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 耀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作为东南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老挝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稍显端倪之时便加强了“边界”控制，对外约束外国公民入境，对内停运省际班车，禁止人员跨区流动，试图以此阻断疫情传播。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恶化，严格的措施在给老挝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对其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其间，老挝政府既想以更灵活的政策快速吸引国外资本和国际游客进入，重振国内经济，又担心疫情再次反弹给国内造成更大创伤。因此，“边界”成为老挝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始终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问题的提出

“边界”作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存在，最早源于城邦的围墙，本意是通过树立标识来划分区域、制造区隔、区分彼此[1]。但随着城邦的覆灭，山川、河流、民族、宗教都成为某种意义的边界，并出现了自然、人为等不同类型的划分[2]。此后民族国家的兴起，更让边界成为控制延伸的有效工具而对群体生活产生影响[3]（149）。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国家对边界的利用达到一个高潮。

新冠肺炎疫情中，老挝社会边界的演变，在印证上述论断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4]，对边界进行了有效补充，确定了边界事实上并不是僵化、固定的实体，它还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含义，会随着社会情境、社会关系与社会成员的实践不断重构[4]，这也成为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这一思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厘清疫情中边界在老挝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所构建出的“我者”与“他者”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不同让老挝社会表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存在，使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产生成为可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