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涵，严 庆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081）

历史渊源是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每当我们尝试通过一本史学著述去寻找中华民族血脉根源的时候，总会或明或暗地被书写者的言辞笔触影响自己的认知，历史书写恰恰是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乃至构建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知识获取、情感共鸣甚至哲学思考。历史书写是源自西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概念，在西方历史编纂学的两条进路中，“积累历史事实”进路的历史书写是从历史记录中发现和阐明历史过程背后的一般性规律[1]（29）；“讲述故事”进路的历史书写更类似于对史料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的回顾、重述与反思，对历史文本的意义再创造，这也使得历史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叙事的功能、方法和特点。

一、民族主义视角的历史书写与阅读

“历史是话语建构起来的文本，是透过‘历史的诗意想象’和‘合理的虚构’而成”[2]，历史书写与真实的过去尚有一段距离。在保存记忆、总结经验、传承文明的过程中，历史书写因其所处时代不同而呈现差异，因书写主体多元而反映出不同的侧面和诉求，因观念和诉求差异而与难以预测的社会变动相关[3]，因情感或利益驱动而具有内容选择性，因历史与记忆的复杂联系而存在多样化的解释路径。笔者曾用美国学者沃尔坎（Vamlk D.Volkan）“选择性创伤”的概念来解释族际冲突遗留的创伤记忆及其代际传递与弥合[4]，而民族主义视角的历史书写与阅读的一个显著偏向就是不断强化彼此冲突的敌意和受创伤的情感，比较而言，“选择性荣耀”所激发的群体自尊自信则没有如此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