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一笔（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师范大学）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非实体构成，对社会结构变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以技术为基本驱动力的。媒介技术作为科学技术的基本形态之一，也参与到社会结构变革进程中，正如芝加哥学派杜威所言：“社会不仅由于传播、传递而存在，可以说社会就存在于传播、传递之中。”麦克卢汉早已做出“地球村”的预言，他认为媒介技术将使人们经历脱部落化—再部落化的进程。而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化普及，地球村已成为现实，进入了人与人连接的所谓web2.0时代。但数字化的连接始终与“执手相看泪眼”不同，在互联网构建的超时空场域中我们应如何建立更可靠的情感连接？我们应如何看待由数字比特堆砌的社群的认同与情感依赖？原子化的个人如何在数字资本的裹挟下保持清醒？媒介又如何发挥正向引导的能动性？这些都是亟待我们重视的问题。

一、流动社会中的“再部落化”

工业化进程带来人口、资源流动和时空分离，个体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脱域”出来，嵌入到充满风险的流动社会，“脱域”的个体一方面获得空前自由，另一方面，失去群体观念指引的个体，其身份构建成为一种自我责任。面对风险与孤独，个体便把目光转向网络，到虚拟社群中寻求认同。

（一）个体责任者：流动社会的组成单元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以“共同体”和“社会”来界定传统社会组织和现代社会组织，前者是靠血缘、民族、地区等关系维系的紧密群体，而后者是成员被遥遥隔绝的原子化、个体化社会。……