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琳

（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在文化领域，客观上利益不受威胁且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状态，在主观上人们对本民族文化拥有较高的认同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安全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化安全建设重心体现在坚持正确的文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和谐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从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充分发挥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安全道路探索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现实启示。

一、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基础

毛主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的概念，但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维护新生人民政权的独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维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蒋介石集团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民众的思想状况，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毛主席先后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一时期所开展的批判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坚定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信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安全发展清除了障碍，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对美国所实行的“和平演变”和苏联赫鲁晓所主张的“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的杜勒斯在1953 年提出“解放政策”，并在1957 年提出有希望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实现“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阵营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下，“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进一步使毛主席认识到“和平演变”以及“苏联模式”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1957 年3 月，毛主席指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毛主席对杜勒斯的三篇关于“和平演变”问题的演讲做了分析，指出“和平演变”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严重危害，中国共产党应警惕“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毛主席在实践中探索维护新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措施，并在探索过程中提出思想和创见，为我国文化安全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巩固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措施

毛主席从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提出了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措施。

只有维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才能使我国不受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为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立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我们应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毛主席提出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我们在批判地继承本民族文化时，应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同时也应注重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发展，各民族都应以其独特的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为繁荣我国文化，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此方针的提出与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可以使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使社会主义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毛主席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其文化安全思想。为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毛主席力求有效防止国内封建残余思想对人民的侵蚀，以及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带来的危害，巩固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为我国文化安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认识的深化和拓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继承毛主席的文化安全思想，并与时俱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党的文化安全意识。

（一）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思想，在党内和思想界还存在不少模糊的认识。为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提出应正确对待毛主席思想，反对极左和极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必须继续坚持毛主席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蔓延并对我国社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成为我国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1986 年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自由化是资产阶级的，应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2]。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了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文化的先进性保障文化建设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将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冲突，归因于所属不同文明，使世界各国意识到维护文化安全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为保障我国文化独立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应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抵御外来不良文化侵蚀。

1997 年9 月，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看待我国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提出，实现了从“精神文明建设”到“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转变，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江泽民还着重强调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管理和促进文化市场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保障文化的先进性提供了坚实保障。1999 年2 月，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强对外开放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江泽民将文化安全与政治、经济安全并列，突出表明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三）构建和谐文化，以和谐文化促进文化安全建设

为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建设和谐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2006 年11 月，胡锦涛指出，“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3]。2007 年10 月，胡锦涛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4]。党明确了文化对于人民及国家的重要性，将文化安全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指出，应“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5]，“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6]。胡锦涛将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并列，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将文化安全与政治、经济、信息安全相联系，肯定了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并以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来增强中华文化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以文化的先进性保障文化建设。胡锦涛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通过构建和谐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并首次将“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单独提出，突出表明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文化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趋复杂。为更好地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中国共产党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不断探索适合新时代的文化安全发展道路。

（一）发挥文化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保障作用

为使我国国家安全发展稳步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6]。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特别是文化安全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下，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根据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变化，牢牢地把握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应对文化安全新挑战，并运用整体协同思维充分发挥文化安全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的作用。

（二）牢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坚定文化自信

我国社会正处在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是巩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注重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坚定本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弘扬与传承中华文化，应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根据新的时代需求与人民对精神文化需求的转变，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具有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中华民族为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而感到自豪。

中华民族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使本民族文化不被中断，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在当今社会反映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使我国人民认同与践行本民族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传承。

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能够得以提升，凭借的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关系着我国的国际地位。只有我国在国际交流中拥有优势地位与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思想观念，从而加强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交流合作，促进文化共同繁荣发展。

（三）强化宣传思想工作，正确引导思想舆论方向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各种思想舆论迅速广泛传播，给我国宣传思想工作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借助网络和新媒体作为传播渠道与手段也给党引领思想舆论方向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应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巩固我国的主流思想舆论，在工作中应遵循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新闻报道作为党的思想的主要发声渠道，在影响力与重要性上占据重要地位。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更好地利用网络传播思想，应科学把握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并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时，应注重对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的创新以及对传播方法进行创新，使党的先进思想能够更好地深入人心。我国的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人民的力量，使全党和全社会在思想上团结统一，拥有共同理想信念，并在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拥有相近的评判标准。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以中华文化为支撑，坚定本民族文化自信，重视思想舆论的方向性问题，并从根本上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更好地维护了我国文化安全，进而保障了国家总体安全。

四、新中国文化安全意识发展的现实启示

（一）我国文化安全的发展应与时俱进

从我国文化安全意识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安全工作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我国文化安全意识的发展符合时代需求，这使我国文化安全得以稳固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安全建设中与时俱进，使我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得以继承和创新，并使我国文化安全实现了长足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安全道路的探索中，明确了不同时期文化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在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文化安全的发展应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服务。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文化安全工作中，应根据时代与人民的新需求，创新工作中所需运用的手段与方法，努力提高本国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从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

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是文化安全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确保我国文化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有利于我国从容应对与文化安全相关的风险挑战。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使得党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文化安全相关的工作，保证了文化安全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与思想宣传，将使我国文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确保了舆论方向的正确性以及我国文化安全工作开展的方向性。其次，中国共产党历来具有忧患意识并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在当今的和平年代也能够做到居安思危，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统筹维护好文化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秉持“和合”思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在实践中以平等的文化交流互鉴代替文明冲突，求同存异以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

（三）中国应为全人类文化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在当今更加开放的环境下，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将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延伸至维护世界文化安全的高度。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各个国家文化安全紧密相连，在维护世界文化安全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在维护全人类文化安全中应担起大国责任，努力为世界文化安全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首先，我国应不断发展本国文化，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在传承好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国外文化。其次，中国应提升国际话语权，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化走出去。通过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鼓励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创作精品力作，并利用优质文化产品传播中华文化，使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只有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拥有话语权，从而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好地为维护全人类文化安全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