通过优惠政策注入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现代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发展。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发展的便利条件，以民族团结示范区为平台，与周边国家、地区展开广泛经济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第二，政治建设优化措施。不断强化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实现政治保障，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并完善国家层面的“示范区”建设，形成民族区域的“联动效应”；创新“四个全面”目标在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实现方式，通过完善政府职能，培养少数民族优秀干部及各类人才，推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第三，文化建设优化措施。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反映在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层面，应树立民族文化交融意识，坚持“求同存异、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重视“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性提取，发挥宗教思想道德理念的文化牵引作用。

第四，社会建设优化措施。形成以党和国家为主导、基层政府为核心、社会组织为中介且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联动机制。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民族工作与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社区管理等应充分结合，消除“真空地带”。例如，少数民族学校、企业应探索新型治理模式，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优化措施。“生态”是民族及民族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应结合我国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条件，一方面，在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思维的同时，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促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合理开发自然生态资源，保留“民族性”的辨识度要素，如象征风俗、信仰和图腾等，统筹协调资源、改善促进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